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肆、名家與士子：晚清出版市場上的科舉暢銷書
科舉考試所考的知識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廣大以讀書、應考為職志的讀書人購閱書籍的指引，也形塑著讀書人群體的閱讀世界和知識世界。本文主要探討晚清出版市場上的科舉考試用暢銷書，試圖揭示有哪些書是通行於晚清讀書人之間的，它們對讀書人的閱讀世界和知識世界構成怎樣的影響。晚清出版市場上的科舉考試用暢銷書主要用於指導應考士子如何撰作八股文與試帖詩，並提供經過精選的範文供士子揣摩之用。本文指出，晚清出版市場上的科舉考試用暢銷書在很大的地域範圍內形成了大體一致的清單，這些名家名作是許多士子準備科舉考試的重要憑藉，也由此造成了進一步簡化讀書人群體的閱讀世界和知識世界的後果。
書籍與知識、思想、學術之間具有緊密的關係，從一定程度上說，書籍是一位讀者的閱讀世界的重要載體，也是其知識世界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國人的閱讀史相比西方具有特殊性，其中非常不同的一點由科舉制度所導致。由於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長久綿延，構成了中國讀書人群體進身的主要通路，故科舉考試所考的知識內容也對讀書人的閱讀世界和知識世界具有很強的導向與形塑作用。若想要了解中國中下層讀書人群體的閱讀世界與知識世界，通過對科舉考試用書開展研究，可能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法。也因此，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對中國歷代的科舉考試用書加以研究。
台灣學者王福壽曾以《科舉的參考書》為題，梳理過從科舉制度初立的隋唐時期至清代的主要科舉參考書，但是，這篇論文的篇幅極短，只是十分粗略地列舉了每個朝代比較重要的一些科舉參考書。目前而言，中文史學界關注科舉考試用書且撰作頗多的學者，主要有台灣政治大學的劉祥光、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沈俊平等人，其中劉祥光的研究偏重於宋代，沈俊平的研究則偏重於明代。此外，由於出版史、書籍史、閱讀史的研究日漸升溫，而明代後期又是科舉考試用書出版勃興的時期，故大陸學者近幾年也有一些論文涉及明代後期的科舉考試用書，但目前而言，這些研究還略嫌簡略。海外中國研究界近年來的一些以出版史、印刷史、書籍史為題的著作也大多對此有所涉及。如，周啟榮(Kai-wing Chow)的《早期現代中國的印刷、文化與權力》(Publishing，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2004)一書，便主要探討明代後期的科舉考試用書的印刷文化史；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的《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6)，亦略為涉及士人的科舉考試用書。另外，日本學者井上進的《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2002)一書，也有專門的一個章節涉及「舉業書」，但是基本上描述的是明代中晚期的情況，而且即便是明代，分析也尚不算深入。對於本文所關心的晚清這一時段，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還不多。
歷代舉子為能在科場博得一第而悉心閱讀、揣摩的參考書籍，歷代書目中多稱之為「舉業類」、「制科藝」、「制舉類」等等，研究者也多用「制舉書」、「制舉用書」等名目加以指稱。在本文中，筆者以「科舉考試用書」籠統稱之，以使其涵蓋面更廣一些。晚清以後，坊肆已經多得數不勝數，石印、鉛印等新型印刷技術的引入又使得大小書坊都能大量出版書籍，出版市場對於科舉考試用書的翻刻又並無有力的法律限制，於是出現的局面便是大小坊肆對於科舉考試用書的刊印、翻印隨處可見，某一部科舉考試用書的版本數量根本無從統計。因此，本文只是選取幾種極具代表性的科舉考試用暢銷書，儘可能具體地展現其出版、流通情形，而不試圖統計每種書的版本數量。
自科舉考試製度施行以來，便形成了一種以科舉制度為中心的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在利潤的驅動下，書商積極出版此類書籍；在功名的驅動下，士子也熱衷尋求此類書籍。有時，制售科舉用書的書商同時也是讀書、應考的士子；科舉用書的編撰者也往往來自以讀書、應考為職志的讀書人群體，有時是已經獲得功名的科舉生涯成功者，也有時只是終身未得一第的老儒或塾師。作為科舉制度主要參與者的讀書人在編纂、出版、購買等環節都深度介入到了這一印刷文化之中。本文旨在探討清末科舉改制之前，廣大普通士子應對科考的一般情態，以及科舉考試用暢銷書的出版、流通所具有的影響。由於在1901年科舉改制的上諭下達以後，清末的最後兩屆鄉試與會試的考試內容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其背後的整個印刷文化也與先前有著極大的不同，故本文的論述雖集中於晚清，但是並不包括1901年科舉改制後的情況。
