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鶯：國寶的形成——觀念史視野下書畫收藏的現代轉型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 書畫收藏存在於社會的頂層階級。所謂「公私收藏的此消彼長」, 公是指宮廷, 私是指士大夫階層, 即書畫收藏只在傳統社會金字塔的頂層聚散。古人說「畫為文之極」, 書畫是傳統社會中精英分子的文化共識、審美範式的表達, 藏品「秘不示人」, 是指普通百姓很難有機會接近。書畫收藏「秘不示人」的狀態隨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一直持續千年, 直至清末民初, 這種循環才被打破。晚清時期, 中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 社會觀念產生了變化。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相互對話, 開啟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文化融合 (1) 。這一場文化融合啟動了文明的現代轉型, 書畫收藏的傳統模式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轉型的第一階段:秘不示人到公開展覽
《石渠寶笈》三編 (2) 之後, 清宮收藏開始散逸。清王朝崩潰, 末代皇帝溥儀退位。但是, 紫禁城中龐大的文物並沒有馬上劃歸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管理。溥儀繼續享有皇帝的尊號, 並居住在紫禁城中長達十年之久。在此期間, 溥儀因需開支留存人員的生活費用, 將一些文物拍賣典當, 另外也有廷臣、宦官盜賣的狀況, 清宮收藏流散民間。同一時期, 王公貴族舊時大戶走向沒落, 紛紛出售家藏。士紳階層財力雄厚, 主導民間收藏, 古玩業風生水起。同一時期歐美的「中國風」 (Chinoiserie) , 讓中國的古玩貿易延伸至海外。在古玩業興旺的時期, 西方傳來的展覽會和珂羅版古畫圖錄成為當時的時髦文化。
20世紀初, 國內形成以北京和上海為首的兩個古玩圈, 由鑒藏家、洋人古董商、掮客、文人、海派畫家等組成, 形成一套從收藏、辦展覽會、出展目, 印雙語對照圖錄和藏品目錄、作廣告宣傳等一系列的市場運作程序, 促成了近代最大規模的一次書畫流動。中國古畫開始在東洋、歐美流通並被私人藏家和博物館收藏, 由此影響了中國畫的世界收藏格局。1914年, 旅滬外籍古玩商人史德匿 (E.A.Strehlneek) 出版精印漢英合璧的《中華名畫———史德匿藏品影本》, 當時《申報》《時報》《神州日報》等連登廣告, 稱之為「20世紀新發明」[1]。1914年底, 大收藏家虛齋出版中英對照的《中華歷代名畫記》, 挑選了76件 (套) 藏品準備參加1915年在美國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1915年, 上海古玩商文源齋主人李文卿出版中英對照的《中華歷代名畫記》 (3) ;1916年上海來遠公司 (4) 出品管復初 (5) 鑒定的《古畫留真》, 大開本, 裝幀精美, 中英對照並附有珂羅版彩圖。此後中英對照的收藏圖錄屢見不鮮。總結那一時期珂羅版的書畫印刷品基本上有以下功能:其一, 展覽會圖錄用於大眾普及宣傳 (圖1) ;其二, 古畫出洋和書畫流通中的商品介紹用於貿易 (現代拍賣會圖錄的雛形, 圖2) ;其三, 用於學校教學 (圖3) 。曾經「秘不示人」的書畫收藏在這個過程中以印刷品的媒介形式向大眾傳播。珂羅版的印刷技術推動了書畫收藏的現代轉型:書畫著錄中出現左圖右史的版式, 豐富了傳統書畫史的內容, 成為突破傳統的革新;珂羅版圖片印刷技術的快速傳播, 促使藏品獲得公共性, 從秘不示人的書齋走向了公開展覽的展覽會。
圖1 1909年珂羅版版《歷朝名畫共賞集》（6）
圖2 1916年年《古畫留真》 （7）
