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臣秀吉為何對「南蠻文化」又愛又恨？ | 短史記

文史 01-15

文 | 丁三

日本天正十五年（1587年）六月十九日，在平定九州、行將統一日本之際，豐臣秀吉突然下達了一道「伴天連追放令」（神父驅逐令），勒令所有西方傳教士在20天之內離開日本。

這道命令讓傳教士們驚訝不已。

遠在18年前，傳教士們就認識豐臣秀吉了，並且始終保持著良好關係；四年前他在大阪築城時，還把最好的一塊地皮送給教會蓋教堂，該堂在當年聖誕節落成，「相當巨大……一時大阪簡直成了天主教的中心」；哪怕一年前，他也異常親切地接見了眾多傳教士、神學院學生並頒發了兩張「朱印狀」，一張准許他們在日本傳教，另一張則允諾在未來的征服地區如朝鮮、中國傳教。

如今，「朱印狀」墨跡方干，他怎麼就驟然翻臉了呢？……

圖：豐臣秀吉

這個手筆讓傳教士們眾說紛紜。

在給梵蒂岡的報告里，他們尋找了一個最勉強的理由：豐臣秀吉極為好色，在九州期間物色了「幾個基督教貴族少女」，這些少女卻因為「一夫一妻」的教規躲藏起來，這才導致了豐臣秀吉的惱羞成怒。此後幾年，這個說法在西方廣為流傳。

但執筆該報告的教會秘書、巨著《日本史》的作者路易斯-弗洛伊斯卻心知肚明，在豐臣秀吉的一改前態背後，有著深深的恐懼，以及大多數東方統治者對西方的一種無比複雜、異常微妙的心理。

豐臣秀吉與西方「鐵炮」

豐臣秀吉對西方的最初認識，毫無疑問是「鐵炮」亦即火繩槍。

天文十二年（1543年）八月廿五日，一艘從暹羅（今泰國）開往中國寧波的船隻遭遇風暴，漂流到九州南部的種子島，船上有兩個或三個葡萄牙人。對西方人來說，這是在上帝指引下的「發現日本」；但對日本人來說，在「其形不類，其語不通，見者以為奇怪」之外，最讓他們感興趣的就是對方手中所持的「鐵炮」了。不久後，鹿兒島寺僧南浦文之在《南浦文集-鐵炮記》里描述了日本人對「鐵炮」的最初觀感：「長二三尺，其為體也，中通外直，而以重為質……其發也，如掣電之光；其鳴也，如驚雷之轟。聞者莫不掩其耳矣……」

儘管語言不通，但船上還有一些中國人。在與一名自稱「儒生五峰」的中國人通過漢字筆談後，年僅16歲的種子島領主時堯以2000兩白銀的高昂價格買下了兩支「鐵炮」。這兩件火器將改寫此後幾十年的日本歷史，值得一提的是，那個「儒生五峰」也絕不是什麼小人物，他就是後來縱橫中國海域、一度擁眾幾萬人的大海盜頭子王直。

「鐵炮傳來」是日本戰國晚期的一件大事。歷史學家田中直吉後來感慨：「此槍之傳來，發生如何感覺，不難想像。」而對豐臣秀吉來說，對「鐵炮」以及諸多西洋事物的喜愛，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

「鐵炮傳來」時，他還是年僅7歲的「木下藤吉郎」，但他對類似火器絕不會陌生。他的父親木下彌右衛門曾是一名「炮手」亦即火器手，後來卻因傷致殘，在「鐵炮傳來」次年就鬱郁死去了。

而在他母親改嫁竹彌郎、他經常遭受毆打或餓飯懲罰的歲月里，這種比他父親使用的小型火銃遠為犀利的前裝滑膛槍已風行了整個日本。

在種子島工匠八板清定的努力下，第一支仿製「鐵炮」在1545年問世，「歲余而新制數十」；各地領主、大名聞風而動，先是與種子島頗有交情的小倉庄領主津田算長仿製成功，繼而，堺町商人橘屋又三郎、鹿兒島大名島津貴久乃至幕府將軍足利義晴也紛紛加入了仿製的行列；在擴散到九州各地後，大約1546年，種子島時堯的家臣松下五郎三郎在一次海難中漂流到東海道伊豆州，「自茲以降，關東八州暨率土之濱，莫不傳而習之」……及至1556年，當葡萄牙使節費爾蒙-頻特拜訪豐後大名大友義鎮時，他聽到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數據：

