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中國放棄對日索賠，日本人怎麼看？估計聽了中國人都會後悔

一、小野寺其人

小野寺利孝，日本礦工之子，日本偷襲珍珠港、中日宣戰那年出生。

和所有的礦工一樣，他的老爹也整年在地下作業，家庭貧困而無力，最悲慘的是，幾年後，他的老爹得了塵肺病，被礦場解僱了。老婆和他離婚，兒子上學備受歧視，這就是他童年的全部。

後來，他努力考試中央大學，學的法律，畢業後做了律師。

童年傷痕，對一個人有終身無形的影響。當了律師的小野寺，常為公害事件中的受害人打官司，比如，塵肺病工人群體、核泄漏事件受害人。從心底處同情憐憫弱者，通過訴訟改變國家政策，是小野寺當律師的特點。

（站立者為小野寺利孝）

二、參觀過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

他為中國人熟知，也是因為做了件幫助弱勢群體的大事——幫助那些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害的中國人和家屬，向日本政府索賠。

這起因於1994年。當年，日法務大臣公開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捏造出來的。小野寺聽了感到刺耳而羞恥。當年決定組建「中國人戰爭受害者索賠律師團」，免費幫中國人打官司，起訴日本政府，進行民間索賠。

為啥他對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反映如此激烈呢？這是因為幾年前，他曾來到過中國，參觀過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對日本侵華犯下的罪行有較為客觀的認識。

1990年代初期，有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駐華使館寫信索賠，但大使館置之不理，受害者只好到日本直接提起訴訟，於是，這個「日本民主律師協會的幹事長」，就擔任了中國人的代理律師。

（為中國受害人代理官司的日本律師）

三、來中國前，我以為我什麼都知道

「來中國之前，我以為我什麼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國之後，我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他說，到中國收集受害人證據資料時，對日本犯下的殘暴罪行感到不可思議，聞所未聞，不敢相信。直到後來，他參觀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聽了中國受害人的講述和證據，歷史真相才一步步接近這個日本律師。

「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聽不下去，不忍聽下去……」小野寺說，日本公害事件，那些悲慘的受害人給他很大的衝擊，讓他對日本加害者感到憤怒。

但在中國，隨著對侵華戰爭受害者的了解，對戰爭和歷史真相的了解，他「不僅憤怒，還感到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痛心和悲哀。」這是因為——

第一、日本加害者給中國人帶來的傷害不是暫時的，而是一生的、整個家庭的，其傷痕至今未愈。

第二、加害者，即日本人和日本政府，至今不謝罪，也沒有賠償，受害者精神痛苦無法消除，正義一直未得伸張。

因此，他對這樣的日本感到羞恥，「我甚至討厭我是日本人。」

（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日本政要）

四、免費幫中國人告日本，咋想的？

「生我養我的是日本，我當然愛自己的祖國，」2000年代，小野寺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說，「正因為我發自內心地熱愛日本，所以我才希望日本能夠很好地認識並改正自己的過去，最終成為中國人能夠信賴的國家，我一直在為此而拚命努力。不達到這個目標我是決不罷休的。」

在日本，在小野寺的「中國人戰爭受害者索賠律師團」，有300名律師加入這個團隊，他們為中國民間索賠訴訟代理訴訟，有的案件幾個律師，有的十幾個律師。這些案件有20多起，涉及日本全國各地。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的代理都是免費的。費用由律師團的支持會出，支持會由日本各界人士組成，以募捐的方式籌集款項，他們的口號是：「戰後50年，日本良心被拷問。」

另外，律師團成員自己也出錢，費用節省著花，律師開會都是「自己帶飯」。

跨國索賠，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一起案件日本審理N次，8年10年才宣判的比比皆是。由於要請中國當事人到日本出庭，漫長官司下來，訴訟費和開銷都是個天文數字。迄今已貸款2000萬日元。

（律師團和中國受害者在日本）

五、狀告自己國家的目的是啥？

最大的阻力和困難還不是經費，而是20多起索賠官司，除了一起不太成功的和解外，其餘都是敗訴。

拿著自己的錢，請中國人到日本打官司，向政府索賠又件件敗訴，這些日本律師卻還在堅持，他們到底是為了什麼？

小野寺說，「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日本」，「日本只有對受害者負起責任，才能贏得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的信任。以信任為基礎，日中兩國才能確立起真正友好、和平的關係，才可能與中國實現『歷史和解』。」

令人遺憾的是，在日本國內，「日本和許多日本人，都缺少『和解意識』。」這又是為啥呢？

他說，中日邦交正常化後，首先應該解決的就是賠償問題，但中國放棄了賠償，「因此，日本對戰爭受害者的存在視而不見，對戰爭責任完全迴避，而如今受害國對日本不信任。」

他們的目的，就是通過律師團的訴訟工作，使日本民眾、政治家都能正視歷史，承擔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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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參考：

楊傑《在敗訴中老去》（《中國青年報》2017年12月13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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