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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作孚的最後時刻

撰文:庄秋水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52年2月13日重慶《新華日報》頭版左上角刊登了一則消息。新聞標題簡單直接:「盧作孚自殺」,內容也極為簡約:「民生公司民鐸、民恆於2月5日與8日,相繼被特務有意識破壞後,總經理盧作孚忽於8日晚自殺,內情未明,政府正竭力偵察中云云。」

彼時有多少重慶人讀到了這條新聞?又有多少人暗暗推測前因後果?畢竟盧作孚是國內航運業巨頭、四川省舉足輕重的人物。

1

五天前,59歲的盧作孚「平靜」地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多年後,他的長孫盧曉雁回憶說,那是一個天色特別陰暗的下午。天還沒有黑,回到家中的盧作孚一個人到屋裡睡覺,當廚工做好飯,讓盧曉雁去叫爺爺吃飯時,五歲的他不曉得爺爺已經再也叫不醒了。他記得奶奶回到家中,然後聽到奶奶的哭聲,來了很多很多人,他們還把家裡的箱子柜子都用紙條封起來。(趙曉鈴:《盧作孚的選擇》)

當日上午,盧作孚最後一次走進他親創的民生公司,大樓走道里貼滿了各種小字報。此時全國黨、政、軍機關展開「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盧作孚要去參加的便是民生公司的「三反」動員大會。

後來出版的回憶文章中,對這一天動員會上發生的事,民生公司元老李肇基,盧作孚之子盧國維,公股代表張祥麟的描述細節有不少出入。無可爭議的是,盧作孚視作子侄輩的服務員關懷跳了出來,揭發公股代表「受賄」。而其證據便是之前在北京開董事會,私方代表總經理盧作孚請董事們吃飯看戲,還一道理髮代為付錢。雖然關懷並未點盧作孚的名字,但有「受賄」則必有「行賄」。

事實上,就在1951年12月1日,國家主席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中,刻意強調了七屆二中全會所提出的防止資產階級腐蝕的問題,認為這種腐蝕具有必然性和巨大的危險,而且現在是到了全黨動員,切實執行二中全會決議的「緊要時機了」。 所以,從1952年1月26日起,毛澤東布置在全國大中城市「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目的是「反擊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由此可見,關懷「提意見」,可說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了。對此盧作孚內心究竟如何翻江倒海,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以後,盧國維從在場民生職工那裡得知,父親當時「面色難看」。他當時一定是非常絕望,否則不會在會後找關懷,問他,自己花自己的工資有何過錯,為何講話不實事求是。

事實上,直到當天早上,關懷才從盧家搬出去。不妨推測,關懷發問,應該是安排好的。也就是說,矛頭指向盧作孚,不會是「三反」動員會上的即興之作,相反,應該是公股代表(政府)做好部署,引向民生公司這位資本家。

會上,民生公司副總經理童少生沒有和盧作孚說一句話。

2

兩年前,盧作孚自香港返回大陸,並推動民生公司在香港和海上的十八艘商船全部返回大陸,他亦向周恩來提出公私合營建議,一定未曾預料到此後的一系列變故。

1949年政權更迭,盧作孚是國共兩黨都竭力爭取的對象。以事業為重心的盧作孚選擇留在大陸,畢竟他的事業是在長江和沿海。此時,民生公司是中國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總噸位約七萬噸。新政權建立後,12月上旬長江通航。但囿於西南局勢不穩,市面蕭條,航運業業務減少,以及公司的內外債務,民生公司在1950年2-3月的虧損便達150億元,2月下旬已經無力給員工發工資。從前公司資金短缺時,尚可以求助民營銀行,如今銀行業務均已在政府控制之下,除了向政府求助,民生束手。

因此,在1950年初,身在香港的盧作孚委任總務處經理何迺仁為代表,和新政府反覆溝通,希望可以獲得貸款幫助民生度過困難期,並提出公私合營的構想。經過反覆商談,終在這年8月10日,交通部部長章伯鈞和盧作孚在《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上簽字蓋章。按協議書內容,就是在民營企業中加入公股,共同經營,不改變企業所有制。公私合營的組織模式,是由新政府派出代表,與私有股本董事一道管理公司。

貌似皆大歡喜的表象背後,是「公」和「私」對「合營」的不同理解。多年後,正式公私合營之後出任民生公司總經理的劉惠農評價說:「盧先生提出的公私合營和黨的公私合營思想並不是同一概念。盧先生是希望政府作為公股,投資民生公司以使之渡過難關。公股代表只是參加董事會,並不直接參加公司的行政工作。我們黨同意公司合營的目的,是要將民生公司這艘資本主義企業的輪船引入社會主義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僅參加董事會,而且要起領導作用,徹底改革民生公司。」(《盧作孚追思錄》,重慶出版社)

政府洞悉盧作孚面臨的困境和他的心理。公股代表張祥麟說得極為明確,私方主動表示願意公司合營,其用心「一方面是本身的困難沒有辦法解決,想搞公私合營來裝飾門面,以便不斷取得政府的方便貸款,另一方面是想政府派來公股代表幫助解決他們解決不了的勞資糾紛」。在盧作孚提出公私合營之後不久,副總理陳雲在中央財經委員會一次黨組會上亦曾表態:「有些資本家現在遇到困難,提出要公私合營,我們不能隨便答應,要考慮利弊得失,不能一說合營就都是好的。」