一、暢銷名作
清末民初政聲頗顯的江蘇泰州人韓國鈞(1857-1942)於光緒五年(1879)中舉，其回憶錄《永憶錄》對於自己「困於場屋」的時代也時有記述。其中，即便韓氏未曾明言自己憑藉何書以致豁然明了文章作法，但也曾憶及，經由同鄉張四先生點明題義，才對四書文有所體悟：「(張四先生)每至見余苦狀，輒信口述一二語，導余文思，余驚為天才。」而實際上，這位張四先生也不過只是「困頓名場念余年」連秀才也未曾中過的「老儒」而已，可見四書文中別有一番天地，非得悟其中之門道的確甚難功成名就。四書文寫作技巧的缺失似乎成了韓國鈞的痼疾，伴隨著他最初幾年失敗的科考生涯。韓國鈞在18歲那年參加「童子試」，結果他在「詩賦場列名第八，而以八股文見黜」，因為他在應試時對著文題「竟不知如何著筆」。後來讀了「售者之文」，韓氏方才「憬然悟」，在光緒三年(1876)年終於考中秀才，三年後又如願中舉。從韓國鈞的個案中，我們也可窺知，對於一位普通士子而言，八股的「程文」對於「指點迷津」的確十分重要。這也構成了科舉考試用書行銷不衰的最基本的一個誘因，正如已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科舉士子對於科舉考試用書的揣摩、研習幾乎伴隨著科舉制度的始終，晚清時代的情形則只有更甚。
在晚清科舉考試用書之中，除了很有時效性的各科闈墨之外，還有多種書籍暢銷不衰，廣播於大江南北。其中，最為著名的當推《啟悟集》一書。《啟悟集》在晚清極為通行，各種坊本必然很多。筆者所親見的版本為道光九年(1829)重鐫版，藏於國家圖書館。據其書名頁，則題為《初學啟悟集》，版心則有「幼童舉業啟悟集」字樣，為「江寧汪承忠評選」，分為4小冊，由恆有堂梓行。其書之功用，即在教導學子如何寫作八股文，教給學生如「破承題法」、「破題定式」、「起講法」、「提股法」、「虛股法」、「出題法」、「全篇文法」等等撰作八股文的種種捷訣，除了方法的講授之外，每一種方法之後附有多篇範文，並加以評點、講解，以使讀者了解八股文的寫作要領。
道光初年即已通行的《啟悟集》一書，至清末科舉改制之前，一直是各地塾師、應考士子間十分流行的讀物。至1880年，晚清大儒、被稱為乾嘉樸學之殿軍的俞樾(1821-1907)曾撰有《課孫草》一書，也曾述及撰作這數十篇時文範本的緣由：
孫兒陛雲(案：即俞平伯之父俞陛雲)，年寖長矣，思教以為時文之法，而坊間所行《啟悟集》、《能與集》之類，不盡可讀，因作此三十篇以示之。
雖然作為飽學鴻儒的俞樾對《啟悟集》、《能與集》之類的書籍並不欣賞，因而另作三十篇範文用於教導其孫俞陛雲寫作八股文，但是卻也揭出這類書籍盛行於坊間的事實。《啟悟集》、《能與集》之類的書籍，其功用即在讓參加科考的士子在短時期內掌握八股文的寫作要領。王仁俊(1868-1913)在為他的一位好友所編的科舉考試用書所寫的序言中，也對二人共同問學時的讀書經歷有所提及：
回憶少時與玉書(即項思勛，江蘇元和人)攻帖括，誦《啟悟集》、《能與集》，才能握管為文。
舊時的蒙學教育，其最高的目標是為了將學生送進科場，以博得一第之榮，所以，通常在蒙學教育的最後階段，蒙師便主要引導學生撰作八股文，而與此同時，《啟悟集》、《能與集》之類的科舉考試用書便登堂入室，成為考生時常摩挲的「登瀛寶筏」了，而俞樾原本為了「課孫」而作的範文，也被坊間以《曲園課孫草》的書名廣為印行，成為又一種科舉考試用暢銷書。如，據清末舉人鍾毓龍(1880-1970)回憶，在科考之前學「做文章」的階段，杭州地區士子「所讀之文，皆為名人所作之八股文可以為模範者。其類甚多。而以《啟悟集》、《十四層啟蒙捷訣》、俞曲園《課孫草》、路閏生《仁在堂》為最著」。此外，科考前的另一要務，則是學寫試帖詩，等到八股文、試帖詩的訓練大體結束，就可以「出而應試，名曰出考」。
直到清末科舉改制之前，《啟悟集》一直是科舉教育中的暢銷書籍。在晚清小說《負曝閑談》(首刊於1903～1904年)中，甪直(今屬江蘇省蘇州市)人陸華園在家境殷實之後，想讓兒子陸鵬走科舉仕進之路，送在村塾里念書。到陸鵬十五六歲時，又讓他開始跟本村的一位老童生「開筆作文章」，小說中還特意交代：
從此以後，(陸華園)要陸鵬拿些錢，交給航船上，叫航船上到城裡書坊店，買了幾本《啟悟集》之類，朝夕用功。
寥寥幾筆，記載了《啟悟集》作為科舉考試用書的功用所在，以及一個江南地區的農村士子獲得該類書籍的途徑，即通過航船從城裡的書坊內購取。作為一本享譽士林的科舉考試用書，在許多經歷過科舉的人所留下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啟悟集》的流傳之廣。嚴獨鶴(1889-1968)在滑稽小說《小說迷》里，塑造了一個不喜仕進的主人公，並用了「小說迷」這樣一個代號指稱他，小說中提到，「當時正是科舉盛行的時候」，「小說迷」的兄長，「便沒日沒夜，埋頭在《啟悟集》、《目耕齋》這些書中」。另外，黃炎培的少年密友、上海川沙人張志鶴(1879-1963)的個人經歷，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生動的個案。在《我生七十年的自白》一書中，他曾提及，12歲那年，他在舅舅家「寄讀」並向塾師討教「做文章」方法：