「此時日本人斷言，於豐後國首府有火槍3萬支，我原以為增加如此之多，難於想像，故不勝驚訝。但一些商人與達官顯宦稱，在日本全島已生產出30萬支以上，對琉球貿易日本人只輸出火槍，六次達2萬5千支。」

無論豐後的3萬支、日本的30萬支還是對琉球貿易的2萬5千支，無疑都是一些天花亂墜之辭，卻也說明「鐵炮」已漸漸成為各處軍隊的重要裝備了。

從種種記載來看，在22歲成為織田信長的家僕並升任「步卒頭目」後，豐臣秀吉應該是一個長矛手，但他也一次次地目睹了「鐵炮」的巨大威力：早在1549年織田信長就仿製了500支「鐵炮」，四年後他與岳父齋藤道三在富田見面時，「隨從有700人左右……裝備著500條三間長的中柄朱槍，以及500數量的鐵炮和弓箭」，可見「鐵炮」已成為僅次於四間（每間為1.8米）長矛的主要武器；在著名的「金崎殿後」中，豐臣秀吉挺身而出，自願「殿後」以護衛3萬大軍逃離絕境，他所賴以擊潰敵將毛屋七左衛門並安然脫身的，恰恰是德川家康留給他的幾十支「鐵炮」。

圖：日本「鐵炮」

不久後的野田福島之戰，攻守雙方均以「鐵炮」為主要武器，「槍炮聲於天際日夜轟鳴，黑煙瀰漫大地」。在取得這場當時日本最大規模的熱兵器會戰的勝利後，織田信長也就漸漸擺脫了眾多藩主的合圍，從守勢轉入攻勢；及至決定性的長篠會戰，由於對方錯誤地以騎兵衝鋒為主要戰術，織田信長的主力在防馬柵欄後以「三段擊」密集射擊，雖被突破了兩道防線卻最終獲勝……可以說，倘若不是進入了「鐵炮」時代，出身弱藩的織田信長是不可能稱雄日本的。

「金崎殿後」改變了豐臣秀吉的命運。在此之前，他出身低微，形貌委瑣，綽號「猴子」、「禿鼠」且有著逢迎諂媚的名聲；在此之後，他很快成為堪與丹羽長秀、柴田勝家相併列的主要將領，並從兩人姓氏中各取一字改名為「羽柴藤吉郎」。

如此一鳴驚人，也就不難想像他對此役的關鍵利器「鐵炮」的態度了。在1582年織田信長死於「本能寺之變」後，他的餘生，無論成為織田的繼任者、被天皇賜姓「豐臣」還是決心征服朝鮮乃至中國，也無不以「鐵炮」為最大後盾……

又何止是「鐵炮」？那些年，種種舶來品充斥九州並漸漸流傳到畿內、關東，小到西裝、首飾、西洋畫、玻璃器，大到時鐘、八音盒、西洋樂器、望遠鏡，都成為盛極一時的日本風尚。1569年傳教士就謁見了織田信長，據說他此後經常穿西裝。出身貧寒的豐臣秀吉更喜歡這些「西洋玩意兒」，在視為奇珍異寶之餘，據說他曾絞盡腦汁地想搞明白望遠鏡、八音盒的原理。在他的晚年，他多以洋貨作為贈品或賜品，由此可見他對這些舶來品的喜愛。

但，在年復一年的東南季風中揚帆而來、緩緩駛入長崎港的西洋商船，帶來的不僅是那些洋貨和他所匱缺的生絲、鉛塊和硝石，還有在日本四處林立的天主教堂，以及急劇擴大的信教人群。

天主教傳入日本

天主教傳入日本，在「鐵炮傳來」六年後亦即1549年。

它與後來被封為「聖徒」的方濟各-沙勿略的一次命運性邂逅有關：1547年，作為影響深遠的天主教「耶穌會」六位發起人之一，沙勿略已在印度、馬六甲一帶傳教三年，卻談不上有什麼大起色；這一天他的朋友阿爾瓦列斯帶來了一個日本武士彌次郎，後者因殺人逃亡到馬六甲並深感自己是一個「罪人」；在給彌次郎施洗後，彌次郎力勸他去日本傳教，恰好不久前他已聽說了日本，聽說「當地居民求知慾旺盛」，漸漸下定決心；而在一年多的籌備後，1549年4月15日，他終於在印度果阿踏上一艘商船，繞道澳門前往日本了。與他同行的有兩個西班牙人、三個日本人以及一個印度人，那三個日本人分別是彌次郎和他的弟弟約翰、僕人安東尼奧（均為教名）……

