虞雲國：我們如何理性地評價宋代？
大致以中唐為分界，中國歷史在政治制度、經濟構成、社會關係與思想文化諸領域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兩宋存世期間，外部環境基本處於北方強鄰壓境的態勢下，先是1127年北宋亡於金朝，南宋被迫立國東南；1279年在與蒙元軍隊的厓山決戰中，南宋最終覆滅。
我們站在當下，倘欲理性地評價宋代，首先有必要對兩宋史做一個概覽。
公元960年，襲用五代武將擁兵問鼎的故技，宋太祖發動陳橋兵變，建立了宋朝。開國以後，由他親手擘劃，再經其弟宋太宗完善，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規範，稱為「祖宗家法」，為中央集權的君主官僚政體開出了新局面。他與宋太宗推行「先南後北」戰略，藉助戰爭或和平的手段，至979年最終結束了南北割據局面，完成了中原王朝的相對統一。
自五代後晉起，作為中原王朝的穩固屏障，長城防線已南北易手轉歸遼朝掌控，宋太宗兩度試圖奪回，在雍熙北伐中終遭毀滅性打擊，導致宋朝對北鄰游牧政權產生了根深蒂固的畏懼心理，轉而確立了守內虛外的基本國策。
1005年初，宋朝遏制住遼軍南下的勢頭，與遼朝訂立了澶淵之盟，以歲幣為雙方換來了長期和平。在隨即與西夏的較量中，宋朝再處下風，仍以「歲賜」換和平收場。這種外交定式，也影響了南宋對金、蒙的折衝。
經過立國前期恢復，自北宋中期起，社會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手工業領域出現了所謂「煤鐵革命」，鐵產量與冶煉術均居世界之首，煤的採用促成了工藝技術與城市生活的進步，手工業分工的細密化與專業化程度大為提高。民營手工業比重上升，專業性「機戶」開始出現，並不斷發展。
冶鐵技術的改進促成了農具革新，梯田、圩田、湖田等大量開墾，全國耕田額大幅度增加。
傳統農業發生了重大變革，集約化經營模式基本定型，以經濟作物為主體的商品性種植業的擴展與區域性專業化經營的形成，構成宋代農業的時代特徵之一。
城市也一改前代隔絕的格局，打通了商業區（市）與居住區（坊）的坊牆，取消了城郭區別與宵禁制度，實行開放式管理。這就促進了傳統的政治性城市向經濟性城市的轉化，工商貿易與文化消費的成分大為增強。
城鎮化速度隨之加快：開封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外圍，構織了縣鎮為拱衛的網路，市集則星羅棋佈於網路末梢。城鎮網路為城市社會的繁榮與市民文化的勃興提供了平台。
農業與手工業的發達，城鎮網路的形成，促使商品經濟也隨之飛躍。不僅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甚至文化消費，也都進入了流通領域，自然經濟開始向商品經濟轉型。
11世紀初發行的「交子」，作為最早的紙幣，標誌著商品經濟的總體水平。
但宋初以來崇文抑武、守內虛外的國策，致使「冗兵」、「冗官」與「冗費」積重難返，政府財政陷入困局。「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也使小農經濟往往瀕臨於貧弱無助的破產境地，群體性兵變與民變時有發生。
為解決這些問題，范仲淹促成了「慶曆新政」，卻以夭折而告終。
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把統治階級自改革推向高潮。以富國強兵為目的，以理財為重心，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新法，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在應對改革力度與社會承受力、動機與效果、條文與執行、立法與用人等關係上，變法運動存在著一定的偏差，招致了不同政見官員與既得利益集團的激烈反對。
在適當微調、鞏固新法後，宋神宗著手中樞決策和職官制度的改革，進而試圖解決西北問題，但兩攻西夏均告失利，神宗抑鬱而死。
宋哲宗在位，先是「更化」派全面否定變法，繼而「紹述」派繼續推進新法，雙方黨同伐異，朝局反覆折騰。
宋徽宗繼位，借新法之名，行聚斂之實，變法徹底變質；同時全面放逐異見派官僚，以期與蔡京等代理人獨掌中央控制權。
到其後期，一方面人口突破一億大關，社會經濟躍上了新高度，城市繁榮尤其令人矚目，這一切都形象展現在《清明上河圖》中。
另一方面朝政日趨腐敗，經濟嚴重破壞，盤剝變本加厲，深層次社會矛盾逐漸凸顯，不同規模的民眾武裝反抗在各地此起彼伏。
