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老炮們是這樣「洗稿」的

撰文/老貓，本名程赤兵，著名作家、媒體人

最近關於「洗稿」的爭論，讓人想起八九十年代的「攢書」熱潮。那個年代的出版業，和現在的自媒體行業有點像，都是新興的行業，都沒什麼規矩。唯一不同的，是當時出版業市場處於待開發的狀態，人們的讀物少，大量圖書的湧現，填補的是市場空白和信息空白，更像是開荒拓土。而自媒體，是直接砸傳統媒體的飯碗，屬於江山換代。

當然，版權意識也不一樣了。八九十年代大家沒什麼版權意識，正規出版社出個外文書，也沒有版權。到了下面攢書的這幫人這裡，就更別提了。能拿到資訊就相當不易，還買版權？拿什麼買，又找誰去買呢？這個背景，讓各路大神齊出動，在攢書的市場上各顯神通。

資料圖：1980年代書攤

抽象的事情少說，還是多講故事吧。

那時候我是個剛畢業的學生，沒什麼錢。我周邊的朋友跟我差不多，也都窮，所以仨瓜倆棗都想掙。當時紀實文學什麼的特別火，我們就在一起商量，咱們攢本紀實文學吧，揭秘當代青年的隱秘生活，尤其是女青年的。那個時候有啥隱秘生活啊，也就是遮遮掩掩往兩性關係上靠。這個主意大家都說好，就是花個苦力氣，你三篇他兩篇的，一個星期交稿子，十幾萬字就出來了。

嚴格地說，這本書不是洗稿，但基本是編的故事，反正隱秘生活么，不用透露真實的時間地點人物，有點影，乘以十，寫的像那麼回事就是了，大家看著一樂就是。甚至，我們連版式都排好了，都出了膠片了，就等著找買家了。

但原來的買家出價太低，我們打算要一萬塊的，他只想出三千還是四千，反正沒談攏，事情就擱淺在那裡了。而這個時候，突然朋友介紹，一個書商從天而降，我趕緊帶著這個書商，和大家見了兩次面，好像最後談的是八千塊，膠片拿走。只是，書商說他最近周轉不靈，錢要過幾周再付。那個書商瘦瘦的，身材也不高，說話利落不閃爍，又是北京人，看著挺誠懇的。他給我們留下了他家的住址和電話，甚至還帶著我們去了他家一趟，在石景山，蘋果園那邊，一個兩居還是三居的單元房。

諸朋友心想老貓介紹的朋友應該信任，就同意了。而我一看大家都同意，加上中間也是朋友，也就說行啊。現在想起來，還是太年輕。在那個年代，誰要答應給你八千塊，看著都覺得是好人。

然後他拿著膠片就消失了。別說幾周了，從那時候到今天，快三十年了，沒再有人見過他，打電話不接，傳呼不回。

沒轍，我只好每天下班後，從東邊坐地鐵到蘋果園，再頂著寒風倒公共汽車三站地去他家敲門，壓根敲不開。有時候，就站在樓下喊他，也沒回應。去的次數多了，鄰居都認識我了，跟我說，你就死了這條心吧，他有日子沒回來了，你看看，那邊站的那個，還有昨天來的那女的，都是找他要錢的，不知道騙了多少人。

我才知道攢稿的不止我們這一撥。

那個時候的圖書市場處於野蠻生長狀態，新出現的「二渠道」（也就是獨立於新華書店以外的民營發行渠道），不像現在都是文化人在做，好多人就是小生意人，他們憑直覺判定什麼好賣什麼不好賣，據說有一位老太太居然是文盲，可也在經營著圖書，還賺了不少。當然，坑蒙拐騙的事情少不了，至於合同，簽不簽的都有，大部分不簽，就是口頭協議，簽了的也有逃帳的。寫作者能不能最終拿到錢，全憑二渠道一念之間。

電影《頑主》劇照

總之，要賬花的精力遠遠超過了寫稿子。人是徹底沒見到，錢也沒影了，大家商量了很多見面如何打丫一頓的方法，但見不著面啊。我想，一起攢稿子的朋友中，有些人會把帳記到我身上，那也沒辦法。至於介紹書商給我的那個朋友，他也一臉蒙，也沒料到被人給玩了。

幾個月後，坐火車出差，在車上買到了這本書。沒書號沒刊號，估計是找了個小印廠直接給印了，盜版，和那些誨淫誨盜的「法制類」書刊一起賣的。

這次失敗的「攢書」活動，告訴了我們這些畢業生一個道理，做事要一把一利索，那些只承諾未來怎樣怎樣的人，根本信不過。只是，在後來的人生路上，遇到這種騙人稿件的，依舊很多，上當受騙的事不止一樁，但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那麼，跟什麼樣的人一起「攢稿子」最踏實呢？事實證明，還是我的中學和大學老師們。

有那麼一陣子，詞典類圖書特別風行，我的中學老師找到了我，邀請我一起編詞條，好像一條十塊錢。老師找我幹活不要錢都得干，更何況還給錢呢。於是，我開始了詞典的編纂工作。這套詞典是一套名人詞典，編輯辦法就是找一堆和某某名人相關的書籍，摘其事迹一件件，編寫成一條條一百多字詞條，如「臨危不亂」、「艱苦樸素」之類，均為人物美德。之後統一交給統稿者，由他進行分類，做檢索表，最終出版。嚴格意義來說，這算是早期的「洗稿」，擱在現在也未必行得通。但老師們做得比較仔細，要求每個詞條後面都標註出處的書目，書的署名也很講究，不是作者，而是編者，統一叫某某名人大詞典編纂委員會。具體的編輯者，則列於《後記》中。