從印度果阿到日本鹿兒島，航程高達7280公里。與歷時四個月的行程、隨時可能遭遇的風暴以及貪婪嗜血的海盜相比，最讓人忐忑的恐怕還是那個神秘而叵測的島國。但作為那個時代最傑出的傳教士之一，沙勿略卻深信一切皆是上帝旨意，並果真收穫了一個個或出乎意料、或當時不為人覺察的驚喜：

先是在幾個藩國取得了傳教許可。在8月15日亦即聖母升天節抵達鹿兒島後，沙勿略很快拜訪了藩主島津貴久。作為最早仿製「鐵炮」的大名之一，島津希望這些傳教士能帶來源源不斷的貿易船、西洋工藝，二話不說就准許他們「自由傳教」。不久後，平戶大名松浦隆信、豐後大名大友宗麟也作出同樣的許諾。暮氣沉沉、耽於宴飲遊樂的山口大名大內義隆，先是下達了逐客令，但在收到大批西洋禮物後也改弦易轍了。這些地方後來大多成為日本天主教的核心教區，其中山口藩的首府城下町是日本最繁華的城市之一，當時已有5萬人口並號稱「西京」，被沙勿略視為早期的佈道之城、「應許之城」。

而在獲得傳教許可後，一些極為重要的細節和人物也出現了，它讓天主教在日本漸漸獲得了立足之地。

一個細節是天主教的日本譯名。幾乎剛剛抵達鹿兒島，傳教士們就將「摩西十誡」等譯成日文並在街頭散發、宣講。在一些居民問起教派名稱時，擔任翻譯的彌次郎答以「天竺教」。這究竟是他們從古稱「天竺」的印度起航的緣故呢，還是彌次郎有意為之的產物？誰也說不清。但這麼一來，許多人以為他們來自佛教的發源之國，代表著最原汁原味、最接近教義的佛學，當然一時趨之若鶩。不久後，在沙勿略途經博多港時，當地崇福寺的僧侶也邀請他講經說法，可見這個誤解流傳之廣。

一個細節是種種頗具東方色彩的比喻和教義闡釋。在崇福寺僧侶盛情招待時，沙勿略拂袖而去，並且很快產生了與比睿山（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總山門）一辯高低的想法，可見他對教義的忠誠和執著。但在宣講時，他也極為重視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比如著名的「雕刻師」比喻談道：一個雕刻師伐木做了一尊佛像，他用樹葉和樹枝生火取暖，用樹木的其餘部分烤魚吃，卻對佛像頂禮膜拜。難道這部分木頭和其它木頭有區別嗎？為什麼不燒了它取暖或烤魚呢？

圖：日本比叡山

由於極為接近佛教禪宗的呵佛罵祖、「劈像為柴」典故，這個意在破除偶像崇拜的比喻不僅沒有招致反感，反而廣為流傳。在城下町宣講時，一個頗負盛名的學僧就當場附和，並在不久後還俗結婚。

還有一個，就是日漸增多的本土傳教士了，其代表人物是教名「羅倫索」的了西。作為一個近乎全盲的琵琶師，了西原本依靠唱曲討飯為生，但在成為傳教士後，他悲天憫人的佈道卻感動了無數人，幾千人先後入教，不乏學者、僧侶、城主、領主等。他是日本天主教在沙勿略之後的又一個啟明星式人物，路易斯-弗洛伊斯後來在《日本史》里感嘆道：

「正如光榮的使徒保羅所說，為羞辱強者，揀選了最低微者，全能的神揀選了幾乎完全喪失視力、天生容貌奇異的人……」

凡此種種，已大致可見日本天主教的早期面貌。在傳教士的清貧力行、日本大眾對僧侶們的日漸厭惡之外，從名目、宣講方式到傳教士本身的一概「本土化」，使它漸漸融入了日本社會。而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個日本天主教的「命中貴人」也先後出現了：在鹿兒島市來城，儘管城主新納康久頗為慎重，但他的家老（家臣首領）、一妻一妾和眾多子女卻都成為教徒，當然大有裨益於傳教；在平戶，山田領主安籠氏一家大多入教，其中包括當時年幼、後來繼承家業的籠手田安經，以其所轄的僅有2400人口的月令島為例，在鼎盛時期入教人數高達1800人；在京都，經堺町富商日比屋了珪介紹，沙勿略住在中藥商小西隆佐家裡並發展他入教，他就是後來著名的「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長的父親……

這些當然是沙勿略「自上而下」傳教方略的產物，但作為「大航海時代」以來最成功的一個海外傳教案例，路易斯-弗洛伊斯將之歸結為上帝的「應許」，也絕不是什麼自欺欺人之辭，毋寧說是一個虔誠教徒的驚喜之語。