時兩表兄已學作八股文，名曰「做文章」，我以為奇怪。問先生：「文章如何做法?」談師曰：「汝若有意為之，可教汝作兩句破題試試看。」乃以「學而時習之」句為題。先講解題意，及破題做法，令作兩句，寫在習字簿上。師閱之，謂尚可，惟第二句末用「乎」字，不合式。翌日，再以「君子務本」句為題試之，與從舅顧公心蓮同閱，皆認為可教。談師檢出其舊藏《啟悟集》一冊見示，蓋其中自破承題起，作文初步法也。遂為我講授，亦依三六九文期，命題試習之。
雖然，為了讓孫子「識幾個字」而送他去念書的祖父並不贊成張志鶴「做文章」、應科舉，後來斷然阻止他走科舉之路，但是，張志鶴的回憶也讓我們得以更多地了解《啟悟集》一書在科舉教育中的實際使用情形。
與《啟悟集》並稱的另一種科舉考試用暢銷書名為《能與集》，其作者為李錫瓚。乾嘉間，太倉李氏一門兄弟五人，都是「舉子業」中十分出名的人物，其中尤其是李錫瓚對於清代科舉史頗為重要，因為他就是《能與集》的作者，並且他以「蘅塘退士」的名字刊行的《唐詩三百首》更是在後世的中國婦孺皆知(一說「蘅塘退士」為孫洙)。徐珂的《清稗類鈔》對此有一段精要的描述：
李錫瓚，字秬香，所選《能與集》，與晚年自號蘅塘退士所選之《唐詩三百首》，尤為膾炙人口。其於《三百首》，則自署曰「蘅塘退士」，蓋晚年所輯也。二書皆制舉家之圭臬。《能與集》為小試利器，《唐詩三百首》則試帖雖廢，而學者猶吟諷之。
可見其編纂《能與集》的目的在於應對八股文寫作，而編選《唐詩三百首》的目的便是應對科舉考試中的試帖詩，也因此，這兩種書都成了晚清科舉考試用書市場上十分暢銷的書籍。李錫瓚曾任松江府華亭縣教諭，故其傳見於《華亭縣誌》。據其傳，則可知李錫瓚號秬香，是太倉直隸州鎮洋縣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舉人，在當時即以「工制舉業」聞名。正文所引俞樾的序文及王仁俊的回憶，亦能證明《能與集》在19世紀中葉以後依然流行。但是，晚清所通行的《能與集》中，有不少都是經後人增刪過的「改本」。如，江西南康府星子縣的熊大有便曾著有《能與集》的「改本」，見於江西地區《星子縣誌》的記載，從中亦可見此書流播之廣。筆者所寓目的《能與集》亦是如此，屬於經後世人「增選」、「加註」之後刊行的版本，題為《增選加註能與集》，其目錄頁內所列的著者為「李秬香先生改本、金研香先生評」。據其序言可知，該書刊行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其序文如下：
乙酉(1825)春，余於石星橋表兄處見李秬香先生《能與集》改本，攜歸錄出，為案頭課本。唐子少邨付梓以公同好，今二十餘年矣。原板已毀，翻板甚夥，訛字愈翻愈甚，因復為之悉心校刻，並擇名文之神明於規矩者，增刊於後，俾初學之士，闡發心思，增長筆力，尤合近時風尚。至於典故，就費解者略為詮注，庶使讀是集者一目了然雲。
據序言可知，該版《增選加註能與集》的編者為龔文藻(1797-1866)。其書目錄之後，編者另加一段識語，標明此書「增選」的原委：
浦芋香先生《制藝偶鈔》，擇精語詳，最為塾課善本。而初、二編尤便於初學，茲就其中採取八篇，益以張太史文二篇，心思筆力，更上一層，俾讀是集者，如游名山，忽逢異境，亦引人入勝之一助也。
該書保持了《能與集》的大體面貌，即選取了以《論語》、《中庸》及《孟子》內容所出制藝題目的一些範文，並且還就「長搭題」這一題目類型作出了文章示範與講解，還增選了《制藝偶鈔》一書中的8篇範文以及張太史(即張江)所撰的2篇範文，將《能與集》的內容加以補強，屬於一部旨在指導讀書人撰寫制藝文字的入門讀物。龔文藻為蘇州府長洲縣城人，民國《吳縣誌》有傳，傳中即言其「刻學塾應用書甚多」，如《芸窗必覽》、《國朝詠物詩》、《文迎合選》(即《文津迎機合選》)、《能與集》等多種。龔文藻為《增選加註能與集》所撰的序言表明，其所刊的《能與集》即為李錫瓚所編纂，於1825年得自其表兄處，當時便已經是「改本」。這是當時坊間常見的現象，因為版權意識並不明晰，故翻刻、增刻、刪刻等現象隨處可見。龔文藻將此書抄錄，作為「案頭課本」，不久，此書被一個名為唐少邨的人梓行，此後「翻板甚夥，訛字愈翻愈甚」，從中亦可窺見《能與集》在當時十分流行。《目耕齋》系列則又是另一種暢銷的科舉考試用書。選刊《目耕齋》的人是浙江錢塘人沈叔眉，目耕齋是其家塾的名字。筆者所見《目耕齋》，書前有其同里人士沈拱辰所撰序文，該序文的落款時間為道光十八年(1838)，則其首度刊行亦距此不遠，然而該書一直流行，直至清末。1883年，安徽桐城人姚永概(1866-1923)的日記內有「向坊間買得小本《目耕齋三集》歸」的記載，此後多日都有閱讀《目耕齋》的記載。1888年，陳漢章(1863-1938)在參加1888年戊子科鄉試之前，其日記中有「點《目耕齋》文二卷」的記載。許寶蘅1892年的日記也有閱讀《目耕齋》文的記載。1889年7月21日，上海的點石齋依舊在當期《申報》的頭版廣告中大力推銷《目耕齋制藝》、《己丑會墨》、《四書典制類聯》、《十三經策案》、《廿四史策案》、《增廣策學總纂大成》等數種書籍。其中，《目耕齋制藝》一書被列於諸種書籍之首，並言：
沈氏少潭所選之《目耕齋制藝》，久已膾炙人口，其文大都骨重神寒、宏深肅括之作，近科鄉會墨大半脫胎於此。
其廣而告之的意味雖然明顯，然其書對於鄉會試中的「售者之文」頗具影響殆為實情，故此書自梓行之後，在坊間一版再版，幾於行銷全國。1891年廣州文賢書屋「再延高明校勘，加硃批點」，推出《硃批目耕齋全集》，由廣州城內學院前的麟書閣發售。民國年間，曾親歷晚清科舉教育的一位讀書人還清楚記得《目耕齋》文是「光緒中葉，最為流行者」之一，稱為「投時利器」。《目耕齋》是如此流行，以至於李涵秋(1874-1923)在其小說《廣陵潮》里，還描寫了一位「每晚必熟讀《目耕齋初集》五十遍」的塾師何其甫，將《目耕齋》作為勾勒其塾師形象的重要道具。