1905年端方率領五大臣出洋考察, 從那時起西方的博物館、美術館概念已經對中國產生影響。收藏有了一種被展示的需求, 人們將收藏展示與國力展示相聯繫。1911年清室宣布退位, 外庭的三大殿, 太和殿、文華殿、武英殿成立了一個展示空間, 名為「古物陳列所」, 集中展出熱河行宮和奉天行宮的書、畫、古物。這是清宮歷代收藏的部分書畫第一次被公開陳列。此為博物館的前身。在國家博物館還沒有興起的時候, 中國的士紳階層用各自宏富的私家收藏承擔了類似西方私人博物館的功能, 同一時期出現的書畫展覽會、書畫藏品珂羅版圖錄和古畫出洋等, 都是士紳階層私家收藏面向公眾的展示。在這一階段, 中國書畫收藏對外的文化輸出啟蒙了西方對中國書畫的認知, 並開啟了西方學術界進行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大門。此為書畫收藏格局之變的第一階段的總體面貌。
圖3 1940年中英對照的《名筆集勝》（8）
觀念沉澱於辭彙。對辭彙進行數據分析會得到該辭彙在一定歷史時期的使用頻率曲線。以下曲線的起伏顯示著「展覽會」觀念的形成過程 (圖4)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 「展覽會」這個辭彙在1910年後呈上升趨勢, 1915年左右出現高峰, 1929年出現爆髮式增長, 20世紀30年代仍然有一個小高峰, 到40年代衰落。
圖4 關鍵詞「展覽會」、「博覽會」於1880至1945年間的《申報》中出現的辭彙頻率走勢圖
根據詞頻走勢, 我們再結合當時的重要事件進行分析。在全球化的過程中, 中國對「博覽會」「展覽會」的接受和認知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1910年端方策划了在南京舉行的南洋勸業會,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博覽會。從此, 「展覽會」「博覽會」的觀念開始風行, 之後展什麼則成為關注的主題。1910年, 張元濟在參加比利時布魯塞爾博覽會後提出世界博覽會應該展示文化 (9) 。民國初年新政府要重新樹立國際形象, 因此1915年美國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世界博覽會受到民國政府高度重視。1915年前後國內各種展覽會也紛紛出現。首先是因為巴拿馬博覽會要選拔參選的物品, 各省辦展挑選;其次, 「展覽會」的觀念已經形成, 展覽成為風尚, 各種展覽林林總總。在這個過程中, 書畫收藏的展示, 從登門拜訪的小眾雅集發展成為收取門票的私家花園遊園會, 最後走向公共的展覽會。這些展覽中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 文化是展覽的主要內容。1929年, 全國美術展覽會拉開帷幕, 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美術展覽會。「展覽會」成為國家層面的美術活動。對於普通大眾來說, 曾經深藏於內府或轉輾於士大夫府宅之中的精美書畫, 在展覽會中公開亮相, 只要購買門票就可以看到, 不再遙不可及。書畫收藏在這樣的觀念背景下從「秘不示人」轉向「公共展覽」。從此書畫藏品的欣賞群體發生了轉變, 書畫的流通方式也發生了轉變。
二、轉型的第二階段:博物館與海內外收藏格局的奠定
在《石渠寶笈》初、續、三編的編訂之後, 書畫幾乎被宮廷網羅, 徹底改變了民間的收藏狀態。晚清的紫禁城是一個有著巨大藏品但是秘不示人的「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的主人是天子。如今我們各省都有博物館, 各自保存著不同級別的書畫珍品, 同時有一部分非常珍貴的國寶被西方的美術館所收藏, 那麼這樣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19世紀60年代法國傳教士韓伯祿 (Pierre Marie Heude) 被招募到中國, 在傳教的同時搜集當地動植物標本, 以供科學研究之用。他廣泛收集標本, 並加以整理、研究和發表, 進而於1883年在徐家匯耶穌總院南側正式創立徐家匯博物院 (Musée de Zi-ka-wei, 其後身為1931年在上海震旦大學校區偏北處建成的震旦博物院) [2]。