依靠大名們各懷心思的許可、本土化和「自上而下」，到1569年，日本天主教信徒已將近3萬人，其中包括一些大名、領主和城主，如1563年受洗的肥前大名大村純忠、1563年受洗的結城山城守河內忠正、1564年受洗的高槻城主高山右近等。及至當年織田信長授予教會自由傳教的「朱印狀」後，信徒人數更是一日千里：1580年大約10萬人，1582年大約15萬人，到1587年亦即豐臣秀吉下達「伙天連追放令」時，信徒人數已達到20萬人左右，其中九州幾藩如肥前、肥後、壹岐等合計在14萬人以上，幾乎處處可見教堂和十字架，恍若一些天主教的國度……

但，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漸漸統一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也漸漸出現了。

天主教與日本內政

這些跡象在1569年織田信長接見路易斯-弗洛伊斯時就有所流露了。

在此之前，天皇曾頒布詔書，「神父們信魔教……應把他們驅逐出京，永久流放，並沒收他們的教會」；為解除禁令，在1568年織田信長帶兵入京、擁立原幕府將軍足利義輝的弟弟義昭後，傳教士們就四處活動並終於獲得了謁見織田的機會。十餘年後，路易斯-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一書中記載了他和織田的第一次對話。

這些對話大多是一些寒暄和試探。比如織田問：「歐洲和印度每年來信嗎？」對此，弗洛伊斯回答：「船進日本時帶信來。」

比如織田又問：「如果神的教義在日本無法弘傳，你回國嗎？」弗洛伊斯則回答：「不回國，哪怕一個信徒也沒有，我們所有神父也都會留下來。」

再比如那句滿懷狐疑的追問：「你們遠來日本，究竟是何動機？」對這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弗洛伊斯絲毫不敢含糊：「只有一個動機，那就是在日本宣揚救世之道，以實現造物主、人類救世主的御道，除此之外，別無它望……」

這時候，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弗洛伊斯是在二條城（幕府將軍在京都的行轅）建築工地上謁見織田的，當時工地上有七八千人，其中包括一些僧侶。在聽到弗洛伊斯的回答後，織田突然對僧侶們叫喊起來了：「在那裡的騙子們，你們不是像神父這樣的人。你們欺騙民眾，偽裝自己，好說空話，傲慢僭越，我多少次想殺光你們……只是不給自己找煩惱罷了。」

圖：織田信長

這突如其來的一幕讓弗洛伊斯對織田有了深刻認識，不久後，他在給梵蒂岡的一份報告里寫道：

「織田輕視神佛和其他偶像，也不信仰異教的一切如占卜（算命）……在他的心目中沒有宇宙的造物主，也沒有靈魂不滅的事情。如再說得明確些，人死之後什麼東西也不存在。」

也就是說，此後十餘年織田對天主教的友善態度，不過是為了貿易船上的生絲、鉛塊和硝石，並試圖以天主教對付佛教罷了。

如果說西方人沖著「胡椒和靈魂」亦即通商和傳教而來，那麼，對織田來說，生絲可以帶來利潤，鉛塊和硝石可以製作彈藥，佛教也是需要對付的，各地訓練有素、極為兇悍的僧兵早已成為他的主要對手，以至於兩年後（1571年）他乾脆燒了比睿山延曆寺並殺了幾千人。這就是織田對天主教的全部算盤，他後來的禮聘傳教士為顧問，他的先後接見傳教士30多次，都不過是出於利用的目的罷了。在不經意間，天主教已成為日本內政、統一戰爭的一個籌碼。

織田如此，遠為功利、世故的豐臣秀吉就更不必說了。又何況，所謂「此一時彼一時」，在他成為織田的繼任者時，顯赫一時的僧兵早已一蹶不振，擁有15萬信徒的天主教卻漸漸有些不安分了。從後來的變奏來看，無論1580年教會的受讓長崎港，還是在九州愈演愈烈的焚燒神社、佛閣現象，都一次次地刺激著他最敏感的神經。

受讓長崎折射了教會與日本內政的一種極為深刻、微妙、近乎身不由己的尷尬關係。早在1549年登陸鹿兒島時，島津貴久就希望他們能帶來貿易船，為此准許傳教甚至不願讓他們去外埠。但次年貿易船卻去了平戶，加上當地僧侶的強烈反對，島津一氣之下乾脆收回了傳教許諾。