在晚清小說《老殘遊記》中，小說主人公老殘到了山東的東昌府(府治在聊城縣)，對於當地的書店有過細緻的描繪：
次日早飯後便往街上尋覓書店。尋了許久，始覓著一家小小書店，三間門面，半邊賣紙張筆墨，半邊賣書。
雖說在見過大世面的老殘看來，這只是家「小小書店」，但是據書店掌柜所言，這家書店在黃河以北已經算是頗為可觀：
濟南省城，那是大地方，不用說，若要說黃河以北，就要算我們小號是第一家大書店了。別的城池裡都沒有專門的書店，大半在雜貨鋪裡帶賣書。所有方圓二三百里，學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號里販得去的，一年要銷上萬本呢。
在書店掌柜的言語中，這個「文風最著名的」東昌府，下轄十個縣，「所有這十縣用的書，皆是向小號來販」。一個看似門面頗小的書店，如何能如書店掌柜所說，滿足這麼多的書籍供應呢?這一點，小說中的書店掌柜也有過解釋：
小號店在這裡，後邊還有棧房，還有作坊。許多書都是本店裡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販買的。
《老殘遊記》所描摹的東昌府的這一家書坊，可以看作是晚清各地府城、縣城之內的書坊的一個縮影，其經營模式即在於前店後坊，雕版刻書的工作在店後的作坊內完成，而書籍則由當街而設的店鋪售賣。羅列於這家書肆中的書籍，在掌柜看來「講正經學問的」有《崇辨堂墨選》、《目耕齋》初二三集等相對晚近的科舉考試用書，以及《八銘塾鈔》這樣的稍早一些的科舉考試用書；所謂「講雜學的」有《古唐詩合解》、《唐詩三百首》；「再要高古點」的，則有《古文釋義》；另加一部「寶貝書」《性理精義》。除了上文已引的《三》、《百》、《千》、《千》等童蒙用書，書店掌柜還提到，書店自行雕板的書中，還有《四書》，「《詩》、《書》、《易》三經也有」，「若是要《禮記》、《左傳》呢，我們也可以寫信到省城裡捎去」。可以發現，這山東省「黃河以北」的「第一家大書店」中，所售書籍還是以蒙學、科舉考試為目標，並且緊緊圍繞科舉考試的內容，科考不大出題的《禮記》、《左傳》之類，便沒有儲備，需要到省城濟南的書店販賣。若將這家書店所售書目與清末著名出版商南京李光明庄所出的書目略作對比，可以發現該店所賣的科舉考試用書與清末李光明庄所出的此類書籍也大體類似，如《目耕齋》、《八銘塾鈔》等書也通行於清末的南方地區。
二、制舉名家
陳寅恪有詩云：「八股文章試帖詩，宗朱頌聖有陳規。」親歷晚清傳統士子教育的陳氏對於科舉考試的兩項主要內容顯然記憶猶新。試帖詩在乾隆年間被增入科舉考試內容之中，此後八股文和試帖詩在1898年科舉改革之前一直被置於科舉考試的頭一場之內，故八股文(即「八比文章」)與試帖詩(即「五言試帖」)自然成了考生備考的重中之重。除了上文所舉的幾種科舉考試用暢銷書之外，陝西盩厔人路德由於兼擅八股文與試帖詩，故其所著的《檉華館》、《仁在堂》等系列也都紛紛成為晚清出版市場上銷場暢旺的書籍，流播甚廣，影響極大。
1929年，在南社名人姚鵷雛(1892-1954)的筆下，「八股文大家」路德成了被調侃、戲謔的對象，被當做「國貨奇聞」而引人發笑。儘管筆下難掩對路德的些許嘲弄，但是姚鵷雛還是對路德有著頗為客觀的描述：
在科舉未廢，時文當令的時代，八股文大家、山[陝]西人路德(字潤生)先生，他在制藝一門中，實在是推倒一代之才，把區區八比文章，創出了無數新奇花樣，真是殘膏剩馥，沾溉無窮。
姚鵷雛為松江人，亦可見路德的著作影響之廣。在科舉廢止多年之後，如姚鵷雛這樣在舊時代成長、親歷科舉考試的文人，依然對路德這一人物記憶猶新。1907年第一期的《豫報》中，也有文章譏諷「八股匠」在科舉已經停廢之後，依然「天天抱住八股始祖王荊公及大八股家路潤生二人的牌位」。另一位河南讀書人對自己的讀書生涯略作回顧，亦言「余束髮讀書，志在青雲。左《八銘》(即《八銘塾鈔》)，右《三山》，遠師陳大士，近宗路閏生」。由於大多數清末民初小說的作者往往也是科舉的親歷者，所以科舉的情形，也是清末民初的小說中經常提及的掌故。再如，在李寶嘉的名作《官場現形記》的第一回中，即對晚清科舉的情形有過描繪，在其筆下，路德亦是極受小說中人的推崇：
王鄉紳便把頭點了兩點，說道：「這事說起來話長。國朝諸大家是不用說了；單就我們陝西而論：一位路潤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頭入閣拜相的閻老先生，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們那位貴族，那一個不是從小讀著路先生的制藝，到後來才有這們大的經濟!」一面說，一手指著趙家祖孫，嘴裡又說道：「就以區區而論：記得那一年，我才十七歲，才學著開筆做文章，從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這位史老先生雖說是個老貢生，下過十三場沒有中舉；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卻是滾瓜爛熟記在肚裡。我還記得，我一開手，他叫我讀的就是《制藝引》，全是引人入門的法子。一天只教我讀半篇。因我記性不好，先生就把這篇文章裁了下來，用漿子糊在桌上，叫我低著頭念，偏偏念死念不熟。為這上頭，也不知捱了多少打，罰了多少跪，到如今才掙得這兩榜進士。唉!雖然吃了多少苦，也還不算冤枉。」