宋朝決策者無視繁榮表象下的內在危機，與勃興的金朝結盟夾擊遼朝，卻在軍事行動中盡露馬腳。金朝隨即兵臨東京城下，宋徽宗倉皇讓位給宋欽宗。1127年，靖康之變，北宋轉瞬間崩潰式滅亡。
就在徽、欽父子被擄北上當年，宋高宗以徽宗第九子即位於南京（今河南商丘），成為南宋第一代君主。面對金軍的凌厲攻勢，他唯求自保，一路南撤。
經南渡將領數年安內攘外，南宋方與金朝形成對峙之勢，以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為行都，確立了偏安之局。
但宋高宗一味乞和，在岳飛大軍一再獲捷的形勢下，強令撤兵，向金朝貢幣割地稱臣，簽訂了屈辱的「紹興和議」。為求外交內政的雙重維穩，宋高宗與代理人秦檜大權獨攬，嚴酷鎮壓異見派官僚與在野士大夫，政局急遽轉向專制甚至獨裁，南宋政治進入最黑暗時期。
但宋金和議終究是南北地緣政治相對平衡的產物，其後雖有金朝的正隆南侵，宋朝的隆興北伐與開禧北伐，但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打破平衡態勢。幾次短暫的兵戎相見，也未能逆轉雙方和平共處的總體格局。
宋孝宗在位，雖異論相攪以君權獨斷，但朝政相對寬鬆，言路相對自由，在北伐無望後致力於內部發展，思想文化與社會經濟在北宋軌轍上繼續前行，迎來了新的繁榮。
各學派知名學者主持書院，傳道講學，切磋論辯，以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與浙東學派為主體，上接北宋五子與荊公新學所代表的宋學高峰，迎來了宋學第二高峰期，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學最終成為宋學的主流。
經濟重心自安史之亂起由北向南傾斜，到北宋末年，南方耕地與人口數均佔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經濟重心南移大局已成。宋室南渡，北方人口再次大規模南徙，經濟重心南移格局最終不可逆轉。
憑藉造船技術的進步與航海羅盤的使用，以經濟實力為強大後盾，克服了陸上商道受阻於夏、金的負面影響，宋朝大力開拓海上貿易，外貿地區、規模與稅收遠逾前代，自南宋起迎來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黃金時代。
城市經濟更加發展，市民文化日臻成熟，南宋臨安的繁盛程度超過了北宋開封。
家族制度從唐宋之際開始重新整合，以非身份性士紳為核心力量，以敬宗收族為指導思想，以小宗之法為基本原則，以族產為物質基礎，以族譜為維繫工具，以祠堂為活動中心，以家法、族規或「義約」為約束手段，新的宗族組織在南宋普遍形成，成為宋元以降社會結構的重要成分。
宋寧宗即位，大臣韓侂胄為排擠政敵，專擅朝政，以「偽學逆黨」的污名迫害理學派官僚及其同情者，政治生態再度惡化。其後三朝，君弱臣強，專制模式呈現出權相專政的特殊形態，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等遞相專權。
宋理宗雖一度更化，但成效有限。統治集團愈加腐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濫發紙幣，財匱民困，強行公田，怨聲載道，政局暗亂不可逆轉。
隨著蒙古崛起，南宋趁蒙古南侵金朝之機，中止與金的和約，雙方重開戰端。宋理宗親政，在聯蒙滅金後隨即進取河洛，受挫以後即與蒙古進入戰爭狀態，在東中西三路戰線上抗衡長達四十餘年。
宋度宗時，賈似道主政，對決定大局的襄樊之戰失於馳援，終致陷落，元朝大軍得以沿江東下，1276年進圍臨安城下，宋恭帝投降。
朝臣先後擁立幼君帝昰與帝昺，輾轉閩粵沿海，繼續抗元活動。1279年，流亡政權連同其艦隊在厓山決戰中全軍覆沒，標誌著南宋最終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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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摘自《從陳橋到厓山》，虞雲國 著，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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