而在平戶大名松浦隆信也作出「要胡椒不要靈魂」的決定後，從1562年起，貿易船就駛入了最早的「天主教大名」大村純忠的橫瀨浦港口。及至橫瀨浦毀於一場當地佛教徒蓄意製造的火災後，1571年，葡萄牙人又物色了一個三面環山、地形頗像里斯本的深水良港，這個港口有一個後來廣為人知的名字——長崎。

在貿易船年復一年的往返中，長崎很快繁榮起來了，在1575年左右就聚集了四五千人，其中大約1200人是天主教徒。但1580年6月9日，大村純忠卻決定將長崎「全部、永久、無償地」贈送給天主教會，不久後，天主教東印度巡查使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1539—1606年）在一份報告里分析了他的贈予原因和動機。

圖：范禮安

一是這麼做的話，葡萄牙人將以長崎為唯一港口，「可獨享貿易之利」。它與島原大名有馬義貞的活動有關：為了將貿易船引入他轄下的口之津港，1576年春天，有馬義貞不顧眾多家臣、當地僧侶的反對，表示願意受洗入教；在當年4月8日受洗後，他又給教會送出了一份份大禮，比如他的妻子、三個外甥都先後入教，比如此後幾個月島原藩的入教人數高達1萬5千人；而當年夏秋，在時隔九年之後，貿易船也果真駛入口之津港了……對有馬義貞如此明目張胆的搶食，大村純忠當然不願拱手相讓，乾脆祭出了「贈予長崎」這一絕招與之對抗。值得一提的是，有馬義貞是大村純忠的親哥哥，只是在過繼後才改姓「有馬」，如此兄弟相爭，可見貿易之利是多麼誘人。

再就是強鄰龍造寺隆信、島津義久（島津貴久之子）的覬覦了。如果說有馬義貞最多也就是「挖牆腳」、摻沙子的話，那麼，作為「九州三雄」之一，龍造寺的實力卻絕非大村氏所可比擬，島津氏也同樣不可小覷。但幾個月前的那場戰爭，卻讓大村純忠認識到了天主教的外交、軍事意義。

在有馬義貞入教次年，他就患上癌症死去了。他的兒子、繼任大名有馬鎮純認為這是「神佛懲罰」的結果，下令驅逐口之津港之外的所有傳教士。但不過兩年後，他又一再表示願意入教甚至「要求舉國成為基督徒」，原來此時龍造寺對島原藩的戰爭已經一觸即發了，有馬鎮純試圖以天主教制衡龍造寺。

這個制衡一波三折：1579年7月，在去口之津港受洗的路上，有馬鎮純突然病發倒地，他又以為這是「神佛懲罰」退縮了回去；當年10月，在龍造寺圍城後，他再次去口之津港，卻又發生了家臣與龍造寺勾結的叛亂；及至次年3月，在被圍困五個月後，傳教士進入首府日野江城，卻又因為他和一名年輕婦女有染而不願為他施洗……而在有馬鎮純與那個女人分手並受洗後，葡萄牙船就開始源源不斷地運進糧食、槍支和彈藥，龍造寺也很快知難而退了。一時之間，日野江城、島原藩歡聲雷動，天主教從此在這裡紮下了深根。

毫無疑問，大村純忠的贈予長崎，也有著以天主教制衡龍造寺、島津氏的心思。而在「獨享貿易之利」、借力打力之外，萬一兵敗城破，常年停泊著葡萄牙炮艦的長崎港，也能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庇護所……

受讓長崎將讓天主教介入日本內政、諸藩戰爭，對此，范禮安並不是沒有覺察它近乎玩火的危險，卻還是極力遊說梵蒂岡接受。他所列舉的理由包括龍造寺、島津氏已成為天主教的死敵，包括長崎可以作為全日本信徒的避難所，也包括大村願意讓予的每年約1000克羅薩金幣（每1克羅薩摺合3.56克）停泊稅可以大大彌補傳教經費的不足，等等。

而在梵蒂岡的答覆到來前，他就開始行使長崎的管轄權包括「死刑及其它裁判權」了。對這個決定，此後幾百年教會毀譽不一，有人認為這是無奈之舉，在戰國時代教會不可能絕緣於日本內政；有人認為此舉不啻引火燒身，甚至認為它是後來豐臣秀吉下達「伴天連追放令」的主因……無論孰是孰非，它都折射了天主教在日本、東方的深刻尷尬：它只能在割據的縫隙里生長，並與所依附的土壤亦即當地政治勢力發生或深或淺的關係，一旦統一完成，其存亡斷續就完全視統治者的需要、個人稟性乃至一時喜惡而定了。