在如上一番夫子自道之後，他還對他一位在鄉間教書的本家王孝廉語重心長地說道：「你在鄉下授徒，我在城中掌教，一樣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替我聖朝培養人才。」
路德是何許人也?路德，字潤生(一作「閏生」，1784-1851)，號鷺洲，陝西盩厔(今陝西周至縣)人。路德在李元度(字次青，1821-1887)所撰的《國朝先正事略》中有傳，與管世銘的小傳同附於《秦小硯先生事略》之內，其中言及「自韞山(案：指管世銘)後，以制舉業課士稱極盛者，推關中路先生德」。由於路德聲名遠播，故除了其自己的《仁在堂》、《檉華館》系列行銷宇內，而且還出現了新的輯本，而這些輯本同樣躋身科舉暢銷書的行列。劉愚生在其《世載堂雜憶》中也曾回憶清代的科舉制度，其記載亦可見路德的盛名：
至言進習舉業之課本，論八股，以《小題正鵠》為正宗，書為陝西盩厔路德在關中課士之本，所列皆童考應科、歲考合程序之各種格局完篇與未完篇者，以三、八兩日為作文課期。試帖則以《七家詩》為定本(《七家詩》為路德、陳沆、楊庚等七家之作)，學生每日作對一聯，調和平仄，為考場試帖詩之運用。以八股試帖為正課，其餘詩賦文辭為雜作。
從中可見，路德既是「四書文」的名家，又是「試帖詩」的正宗，故其聲名之隆幾可堪稱冠絕晚清的科場。《世載堂雜憶》還提到：「咸同以來，小題以路德之《小題正鵠》為正宗，凡小題之格式皆備。」而實際上，《小題正鵠》的作者為李元度，其中的文字即是從路德的《仁在堂》系列裡頭選輯而來。
李元度曾入曾國藩幕，故曾國藩也曾對《小題正鵠》推薦有加，也由此對路德十分推崇。路德不僅在廣大揣摩制藝的士子中間聲譽隆重，連作為晚清中興名臣的曾國藩也對路德極為推許，屢次在對友人及子侄的信函中推薦其揣摩路德的舉業文字。同治五年(1866)五月初九，曾國藩友人信中，便對李元度將路德《仁在堂稿》選編為《小題正鵠》一事做出了交代：
時文為應試之階，高低俱不合用。近時如《仁在堂稿》最為適中，李次青《小題正鵠》即由是選出。但將此二編誦習，大小試無不相宜。《仁在堂》所選試帖、律賦亦佳，其持論亦極深細，即此揣摩已足，緣舉業貴精不貴多也。
僅在兩天之後(五月十一)，曾國藩致書當時在武漢的子侄，向子侄輩推薦路德的大作：
屢聞近日精於舉業者，言及陝西路閏生先生德《仁在堂稿》及所選仁在堂試帖、律、賦、課藝無一不當行出色，宜古宜今。余未見此書，僅見其所著《檉花[華]館試帖》，久為佩仰。陝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無不出閏生先生之門。湖北官員中想亦有之。紀鴻與瑞侄等須買《仁在堂全稿》、《檉華館試帖》悉心揣摩，如武漢無可購買，或折差由京買回亦可。
李元度所編選的《小題正鵠》成書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且李元度曾是曾國藩的幕賓，曾氏對其編選《小題正鵠》之事當頗為熟稔，其對於李元度選《仁在堂稿》而為《小題正鵠》的說法亦非道聽途說而已。事實上，劉愚生的《世載堂雜憶》之所以說「小題以路德之《小題正鵠》為正宗」，將《小題正鵠》繫於路德名下，即是為此。同治十五年(1875)，時在四川學政任上的張之洞撰成《輶軒語》，指示四川士子讀書門徑，所推薦的時文書目內，「仁在堂時文」亦位居前列。連曾國藩、張之洞這樣的朝廷大員都對路德如此推崇，故清末人士所謂的「推倒一代之才」絕非虛語。民國年間，有位讀書人回憶自己少時的科舉教育，還曾憶及其塾師因他「初入手，命讀《小題正鵠》，謂須正其本源，則將來作大題文，亦不致流入『魔道』」，「又兼讀路德之《仁在堂文》」，且言路德乃「最精於小題文者」。
河南省封邱縣的《封邱縣續志》保留了一段很生動的資料。據該志可知，光緒五年(1879年)，該縣知縣及正義書院山長頒布《正義書院課程八則》，言及八股文的重要性，就如此指導士子：
士子進身之階，端賴八股。……顧門徑多歧，取法宜慎。今與諸生約：平日讀文，啟禎、國初，擇其近墨裁者讀之，無取味淡聲稀；房考、墨卷，擇其骨力近名大家者讀之，無取庸俗爛套。前輩吳蘭陔所選《八銘塾鈔》、《墨鵠約刊》，管蘊山、周犢山兩家文稿，及近時路閏生、李次青兩先生所評選諸善本，均宜博觀約取，熟讀深思，能為奪命之文，持衡者有不亟亟嘆賞哉!
該文也為我們展現了晚清科舉改試策論的動議實施之前，一個華北地區的書院中的教育、讀書之實態。從中可見，「近時」當地所流行的八股文「諸善本」也是路德、李元度等人的大作。
除了八股文之外，試帖詩寫作在清代士子教育中也十分重要。將試帖詩納入科舉考試內容肇端於乾隆年間，故試帖詩成了乾隆以降清代科舉士子必須加以參研的對象。對此，出版市場亦是應對神速，也很快便湧現了一批可供廣大士子悉心揣摩的範本。清代試帖詩中亦別有一番天地，對於試帖詩的選本，當時的「業界」也有著基本一致的口碑，在一些「業界同行」回溯試帖詩選本的歷史時，也建立起了一個大體一致的系譜。首先被推為圭臬的試帖詩選本，是署有紀昀(1724-1805)大名的《我法集》。由於試帖詩進入科考環節，始於乾隆年間，故對於後世選家或士子而言，「乾隆以前諸先達，固多佳構，然無以此專家者」。此後嘉慶間另有吳錫麒等人所纂輯的《九家詩》，至道光年間則以《七家詩》最為有名。《七家詩》為張熙宇所輯，在其為《七家詩》所撰的《弁言》中便對清代試帖詩選本的系譜作了簡要回顧：
本朝試帖，自金雨叔、紀曉嵐兩先生來，已稱極盛。而曉嵐先生《我法集》，神明規矩，開示學者法門，尤非唐賢所能及。往者吳穀人先生以沉博絕麗之才，錘幽鑿險，與王鐵夫諸賢結社相唱和，於是《九家詩》出焉。窮鄉僻壤，幾於家有其書，蓋又於《我法集》外別樹一幟，為試帖大開生面者矣。