那時候沒有電腦，更沒度娘，全靠人工，找到素材後手寫成詞條。這個活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詞典出了有四五本。至今我也沒明白那時候人為什麼愛買各種詞典。

另外一個活是大學老師給的，性質差不多，用一堆圖書的資料寫一本小冊子，講愛國的，有些類似於現在的雞湯書。就是要的急，一個星期要寫完。那時候我家連書桌都沒有，就一個吃飯的小矮桌。我參考資料堆在地上，坐個小板凳撅著，稿紙放桌子上，吭哧吭哧寫，最快的時候一天寫了一萬多字，胳膊都抬不起來了，頸椎也疼，而且到現在，有時候還會疼。

錢也掙到了，雖然書是自己的觀點，署名後依舊是「編著」。那本書老師說寫得又快又好，其實我內心根本就不想署名。

當時，為了寫字快一些，我一直用圓珠筆而不是鋼筆，因為圓珠筆是滾動摩擦，在紙上走得更快。一天寫下來，臉上胳膊上都是圓珠筆油，一支筆芯一天半就用完了。現在回想起那些瘋狂寫字的日子，感慨良多。要是那時候有自媒體，估計也掙大錢了。

那一陣，幹了不少這類的活。比如三毛去世，幾個人連夜動手，幾天就攢了一本紀念三毛的書，十來天就出版上市了，用的是市面上現有的報道、圖書、資料，再加上一大堆文人現寫的紀念文章。是紀念么？的確算是個紀念，但也的確是為了賺錢。這類活一個人幹不了，多為集體操作，像流水線，所以主事的是主編，其他人起一些筆名，均為「編者」。錢拿了，同時我們表示這不是原創，不篡名，這是規矩。但當時怎麼署名貌似關係不大，反正讀者也不在意。

當然，還有一種更符合道德感的「洗稿」，就是自己洗自己的稿子。比如，我給某報紙寫了一篇深度的報道，發表後會有其他地區的報紙、雜誌編輯找來，希望我為他們再寫一篇。可以呀，找一些沒有用過的資料當引子，後面再加一些已經用過的資料，換個視角，換個語氣，也是一篇，頂多再換個筆名。這種做法當時很流行，一方面說明作者們大多一魚三吃成了習慣，另一方面也說明什麼時候好內容都稀缺。但當時似乎沒有人說什麼，因為媒體異地，讀者群不同，互相之間無大幹擾，再說因為篇幅問題限制了許多資料的使用，塵封可惜，所以很多記者都這麼做，單位領導也不怎麼管。有一些後寫的稿件，因為思考得更周全，資料用得更足，反而比先發寫得更好，甚至還會得獎。甚至，一些報刊的編輯互相向對方的記者約稿子，大家都不愁。

當然，也有人蘿蔔快了不洗泥，乾脆一個字不改，一稿兩投或者多投的。那是2000年左右了，我在辦一份雜誌，突然廣東一家雜誌的老總，在和我的上級領導見面的時候，指責我們雜誌抄襲了他們的稿子。這事當然不小，引起雜誌社的重視，讓編輯追根溯源一查，還真不是抄襲，而是一稿兩投。作者只覺得兩家雜誌相距甚遠，不會有交集，沒想到兩家雜誌同屬一個系統主管，頭頭腦腦們經常溝通，鬧了這麼一起公案。

以上，都是某一個時代的縮影，原因無非信息傳播還不發達，或者版權意識不清晰所致。當時並不算違規。但文人臉薄，畢竟怕人說叨，所以在細節上還算克制。

新聞資料圖：報社印刷廠

現在信息傳播的平台改成網路了，媒體讀者的地域差別不存在了，受眾也廣了。理論上，誰洗了稿子，一爆款就容易被發現。但被發現沒什麼大不了，因為讀者不在乎你這稿子是不是洗的，是不是一手，於是「洗稿」居然逆風而上成了個產業，堂而皇之上位。經常是某新聞發生後，一大批貌似有新信息的文章跟進，結果點開一看，他知道的不比我多，因為他根本不在一線，也許「他」就是個機器。現在還有高手介入，將別人付費閱讀內容拿出來整合，篇篇爆款，盆滿缽滿。這實在是不對，自己賺錢，不可砸他人飯碗，原創的錢被你拿走了，人家吃什麼喝什麼，以後怎麼去采寫新聞？這些只能說明，新技術帶來的，不僅是快速便捷，還有臉皮更厚了，更突破底線了。錢在眼前，還講什麼江湖道義文人風骨啊，有精力也要用在——你別找我麻煩。

其實解決辦法也不是沒有。以前傳統媒體，那些都市報啊通訊社啊，都做過內部的合作平台。大家簽個協議，一人一個密碼，自己的貨都往上擱，別人的貨也可以拿。像《財新》這樣有硬菜的，完全可以做一個收費的自媒體資訊取用平台。那些自媒體大號們繳納個年費，簽個協議，獲取其資訊的使用權，就解決了。很多圖片庫、資料庫，也是這麼做的。好內容的版權，完全可以這麼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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