隨後英國、美國等外籍人士先後在中國各地建立博物館。清末的大臣出洋考察報告中多次提到「博物館」的重要性, 在「經世致用」的思潮下, 博物館「以為益智集思之助」的功能被提倡。1905年張騫上書朝廷建議在京師建立開放的帝室博覽館, 但此建議沒有被採納。1905年底, 南通博物苑興建, 成為中國第一座私人博物館, 張騫、端方都捐出私藏的文物用做館藏, 其中包括青銅器、漢唐陶瓷、碑刻拓片。10年後, 南通博物苑館藏達到2萬多件。[3]20世紀30年代是博物館事業的第一個高潮, 全國多省開始建立博物館, 據統計至1936年全國共有77所博物館, 如浙江省西湖博物館、河南省博物館、廣西省立博物館等等。但隨著日軍侵華戰爭爆發, 博物館的發展遭到阻滯, 並大量被破壞, 隨著國土淪陷, 全國博物館數量銳減, 至1945年只剩下12所, 且藏品大量被掠奪或者毀壞。[4]根據史料得到結論, 20世紀30年代國家收藏的觀念已經形成, 國家博物館已經出現。
當書畫從社會金字塔的頂層散逸之時, 國內藏家憑藉私家財力收購精品書畫, 與他們在同一時期進行大量書畫收購的是海外的收藏家。20世紀二三十年代, 是古玩貿易出口的繁榮時期。19世紀80年代, 英國貴族階層受到工業文明的衝擊, 農場收入減少, 稅收和遺產稅上漲, 貴族階層開始出售、拍賣家傳的藝術品, 特別是中國的瓷器。從東方瓷器拍賣開始, 引發了西方藝術品市場上的遠東魔力。同一時期, 以哈佛大學為中心的美國波士頓的「婆羅門」精英階層痴迷遠東藝術品, 這些來自東方的佛像、經卷、古畫、瓷器、玉器、青銅對他們有著磁鐵般的吸引力。1896年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的成立開啟了亞洲尋寶的時代。1907至1909年斯坦因 (1862—1943) (10) 、伯希和 (1878—1945) (11) 、沙畹 (1865—1918) 等人將中國的石窟藝術傳播到西方, 這些珂羅版的照片圖文並茂, 極大地刺激了歐美藏家的收藏慾望, 於是收藏家和他們的代理人紛紛來到中國, 掀起了古玩貿易熱潮。其中佛利爾美術館的創始人佛利爾對遠東情有獨鍾, 起初收藏日本, 之後收藏中國, 在其過世前的1915至1919年間成為中國書畫和其他古玩的瘋狂收購期, 有超過1611件藏品被收購。[5]
這一時期, 西方美術館的東方部紛紛成立,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 書畫隨著古玩貿易流向世界, 並在西方成為博物館遠東展館的藏品。表面上看民國時期最大的古玩出口網像是圍繞張靜江及其周邊的人交織起來的一張姻親網 (12) 。但實質上, 民國時期的古玩出洋, 並非個人行為, 也非幾個商業團體可以運作的。或許當時政府對於這一文化輸出有著不成文的默許, 因此才能在海關和貨船運輸上會如此便利。根據歐洲最有影響力的跨國古董公司布盧滋古董商行的記載: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對於西方收藏家來說是收藏中國古玩的黃金時期。1938年因戰爭被迫中斷與中國的生意。1940年代末生意開始有起色, 但很快內戰爆發, 古玩出口又受到影響, 供貨商從大陸轉移到了香港, 並且再也回不到戰前的興旺狀態。1951年後中國徹底關閉了古玩出口的途徑[6]。貿易和流通不復存在, 現代海內外收藏大格局就此形成。
三、轉型的第三階段:國寶的遷徙與歸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抗日戰爭結束, 當年12月上海市政府決定擬籌辦上海勝利博物館。籌備委員會負責將書畫整理陳列, 並決定永久管理人選及覓定館址, 該博物館組成後, 即移交上海市, 籌委會即告結束。 (13) 1947年6月上海市教育局籌備市立美術館, 虛齋、李石曾、潘公展、葉恭綽、吳湖帆等人任指導委員會委員。[7]博物館事業受到了高度重視, 但是在藏品上出現問題, 其原因是故宮珍寶的遷移。之後, 國民黨當局將故宮大量精品帶至台灣, 其中書畫精品便於攜帶更是所剩無幾。那麼現在我們各省的博物館館藏又是如何再次充盈而豐滿的呢?