至清末，徐珂纂輯《清稗類鈔》之時，也曾對清代試帖詩的著名選本略作品評，其所列舉的最好的名家名作便是紀昀的《我法集》、吳錫麒的《九家詩》、張熙宇的《七家詩》。《七家詩》在清末科舉改制之前，一直是晚清最為流行的試貼詩讀本。同治七年(1868)，松江人楊葆光(1830-1912)在其日記內留下了購買《七家詩》的記錄。張之洞的《輶軒語》中提到，《七家詩》在同光之際的四川「盛行」，幾乎到了「無人不讀，無人不學」的地步。至1900年，湖北武昌人朱峙三(1886-1967)的日記中，也一再有閱讀《七家詩》的記載。在鍾毓龍的回憶里，杭州地區也是「最著者曰《七家詩》」。而所謂的「七家」，其中之一便是路德的檉華館試帖。路德的試帖被輯為單行本的《檉花館試帖》，晚清坊間也有多個刊本。如《檉華館試帖匯鈔輯注》，筆者所見刊本為1888年蘇州綠蔭堂和記的刊本，但是據其書前的多篇序言，此書在道光初年即已刊行問世。
憑藉著書籍的制售與流通，路德的八股文、試帖詩選本在晚清逐漸擴散至全國各地。如，1870年，浙江蕭山燕詒堂刻成《仁在堂大題彙編》一書，署「路閏生先生原本，蕭山後學鑒塘蔡清源編輯，及門良甫周嘉謨參校」。曾高中會元的蕭山同鄉蔡以瑺為其作序曰：
仁在堂時藝，膾炙人口久矣。而大題未有專本，族兄鑒塘孝廣選百篇以課徒。……尤為操觚家度世金針，洵揣摩之善本也。門下周子良甫慨任剞劂，以廣其傳。
協同蔡清源一起校編此書的周嘉謨在書內撰有一段識語，其文如下：
盩厔路德潤先生《仁在堂全集》，《時藝課》、《時藝辨》、《時藝話》、《時藝綜》、《時藝引》、《時世階》、《時藝核》，又《續核》暨詩賦並《訓蒙草》、《文藝金針》共十二集，久行於北省，而南邊未見盛行者，一卷帙太繁，寒士艱於購買，二則題多虛小偏全，見者輒以小題而忽之。業師蔡鑒塘先生謂其意之新、筆之緊、法之細、理之精、論之詳、評之確，自來選家未有能出其右者也。原評所謂場中得此，能使文章有價，時命無權者，洵非虛語矣。爰擇雅近墨裁者，錄百餘篇，以為館中課本。因原板模糊，字多訛錯，命為校正，付諸剞劂，以公同好。凡刻入《小題正鵠》者，概不重錄，《全集》具在，有志者其探本也可。
至1888年，浙江鎮海的張氏花雨樓將路德的《仁在堂》系列簡要擇出路德的指導文字輯錄成《仁在堂論文各法》，其序曰：
路潤生先生以制藝一道，苦口良言，諄諄為學者告，而並分析各題，論列諸法，不惜以金針度人，其心可謂至而盡矣。顧其所發明指示，皆散在各集文後，非批閱全編，無由挈其要領以得夫指歸。予流覽之下，因為分類輯錄，俾不致漫無統紀，各題亦以次附存，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矣。學者之閱是編也，知一題有不可易之法，一法有不容混之題，依類以求，開卷憭然，若更欲得其文而閱之，則各集俱在，進討焉可耳。以路德著述為基礎的各種輯本，在晚清的流播範圍很廣，各種刊本層出不窮，如晚清聲名頗著的書坊善成堂亦刊有路德的《蒲編堂訓蒙草詳註》一種。1894年，上海的書商以鉛印技術重新排印了路德的《仁在堂全集》，並在《申報》上登載廣告：
盩厔路閏生先生，文壇老宿，海內皆奉為經師，坐擁皐比，門盈桃李，一時承學之士，及門著錄者，多至數千人，所居講舍曰仁在堂，其集因以堂名名之。初時刻於關中，後經各省翻刻，魯魚亥豖，辨認良難，初學蒙童，貽誤非淺。茲覓得關中初印本，用大號鉛字從新排印，以廣流傳，圈點眉批，一仍其舊，紙墨裝訂，務極其佳，刻已告成，即日出售。集分十四種，曰《時藝引》，曰《時藝辨》，曰《時藝核》，曰《時藝課》，曰《時藝綜》，曰《時藝階》，曰《時藝話》，曰《課士詩》，曰《課士賦》，曰《文藝金針》，曰《訓蒙草》，曰《時藝核續編》，曰《訓蒙草注釋》，曰《賦》。大抵窮源竟委，由淺入深，理法詞華，兼擅其勝。而又悉心評騭，細意推求，……金針暗度。學者苟揣摩簡練，昕夕咀含，則破壁而飛，正不難於此操左券焉。
路德關於時文的著述，以及一些以路德的時文、試帖著述為基礎的輯本，其暢銷程度幾乎遍及當時中國的主要地區，在一個教科書的概念尚未進入中國的時代，在當時參加科考的士子中，在參考用書的選取上卻出現了難得的一致。至20世紀初年，一些內陸省份的讀書人依舊服膺於路德的八股文。如，1903年，一位河南開封的學堂學生描述道：
河南通省之學者，於八股中最服下等之路德，於古文中最愛《古文雅正》及一切不知名姓之輩所選之極劣本，於字帖知有黃自元所書之小楷。
清末科舉改制之後，科舉考試中出現了西學考題，而由此出現的一則著名笑話就是「東西兩路德」，即當題目中問起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時，士子往往將他和中國陝西的制舉名家路德相混淆。歷史所養成的積習很難在短期內改變，對於生活於清末乃至民初的那一代中國讀書人而言，「八股文章試帖詩」始終是一個抹殺不掉的閱讀經驗，即便是到了民國初年，科舉早就不復存在，還是有鄉間教師認為「初學為文，必須從八股入手者」，直至民國初年，有人依然發現「舊書肆中竟有人到，專買《時藝九種》、路潤生稿、管緘若稿者」。
路德的鼎鼎大名源自其對於「八股文章試帖詩」都享有權威的地位。晚清科舉考試用書出版市場上還有著一大「風景」：即那些科舉考試用暢銷書的作者往往並非科舉生涯大獲成功之輩，反而是一些揣摩這些名家名作的士子得以「暮登天子堂」。上文所舉的科舉考試用書中，有的書籍，其作者寂寂無名，如《啟悟集》、《目耕齋》等書；也有些名家自己的科舉生涯也並非十分成功，如李錫瓚、路德、李元度等人都是如此。同樣是古人所謂的「以著述名家」，從事於「舉子業」、「制舉業」的八股名家、試帖名家等一眾人等，與以經史著述名家的讀書人之間也有著一種明顯的分野。