進一步說，與貿易船相比，它更為可靠的保證其實是炮艦和不平等條約，一如三百年後在中國、日本所發生的那樣，但這又是與基督教誨、一代代傳教士的崇高人格背道而馳的，並將在當地士庶心中投下長久的陰影，妨礙它的生聚繁衍和發揚光大。這就是天主教或後來的新教在東方一再印證的、幾乎無可逃遁的悲劇宿命。

又何止是長崎這個「國中之國」的出現？那些年，眾多「天主教大名」焚毀社廟、逼迫僧侶「改宗」乃至殺害僧侶的現象，也漸漸超過了豐臣秀吉的忍受範圍。如果說第一個焚毀社廟的高槻城主高山近右是出於虔誠、出於宗教狂熱才採取極端行動的話，那麼，其他人就未必如此了：以大村純忠為例，他的種種激烈手段或許只為了壟斷貿易船：

「天正二年（1574年）甲戌，大村丹後守純忠及臣民，陷溺於南蠻之妖教，崇信耶穌宗門，而燒掉神社佛閣，且殺害僧徒。惜哉！舊來神像靈佛，罹於邪徒之一炬，忽為灰燼」；以大友宗麟為例，在強鄰環伺之際，他未必沒有以此討好教會的心思，「彼大友（宗麟），耶穌之長，外道之魁，自去年至今，國中神社佛閣、堂塔伽藍，燒之崩之，皆成烏有，前代未聞大惡也……人人無不愁嘆。」

至於有馬鎮純就更不必說了，如前所述，他的入教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但此後的舉措卻比大村純忠、大友宗麟還有過之而無不及。路易斯-弗洛伊斯後來不無惋惜地寫道：

「范禮安在該地（島原藩）停留的三個月內，鎮純破壞所有神佛的寺社，大小合計超過40所，其中有幾所是非常美麗而馳名日本的。佛僧或者改宗成基督徒，或者被驅逐出境……」

令人驚訝的是，在後來天主教淪為被迫害對象時，包括有馬鎮純在內的眾多大名卻多有不俗表現，以身殉教者有之，矢志不渝者有之。這或許就是宗教的力量。幾十年耳濡目染所造成的影響，在密密麻麻的慾望之下，在被遮蔽的人心深處，總有一些光亮和世界真相會不時浮現，成為人對世界的終極理解亦即「信仰」，而宗教正是它最好的催化劑之一。同樣令人唏噓的是，這種力量、這種影響，卻也恰恰是任何一個東方統治者所不能忍受的。

圖：1597年，26名天主教徒在長崎殉教，這是後人為他們修建的紀念碑

當然，在眾多對手如柴田勝家、佐佐成政等還虎視眈眈之際，豐臣秀吉對天主教選擇了忍耐、繼續利用。與織田信長相比，他遠為厭惡天主教，但那幾年他卻極深地掩飾了自己的心思，極大地造成了傳教士們的錯覺。

1583年，幾乎剛剛開始修築大阪城，他就決定贈送一塊最好的地皮給教會，並且親自去城外勘探。這個消息讓原本頗懷惴惴的傳教士、「天主教大名」歡欣不已，高山近右負責將岡山（當地在戰亂後已幾成廢墟）的教堂拆遷到大阪，奧爾艮契諾神父被內定為司鐸。而在大阪大教堂落成後，他的右筆（秘書）安威了佐、他的薄記（出納）新佐氏等先後入教，許多不信教的侍女也紛紛取了「教名」以滿足自己的新鮮勁兒，凡此種種，讓奧爾艮契諾甚至估計，「不久的將來秀吉也會成為天主教徒」。

兩年後，1585年，在高山近右被轉封明石藩、當地聞風喪膽的僧侶將佛像護送到大阪尋求他的庇護時，他卻異常冷淡地表示：「就按高山大名所喜歡的那麼做吧。」更有甚者，他下令將佛像送到大阪名剎天王寺焚燒，這個極具羞辱性的手筆讓僧侶們呆若木雞，卻讓那些「天主教大名」決心進一步依附他。

及至1586年，當日本天主教准管區長（副主教）科埃略來到大阪、促成他與那些「天主教大名」結盟並勸說他討伐龍造寺和島津氏時，他更是喜出望外。此舉既符合他「扶弱抑強」的方略，又能讓他在征討九州時獲得強援，何樂而不為？

作為回報，他不僅隆重接待科埃略以下的30餘名傳教士、神學院學生，他還頒發了兩張「朱印狀」允許他們在日本乃至整個東亞傳教。對朝鮮、中國的傳教許諾固然是空頭支票，在日本的傳教許可也不過是一張紙罷了，但西方人的回報卻是實實在在的：在生絲、鉛塊和硝石之外，科埃略表示，「關白殿（豐臣秀吉）渡往中國時，可以提供兩艘葡萄牙船，並與印度副王（葡萄牙總督）交涉，送來援軍」。