1924年10月, 軍閥馮玉祥發動政變, 進駐北京, 溥儀被驅逐出宮, 政府封閉宮殿, 設置「清室善後委員會」, 並將宮殿命名為「故宮」, 正式決定以博物館來運營。1925年10月10日, 故宮博物院對外開放。此後動蕩不安, 直到1928年蔣介石領導國民政府定都南京, 改北京為北平, 北平時期故宮博物院內的文物暫時獲得妥善保管。但是1931年日本關東軍在奉天近郊挑起侵華的鐵路爆破行動, 緊接著滿洲事變, 東北淪陷, 次年偽滿洲國成立。1933年長城東端的山海關失守, 北平、天津遭到威脅, 故宮博物院被迫南遷 (圖5) 。之後紫禁城的文物幾經周折, 先到上海, 後運到四川, 躲避戰火, 從開戰到中日停戰共有五次文物的轉移, 幸而「國寶自有神靈加護」, 在戰火中安然無恙。1933年2月南遷文物先從北平到達南京長江對岸的浦口近一個月, 之後轉移到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七樓的倉庫之內。1936年12月文物轉移到南京市中心的朝天宮, 搬運的同時, 挑出1022件精品運往英國倫敦展示。1937年盧溝橋事變, 戰火危及上海、南京, 政府決定遷都重慶, 16000餘箱的文物從南京撤離, 撤離不到幾天南京淪陷日軍手中。文物分成兩批:一批經水路到武漢再轉至重慶, 放置於沿岸的倉庫;另一批走內陸由卡車運輸, 翻越秦嶺到達漢中, 最後途徑蜀道到達成都。之前運往倫敦的精品, 則經由湖南、貴陽最後到達重慶附近的郊外。之後重慶遭到轟炸, 文物再度轉移, 重慶的文物轉移到樂山放置在寺廟中, 成都的文物則運往峨眉安置於寺廟之中, 由此國寶才暫得安存。抗戰勝利後, 1947年春, 所有文物彙集重慶, 於當年冬天運回南京, 這中間經歷十四載的歲月。然而1948年全面內戰爆發, 隨著國民黨軍隊的撤離, 1948年12月下旬至1949年1月間, 約4500箱精品隨國民黨政府分三次遷移台灣, 先到台中後轉運台北, 1965年台北故宮博物院成立, 這批文物成為台北故宮的主要藏品。
圖5 國寶遷移路線圖（15）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 北京故宮博物院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1950年3月「國立中央博物院」改名「國立南京博物院」並定位為歷史藝術博物館;同年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籌建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圖書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國家博物館藏品擴充的主要時期, 也是國寶形成的重要時期。以書畫為例, 大量精品被國民黨當局帶到台北, 國內博物館藏品的一大來源便是民間大收藏家手中的大量私家收藏。這些藏品通過被徵購和捐贈的方式獲得。在這個過程中民間藏品又一次聚為公有, 而這一次「公」的主人是「人民」, 至此國家博物館的收藏體系開始建立。
私家收藏收歸國有之後, 國家需要對所藏古代書畫作全面考察和鑒定, 對藏品進行全面的清點。1962年, 國家文物局組建中國書畫鑒定組, 曾活躍於1915年至30年代的鑒藏家基本已經年邁或者過世, 鑒定組當時的成員由張珩、謝稚柳、韓慎先等組成, 後由於韓慎先過世, 張珩病逝, 又改組鑒定組為謝稚柳、啟功、劉九庵。在對國家博物館藏品的鑒定和清點過程中, 現代書畫鑒定的理論體系和標準逐漸形成, 「國寶」的概念也在鑒定活動中逐漸形成。1982年, 國家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從立法的角度保護文物。而後,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恢復工作。對全國各大博物館各單位收藏的幾萬件書畫進行普查、鑒定、分級、著錄。因為文物的珍貴性, 人們往往將之稱為「國寶」。這些書畫卷子一開一合間千百年就過去了, 如今這些珍寶既是我們回顧歷史的印證, 也成為傳統和民族文化的象徵。
中國近代史上的這一段書畫收藏的聚散聲勢浩大、驚心動魄, 存世上千年的書畫歷經遷移, 有的走出紫禁城散落民間, 有的則經歷戰火被擄去海外 (如《女史箴圖》在1900年被英國上尉約翰遜帶到了英國) , 有的則經由貿易漂洋過海……這段往事也如過去的歷史一樣被書畫卷子中一個個紅色的鑒藏印所不動聲色地記錄著。近代中國受到外來文化衝擊, 促使了中西文明融合而發生現代轉型。中國書畫收藏的現代轉型是伴隨著近代最大規模的文物流動而發生的:漂洋過海的部分成為歐美博物館中的珍寶;隨國民黨當局撤退帶到台灣的故宮珍品成為目前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晚清民國散逸在民間私人收藏家手中的精品部分收歸國有與回遷文物一起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收藏的國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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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市敎育局組織各種委員會籌備市立美術館[N].申報, 1947-06-25 (5) .