三、指引閱讀，形塑知識
應試士子如何閱讀這類科場「秘籍」呢?曾國藩在給子侄、小友的一些信函中，便曾對如何閱讀路德的《仁在堂》、《檉華館》系列進行過指點。他的建議是，「選《仁在堂》中佳者，讀必手抄，熟必背誦」，而「讀《檉華館試帖》，亦以背誦為要」；對於一位友人，曾國藩也在推薦《仁在堂稿》和《小題正鵠》之餘，指點的應考門道即為「將此二編誦習」。張之洞的《輶軒語》也指導士子，時文要「涉獵千餘篇，爛熟數百首」。李涵秋在其小說《廣陵潮》里，描寫了一位「每晚必熟讀《目耕齋初集》五十遍」的塾師何其甫，這部小說刊行之時，已是廢科舉之後，對於晚清揣摩八股以求仕進的酸腐文人，固然有嘲諷之意，但是對於這位塾師熟讀《目耕齋》的描寫卻是符合實情的。清末武昌人朱峙三的日記記載，其塾師亦要求他「八股須熟，以能背誦為主」。而在替《目耕齋》一書作序的沈拱辰筆下，《目耕齋》一書的選輯者沈叔眉精熟文章作法的途徑也不外如此：
端坐是齋，晨夕朗誦，風雨寒暑不輟，必使爛熟乃已。如是一匝年，胸中積貯有八十篇，橫豎貫串於肺腑，並無一字或遺，故其下筆為文，熟極巧生，變化莫測。
編輯《目耕齋》一書的制舉名家便已如此親身示範，俾便購其書者仿效。在「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等閱讀文化熏陶下的科舉士子，其寫出漂亮文章的不二法門即為對科舉範文熟讀成誦，繼而掌握寫作技巧，如此，在考試時方能有的放矢。除了這些暢銷名作之外，還有諸多以「闈墨」「墨卷」「墨選」等為題的鄉會試範文選編。這類書籍所扮演的角色與《啟悟集》、《能與集》、《目耕齋》等名家名作類似，也是通過熟讀科考成功者的範文來鑽研其中的成功之道，所不同的是，這類書籍更加註重時效性，一般在當科鄉會試結束之後，便會刊行。對於這類書籍，安徽士子姚永概採取的策略是「選其最洽我心者取訂一本，以便於時時諷誦」。可見其閱讀方式與其他科舉考試用暢銷書並無不同。
道光末年，浙江學政吳鍾駿(號晴舫，1798—1853)在對浙中學風略加體察之後，發布了《告示六條》，其中提到：
第聞近日以來，習尚少變，綴學之士，墨守八股，罕求根柢，即文采蔚然，亦由類書轉販，而非討自源頭。積習相沿，浸至舉其文而不曉其義，踵其偽而莫辨其非。蹲鴟日及，貽笑通儒。
他發現即便是「文采蔚然」的文章，也多由「類書轉販」，語雖近於苛責，實際也對「類書」的大量流通無可奈何。相比於閱讀大量的經史原典，經由各書坊、制舉名家所輯的「類書」的確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再則，即使是閱讀大量的原始典籍，對於此中別有一番天地的科考文章，也不見得便能得其門而入。這也是科舉考試用書長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同治年間，游百川(1822-1895)曾上《請崇尚經術疏》，其中描摹了廣大應考士子中普遍存在的「揣摩求售」的風氣：
為學者求名之心太急，往往四書五經未能成誦，而即讀膚淺考卷，學為應試之文。既務應試，則束書不觀，專取文藝數十篇揣摩求售，叩以經義，茫然莫辨，且有並句讀不知者。師如是以為教，弟子如是以為學。求所謂淹通經史者，蓋鮮也。求所謂砥礪行修者，蓋寡也。豈知學無根柢，安有佳文?……且此等弊風，始猶以為郡縣偶然耳及，詢之各直省，大率類然。
其奏摺中所言的「專取文藝數十篇揣摩求售」，所指便是通過各種時文稿本、闈墨等程文備考的士子，且這樣的現象十分普遍。也正是由於士子中間存在共同的名家名作供其研習、揣摩，故抄襲雷同之處在所難免。清末之人曾論及：
道咸間，士氣卑靡，文風荒陋，所謂揣摩者並不知審題命意，立局謀篇，而惟修飾於聲調字句之間，一題之文，千人之作如出一手，父子相繼，師弟相傳，歷三十餘年而其風始少革。然而鄉僻之士，耆艾之儒，墨守高興講章、類聯選本，語以詞章，且目為雜學，至於史學、掌故、經濟、時務，正如武陵原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者，此其人尚復不少。而新傳入的石印技術，也使得夾帶書籍入場以供抄襲的風氣更熾，使得這種現象更顯積重難返之勢。1882年壬午科鄉試過後，有人便發現「江右雷同者至於千餘」。當時的論者對此文風亦大加批判：「近世文風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襲雷同，毫無根柢。」
此外，以晚清科舉出版市場所通行的科舉考試用書而論，這類書籍並不具有很強的時效性，許多書籍往往暢銷數十年，這其實也反映了清代科舉「衡文」的標準也並不強調時效性。因此，這些科舉考試用暢銷書往往選有明末及清初的大量範文。以《目耕齋》而論，此書所言傳的文章技巧，都是「前明及我朝諸大老文章秘奧」。據文賢書屋版《硃批目耕齋全集》的序文，則可知《目耕齋》的初集大約成書於1838年，其後又續刻有《目耕齋二刻》、《目耕齋三刻》；而以《目耕齋》的實用性而論，則直至清末，時人還在宣示「近科鄉會墨大半脫胎於此」，猶可見其書應對科舉具有實效。再如，上海點石齋在1880年代刊行的《大題觀海初二集》所收文章也是「始自國初，訖於乾嘉」。即便是到了1891年，在包天笑的回憶里，家裡長輩讓他「揣摩細讀」的時文選本，依然是「幾本明朝文的制藝和清初文的制藝」。這既體現了科舉考試內容的穩定性及由此導致的暢銷書目的相對穩定，也由此導致了考試中的文體與知識內容對不斷變異的時勢始終缺乏應對，使得科舉考試內容的一成不變在晚清的輿論中招致了激烈的批評。