那麼，在這次會談中，科埃略所保證的「天主教大名」將聽命於他，是否反而讓他心生警惕呢？范禮安後來猜測說：

「關白非常狡猾，表面上對神父所說的非常滿足……但內心卻開始這樣想，即這個神父有能力讓基督教領主按自己的希望行事，而且富裕得可能向自己提供兩艘渡往中國的船隻，如果他介入戰爭，也許會與當地的佛僧們（僧兵）同樣行事。」

而在擊敗龍造寺和島津氏、平定九州的最初幾天里，他對傳教士們依然友好而熱情：在科埃略前來道賀時，他以近乎繁文縟節的日本茶道招待，「不僅慷慨地允許傳教士重建毀於戰火的教堂，而且再次透露征服朝鮮和中國的絕密計劃」；幾天後，他又到科埃略乘坐的「浮斯特船」（一種葡萄牙快速炮艦）上回訪，「在船上品嘗了神父進獻的糖果（Conceruas）和葡萄酒……對葡萄牙的造船技術大加稱讚，甚至要求租借葡萄牙的戰船，用於計劃中的大陸遠征」……

就在這次回訪九天以後，豐臣秀吉下達了《伴天連追放令》。

豐臣秀吉接受西方舶來品

這份《伴天連追放令》共分五款，從不加修飾、頗多語病的行文來看，它很可能出自豐臣秀吉的親筆。其中第一款開宗明義：日本乃神國，由天主教國傳來邪法，「太以不可然事」。也就是說，日本容不下那樣的異端邪說。

在此之下，諸大名搗毀神社、佛閣，「實乃聞所未聞之事」。他這麼告誡那些「天主教大名」：大名們不過「暫時」據有領地和權力，當然也要服從「天下法令」也就是他的法令，不得為所欲為。第三款說到了追放令的核心內容：「伴天連（神父）欲以其說教得人民信仰，乃如此破壞佛法，此事斷乎不可」；他們必須在20天之內離開日本，當然，在這個期間傷害傳教士的人，「亦將懲罰」。

至於第四款、第五款，則嚴格區分了通商和傳教。「黑船」為通商而來，當然另當別論，「今後亦可進行長年之貿易」。只要不妨礙佛法，無論貿易船還是別的什麼船，一概多多益善，「任其自天主教國自由往來」……

由於一切太過突然，在這份文告張貼在九州、畿內各埠時，教會一片混亂。沒有人注意到豐臣秀吉在這份文告里流露的複雜心態：儘管勒令為數113名的西方傳教士限期離境，但他既沒有禁絕貿易，也沒有勒逼信徒們「改宗」，更重要的是，從不牽涉教堂、教產這一點來看，他甚至允許本土神父繼續傳教。也就是說，豐臣秀吉對天主教並沒有斬盡殺絕，一切都還大有轉圜的餘地。

不久後，幾個傳教士也漸漸捕捉到了這種餘地。在豐臣秀吉派人送來《伴天連追放令》原件時，他曾勒令各地傳教士在平戶聚集，在那裡離境出海，但傳教士們卻大多決心與教會共存亡，趕赴平戶的寥寥無幾。正當平戶信徒憂心忡忡之際，二十天期限到了，一切卻風平浪靜，豐臣秀吉似乎忘了這件事。見此情形，幾個傳教士趁機提出了一個滯留日本的絕好理由：返回「南蠻」亦即東南亞需要西北季風，也就是說只有秋冬時節才能成行。對此，豐臣秀吉不置可否地默許了。

又過了一些日子，各地傳教士紛紛恢復了佈道、傳教，教堂甚至比原先還熱鬧，卻始終沒有人干涉。及至西北季風吹過時，儘管頗有一些人提心弔膽，到底也無聲無息。到這個時候，曾讓許多傳教士決心殉教的《伴天連追放令》，似乎已經不了了之了……

那麼，豐臣秀吉為什麼雷聲大、雨點小呢？他為什麼先是氣急敗壞地拋出一個絕無可能的「20天」期限，繼而又聽之任之了呢？是為了貿易船嗎？畢竟，統一戰爭還在進行著，無論鉛塊、硝石還是另一種大宗商品皮革都是必不可少的。至於生絲，在日本進入他和織田信長締造的「安土—桃山時代」（安土指信長，桃山指秀吉）後，它每年進口量已達到驚人的30萬日斤以上，可供士庶製成13萬件絲綢和服。銷量如此，利潤也就不難想像了。