注釋
1 筆者與金觀濤先生的一次談話。他認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化融合出現在魏晉, 融合期在唐代, 當時的中國受到了外來文化也就是佛教的衝擊, 最後在宋代完成了文明融合。宋代是中國藝術的一個高峰期。第二次文化融合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後, 文化融合直到今天依然沒有完成, 我們在未來將迎來文化融合的高峰, 從而出現藝術的新高峰。
2 《石渠寶笈》, 清代乾隆、嘉慶年間的大型著錄文獻, 共有三編。初編成書於乾隆十年 (1745) , 共44卷;二編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 (1793) , 共40冊;三編成書於嘉慶二十一年 (1816) , 共28函。書中收錄的均為清朝宮廷所藏之書畫作品。
3 李文卿版《中華歷代名畫記》體例仿虛齋版, 較虛齋版晚一年出版, 內收錄100件作品。
4 上海來遠公司:盧芹齋隨張靜江到法國巴黎後獨立門戶創辦的古玩公司, 管復初是盧芹齋當時在國內的掌眼。
5 管復初:民國時期上海五馬路的大古玩商, 是來遠公司在國內的代表。
6 張靜江長兄張槎客影印虛齋藏畫, 由張靜江夫人姚蕙擔任發行人, 由上海世界社和有正書局國內外同時發行, 各大書局代售。此圖錄用於大眾宣傳。
7 管復初鑒定的來遠公司出版的珂羅版圖錄。在書的扉頁上直接寫明是用於出售, 每本都有編號, 限量印刷100本。實為盧芹齋為爭取佛利爾的訂單而精印的商品圖錄, 此圖錄可看成藝術品拍賣會圖錄的早期雛形。
8 由龐秉禮、姚子芬、樊伯炎等用珂羅版影印出版虛齋藏品, 用於國學講習社的教學。龐秉禮, 龐虛齋養子。虛齋獨子過世後, 龐青城的兒子過繼給了虛齋。
9 張元濟曾說:「且賽會不僅為振興商務己也。若武備, 若交通, 若教育, 凡有關係之物, 無不可以與會。吾觀比京各國會場, 或製為模型, 或造為圖表, 或舉其方法, 或陳其成績, 其屬於以上諸類者亦為出品之一大部分。教育為諸事本源, 視一切為尤要。教育一門最見特色。觀者無不嘖嘖稱羨」, 「則惟有於賽會之時儘力張揚, 以為抵制, 使彼國人常有中國政教、工藝素著文明, 近更進步, 非棕黑人種可比之觀念, 往來於心目之間, 則輿論所成, 輕重易勢, 而吾已大收其效。」參見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5卷,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8年:第159頁。
10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 猶太人, 出生於匈牙利, 畢業於牛津大學, 大英博物館學者和考古學家。
11 Paul Pelliot (1878-1945) , 出生於巴黎, 畢業於法蘭西學院, 法國著名的漢學家、探險家。
12 劉麟生在《燕居脞語》里曾說過:「五十年來, 執申江古玩業之牛耳者, 鼎足三人。一為管復初, 代表來遠公司。一為李文卿君, 乃文源齋主人。一為游筱溪君, 博遠齋主人。至爭雄于海外者, 為來遠公司及通運公司。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九年, 為最盛時期。」劉麟生提到的游筱溪實為虛齋的代理人, 虛齋是張靜江的舅舅;1903年張靜江在巴黎創辦通運公司, 後由姚叔來執行管理, 姚是張靜江原配夫人姚蕙的哥哥。之後張靜江的家僕盧芹齋自立門戶創立來遠公司, 但事實上盧芹齋的生意一直受到張靜江的庇護。張靜江此時是孫中山的贊助人, 通運公司盈利的大筆資金被打回國內支持革命。盧芹齋駐巴黎, 姚叔來駐紐約, 上海則有吳啟周, 北京有葉叔重、祝續齋, 南京和蘇杭有繆錫華負責收購古玩, 再由吳啟周從上海通過海輪運往巴黎和紐約。
13 《本市軍政當局籌設勝利博物館:先設籌備委會今日召開》:「上海市政府錢市長大鈞, 第三方面軍湯司令官恩伯, 鑒於京滬區日僑日俘獻繳之古物圖書等, 為數甚眾, 擬籌辦上海勝利博物館。先設『上海勝利博物館籌備委員會』, 由主辦有關機關派員, 另聘本市學者名流組成, 定於今日下午四時, 假日僑管理處會議室舉行籌備委員首次會議。其籌備委員名單為:王光漢、孫元良、邵任之、葉恭綽、杜月笙、王曉籟、蔣竹庄、徐悲鴻、陳陶遺、丁福保、蔣復驄、沈尹默、鄭振鐸、謝無量、張元濟、張大千、龐萊臣、徐森賽、王念忱、周鎮實等多人。又悉該籌備委員會負責將書物整理陳列, 並決定永久管理人選, 及覓定館址, 以在市中心區為原則。同時該博物館組成後, 即移交上海市, 籌委會即告結束。」載1945年12月30日《申報》。
14 小田切英《寶物輾轉的命運---從紫禁城到台灣的路程》, 轉引自湯原公浩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 台北:故宮博物院, 2008年, 第116-119頁。
15圖片來源於湯原公浩《台北故宮博物院》。劉蘅參考並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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