一心為民生謀出路的盧作孚並不知曉新政府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如何將資本主義企業引導到社會主義道路,正是當政者在思考的國策。這和1951年2月發動並持續到1953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及1951年秋到1952年夏秋的「三反」、「五反」運動,還有1951年開始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都是新政權進行社會改造的重要內容。舊秩序將被徹底摧垮,國家力量和新的價值觀將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層肌理。

事實上,新政府視民生公司為公私合營的一個標本,它的模式將成為今後大規模公私合營的一個範例。於是公股代表組一開始便是強勢進駐民生公司。1950年10月23日,公股代表首次參加了民生公司董事會。此後幾個月的過渡期,公股代表有意培養靠攏組織的積極分子,派幹部到各輪船各部門,兼之鎮反運行中幾十位民生職工被逮捕,原先的管理層迅速萎縮。盧作孚所信任的幾位中高層幹部也被清洗,他所重用的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中甚至被逮捕處決。

盧作孚所關心的是如何儘快讓民生公司走出困境,恢復正常生產,而公股代表最關心如何儘快「改造」這個企業。雙發衝突不斷,以致於首席公股代表不得不換人。

3

1951年民生公司輪船事故頻發,被認為是沒有充分發動工人群眾、改革工作不夠徹底所致。11月24日,中央財政委員會發布《關於民生公司問題的通知》,認為民生必須要進行更大的改革,在徹底改革之前,政府不會借錢給他們。於是在12月28日,民生公司成立由公私雙方代表組成的八人「民主改革委員會」,盧作孚擔任主任委員。次年2月6日,民生公司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總經理盧作孚第一次當眾做檢討。

這次檢討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情緒。憶及未做民生前生活之艱辛沒有出路,一度泣不成聲。他作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比如有小資產階級意識,被城市的習慣侵蝕學會享受等,但是他對自己的總結可謂擲地有聲:「我一生沒有土地,沒有私人投資,私人沒有銀行往來,沒有回扣,沒有受禮物,對公司有時有點欠支但立刻扣還。」

僅僅兩日後,他便仰藥自盡。其遺囑可謂是之前自我總結的一個註腳。遺囑非常簡單,寫在一張草紙上。一、妻子蒙淑儀生活依靠諸兒女;二、民生公司股票退還;三、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四、借公司的傢具歸還。

這位出身貧寒、為實業救國理想奮鬥了大半生的實業家,為什麼會選擇自殺?

盧作孚

當時新華社《參考消息》編輯的《大參考》(1952年第35號)刊載了一篇文章《私營輪船業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畏罪自殺》,文中說盧作孚自殺原因,外間揣測(一)解放前盧與蔣匪勾結很緊,可能有政治問題,怕「三反」、「五反」運動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盜竊國家財產很嚴重,害怕坦白和被檢舉,據說民生公司內部已有職工檢舉盧貪污事情。(三)民生公司內部有派系鬥爭,近有輪船兩艘被特務擊沉,盧的周圍也有特務,盧死的原因甚為可疑。

這應當是公方代表們的看法。民生公司兼職研究員趙曉鈴花十多年時間研究民生公司,她多方探訪當年的當事人後,認為盧作孚的死,是死於他把誠信看得比性命重要,他未能兌現對民生股東們的承諾,而他的血肉之軀,亦難以承受經營多年的民生事業和員工遭受摧殘,「那些如山般的猜疑、背叛、誣陷和奇艱大誹!在長時期的極度焦慮和多次重大打擊之後,他選擇了自殺來解脫」。(趙曉鈴:《盧作孚的選擇》)

這封傾向明顯的內參還提到了民生人對總經理之死的反應。民生機器廠一位副廠長說:「盧作孚白手興家平生也沒有干過什麼壞事,落得這般下場,有些可惜。」在白手興家後面,括弧里加了一個註:「盧青年時候是一貧苦小職員,由於攀附得法,迅速變質為資本家,以後從掠奪性的原始資本積累,成為大資本家。」一個創辦最大的民營輪船公司、致力於社會建設的理想主義者,曾經享有巨大的社會聲譽,如今在當政者眼中,成為一個攀附、掠奪的資本家。可以說,這個括弧里的注,決定了盧作孚在1949年之後的命運。

盧作孚死後半年多,民生公司在9月1日正式實現了公私合營。1953年2月,毛澤東乘軍艦去南京,劉惠農被特邀到艦上彙報民生公司公私合營的經驗,特彆強調公私合營讓民生公司獲得新生,對其他私營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有指導作用。6月,中共起草了《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由此開始拉開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大規模改造的序幕。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有各省委、市委書記參加的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會議上,劉惠農將民生公司公私合營的經驗總結為四條:一、必須採用社會主義管理方法;二、對資產階級分子一方面團結,一方面批評,在教育和使用中達到改造的目的;三、對資產階級的主要人物不僅要適當安排,還要大膽使用,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四、必須依靠黨委的領導和黨內思想的一致。這些經驗,以後部分上升為指導全國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

盧作孚死後,民生公司肅反運動升級。他生前視作優秀人才、民生歷史上的有功之臣袁子修(重慶分公司副經理)、何迺仁(駐京辦事處主任)、鄭璧成(原主任秘書)等紛紛被捕。當日選擇「大義滅親」的關懷亦被捕。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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