是為了安撫那些「天主教大名」嗎？此時他早已決心征討朝鮮、中國，九州與朝鮮隔海相望，那些大名以天主教徒為骨幹的軍隊又極有戰鬥力，當然不能寒了他們的心。渡海西征關乎日本國運，也關乎他的一生功業，與此相對比，區區一百多個西洋傳教士又算得了什麼呢？一個事例或許可以說明豐臣秀吉「萬事悠悠，唯此為大」的心態：無論1592年還是1597年，兩次遠征都以兩個「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為先鋒，而為了激勵士氣，豐臣秀吉不僅允許他們以天主教「十字旗」為軍旗，他還默許了兩個大名將朝鮮征服為「天主之國」的動員令。

又或者，他已經朦朦朧朧地意識到，倘若驅逐那些傳教士的話，日本將不可逆轉地走上封閉、「鎖國」的道路？正如舶來品的背後有西洋工藝、機械、造船術乃至格致、幾何之學那樣，傳教士的背後也有著一個嶄新、讓人既嚮往又恐懼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萬民皆是凡人，人間不過現象，是容不下他這個獨裁者的。他對此當然有著本能的嫌憎，卻也不願讓日本永墮黑暗。畢竟，在色彩繽紛、國運方隆的「安土—桃山時代」，日本字典里是沒有「鎖國」這樣的辭彙的……

在這種一言難盡、紛繁複雜的考量中，他唯一的手筆就是不再與傳教士們保持私人交往，卻也不再談及什麼《伴天連追放令》了。此後十餘年，或許是出於一種隱秘的、頗堪玩味的補償心理，他猶如一個貪得無厭的孩子，開始細細地把玩著一種種西洋器物、舶來文藝乃至風俗，那被統稱為「南蠻文化」的一切。對他來說，這些都是再好不過的玩具了，當然，也只能是玩具。

1591年3月，在離開日本幾年後，范禮安又前來謁見他了。由於這次求見的名分是葡萄牙總督的「使節」而不是什麼傳教士，他也就自欺欺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答應了。總督書信寫在繪有彩色圖案的羊皮紙上，就已經讓他大開眼界了，作為禮物的兩匹阿拉伯馬和兩件義大利制白色甲胄，更成為他餘生的至愛。在隨行陛見的幾名日本「天正使團」少年演奏西洋樂器時，他撫掌大樂，他們的歐洲見聞則讓他嘖嘖驚嘆。一個擔任翻譯的葡萄牙青年極受他的喜愛，哪怕對方後來成為傳教士，他也執意以「使節隨員」的禮儀接待。

西洋雖然遙遠，但他卻有一個長崎。在次年去九州為遠征的15萬大軍送行時，他驚異地發現，儘管已收回長崎五年，那依舊是一個充滿異域風情的城市。除了令人厭惡的法庭舊址，無論建築、街區還是停泊的西洋船都讓他嘆為觀止。從長崎返回京都、大阪時，他帶走了一些廚師和裁縫，從此「南蠻菜肴」就時常出現在他的餐桌上，至於有著紐扣和金飾的「南蠻服裝」，更迅速風行於日本的各個城町。

原本他憤恨傳教士吃牛肉，此時自己也開始吃。牛肉被稱為「瓦加」，襯衫則被稱為「吉朋」，當然都來自葡萄牙語。十字架和念珠成為暢銷一時的洋貨，哪怕不信教的人也會買來佩戴。耶穌像和聖母像都被含含糊糊地稱作「南蠻聖人」，儘管大多數人都知道他們來自歐洲。中產人家大多會添置「南蠻屏風」，至於在牆上掛一幅西洋畫，哪怕是升斗小民都辦得到。及至1593年豐臣秀吉又去了一趟九州後，「南蠻歌舞」也流行起來了，原來他去一艘葡萄牙船觀賞歌舞后，許多歌伎、樂工就估計它會成為賺錢的買賣。

兩度遠征，兩度損兵折將，豐臣秀吉漸漸頹廢。天主教信徒的人數已達到30萬以上了，他也不以為意，唯一珍惜的就是自己的殘年了。他一次次地去吉野觀賞櫻花，這個日本傳統卻成了「南蠻」器物、風俗的展覽會，最為醒目的當屬所有大名、公卿都穿著「南蠻服裝」了。

所謂「良辰美景奈何天」，他越來越老，也越來越痴迷這些。而在他死後約40年，同樣厭惡西洋宗教、制度卻對「南蠻文化」毫無興趣的德川家光，下達了「鎖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