余英時在論及曾國藩其人其學之時，曾經揭示過，曾國藩在中進士、入翰林之後，才開始認識到「科舉時文之外還有一個學問的世界」。在京官中接觸到的學問風氣讓曾國藩感到自慚，才開始努力從人問學、發奮讀書。究其原因，是因為科舉與學問分為二途，出仕之前長期浸淫科舉考試的曾國藩，又偏居當時並不以文風著稱的湖南，除了科舉考試的時文之外，並沒有接觸過其他的學問。無獨有偶，清末以學問淵博聞名的陳衍(1856-1937)也曾在晚年對後輩錢鍾書論及科舉往事，便說「老輩須中進士，方能專力經史學問」。陳寅恪在為陳垣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寫序時，論及史學在清代的地位，還說：「雖有研治史學之人，大抵於宦成以後休退之時，始以餘力肄及，殆視為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可見，曾國藩追尋學問的經歷並非僅見，而是清代讀書人中頗為普遍的現象，科舉制度對於讀書人群體的閱讀世界和知識世界具有明顯的導向和形塑作用。
林志鈞在為梁啟超(1873-1929)的《飲冰室合集》所寫的序文中，論及「任公先生之時代」，認為同、光間，「考證之學已盛極而微，舉世所心營目追者，惟帖括之業。四子書、五經、《通鑒》、《文選》之類，熟讀之，已足為通人。《目耕齋》三集八股文，由束髮就傅以至登巍科、掇高第，內入詞林、外宰百里，皆以是為階梯。蓋師以是教，弟子以是習，不知帖括以外尚有所謂學也」。1878年，《申報》上曾有一篇論說文字鼓吹先秦諸子之學，但作者亦坦承「尚子書」一事甚難達成，因為諸子學很難在科舉考試中為考生帶來幫助。以科舉中式為目標的廣大士子即便在考試文章中引用諸子之書，而考官由於對此「目所未見」，所以便會「不以為不通，即以為杜撰；不以為生澀，即以為離奇，有不遭抹勒者，鮮矣」。也因此，在士子的閱讀世界中，「經史尚未全覽，遑問子書。更有甚者，則《四書》而外，《啟悟集》等書而已，即經史且難舉其目矣」。晚清有讀書人批評當時的眾多士子「舍小題而學墨卷，或文氣未通遽事塗澤，或書理不講頓學排場」，所批評的便是這種憑藉揣摩科舉考試用書備考的現象。這樣的現象在當時十分普遍，並且這類士子藉助於這種「捷訣」類的書籍而通過「小試(即鄉試之前的基層科舉考試)」便可「就館作師，教人子弟」，於是「師不能文，而為之徒者，稍讀《啟悟集》、《童子問路》諸篇，越歲又青青子衿矣」。通過「小試」成為生員之後便即開館收徒，這是科舉制度下的士子中十分通行的做法，塾師一邊課徒，一邊參加鄉、會試的情況也是隨處可見的通例。於是，憑藉對科舉考試用書的揣摩而博取功名的做法又會由於科舉的「再生產(reproduction)」功能而不斷被複制與傳播。
清代官方所標舉的科舉考試的制度性知識訴求被表述為「通習諸經，敦尚實學」。清末，康有為曾在上海問從事石印出版的書商「何書宜售也?」得到的答案是：「書經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說。」他還曾在詩歌中寫道：「我游上海考書肆，問書何者銷流多?經史不如八股盛，八股無如小說何。」八股的銷量顯然遠遠大於原本應該為科舉士子所重視的經史書籍。由於科舉考試用書市場上的暢銷書所收都是程文，故對考試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於是，這類書籍進一步簡化了讀書人群體的閱讀世界與知識構成，往往使得應考士子並不遵循官方所建議的養成學問的步驟，導致甚至連清代官方設立的科舉考試的制度性知識訴求亦大打折扣，許多讀書人僅僅是憑藉對科舉考試用暢銷書的揣摩、細讀而掌握了撰文的訣竅，並以此在科場上獲得成功，甚至連儒家經典的原文都可以不必精研。晚清報章輿論中所批判的抄襲、雷同之風也與此緊密相關。
晚清科舉考試用書的市場上，已經形成了在很大的地域範圍內大體一致的暢銷書籍清單，由此也塑造了一批被廣大科舉士子趨之若鶩的制舉名家及名作。科舉考試用書中，如《啟悟集》、《能與集》、《目耕齋》等書籍尤其知名，此外，如陝西盩厔人路德所著的「仁在堂」與「檉華館」系列制藝、試帖選本，也是行銷全國的暢銷書籍。由於清代中期以後，科舉考試重視詩題，故試帖詩的選本也層出不窮，其中《七家詩》在晚清成為最為流行的此類書籍之一。由於科舉考試的考核標準涵蓋著絕大多數讀書應考的士子，故科舉制度同時也在形塑著一個龐大的讀書人群體的閱讀世界和知識世界。廣大讀書人的購閱書籍的行為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甚巨，在科舉考試的「指揮棒」效應之下，儘管晚清朝野之間一直存在科舉改革的呼聲和議論，但事實上，只要科舉考試沒有出現實質性的變革，在以由廣大的應考士子組成的中下層讀書人群體中，其閱讀世界和知識世界便會一直保持大體的穩定。這些幾乎通行宇內的科舉考試暢銷書在一定程度上即反映著廣大科舉士子的閱讀世界與知識世界。晚清的科舉考試用書，其所範圍的知識內容，恰恰是晚清的士子讀書應考過程中的知識重心所在。
原載《史林》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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