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國年輕人都在追這兩位先生

天下 01-16

1919年元旦剛過，1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本志罪案簽辯書》。「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第一次正式在國人面前提出，後來被學界認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兩個最基本的口號。

《簽辯書》中宣稱：

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陳獨秀的言下之意是，《新青年》雜誌力主的文學革命，受到不少舊派人士的非難。他形容當時社會上「大驚小怪，八面非難，那舊人物是不用說了，就是咶咶亂叫的青年學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種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

非難的情況的確有，尤其是針對《新青年》編者錢玄同廢漢文的激進主張。錢玄同在1918年4月發文指出「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陳獨秀雖也不認同錢玄同的滅漢文主張，說那是「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但依然在《簽辯書》中為其申辯，他說「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思和他說話，這又是什麼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說到底，也是為文學革命受到「八面非難」的境況叫屈，陳獨秀始終為此耿耿於懷。

然而到1927年，魯迅回憶起這段歷史，提到國內剛剛提起「文學革命」時雖然確實有反對聲音，「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原因是「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除漢字，用羅馬字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就連胡適也承認，中國的白話文，沒有經過什麼大風浪，便得以「輕輕俏俏地成功了」。

《新青年》同仁合影。從左到右為劉半農、胡適、陳大齊、馬裕藻、錢玄同、周作人等。

就在德先生、賽先生提出的一年前，《新青年》因發行太少虧錢，在暫停4月後重新出版，由北大的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半農和胡適六人輪值編輯，開始用白話文做文章。當時的陳獨秀們可能不會想到，這本一度面臨停刊的雜誌，將在一年後引發一場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

事實上，復刊初期的《新青年》銷路不廣影響力不大，令陳獨秀大感頭痛，雖然宣揚白話，也四面出擊向舊派人物挑釁，卻都得不到什麼回應，就算有，也是些不慍不火，如翻譯家林紓的《論古文不宜廢》之類溫柔講理的。作為輪值編輯的劉半農也感嘆說：「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

為了博關注，《新青年》乾脆自導自演炒作了一場罵戰，由錢玄同和劉半農分飾兩角。

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讀者身份致函雜誌實名反對白話，他以一種潑婦罵街的姿態，指名道姓，從胡適的新詩開始罵起，一直罵到「辛亥國變以還，紀綱掃地，名教淪胥，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有識之士，童焉心傷……」。反對不夠，還刻意站了個隊，「王敬軒」在信中故意吹捧林紓，讚美其用古文翻譯的小說「如雲吟邊燕語，雲香勾情眼……」按照「敵人的朋友比是敵人」規則，林紓就莫名其妙成為了新文化擁護者們攻擊的對象。

《新青年》在四卷三號上即刊登了這封讀者來信，同時也附上了作為記者身份的劉半農的回擊。劉半農在文中反駁完「王敬軒」，又繼續把矛頭對準林紓，諷刺其翻譯的外國著作，大部分是沒有價值的東西，甚至說出如此尖酸刻薄的話：「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舊學上，功夫還缺乏一點。倘若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時候，再寫書信來與記者談一談，記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則記者等就要把『不學無術、頑固胡鬧』八個字送給先生『生為考語，死為墓銘』！」

錢玄同和劉半農

儘管後來沈尹默爆料胡適對這場炒作不滿，認為不是正人君子所為，但這出雙簧戲的目的的確達到了，讓雜誌火起來，也讓新文化成為公眾話題，思想的閘門被打開，人們開始重新審視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新青年》開始陸續收到或捧場、或反對的讀者來信，甚至也引起其他媒體的關注，比如《留美學生季報》曾發表汪懋祖的來信，對《新青年》終日以罵人為能事，深感不滿，批評其文章流於「村嫗潑罵」。

新舊文化兩派的筆仗，就這樣在《新青年》上拉開了序幕，1918年4月，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5月，被視為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的《狂人日記》發布，魯迅這一筆名從此誕生。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因此一炮而紅，在後來德先生和賽先生口號的提出後，形成一股強大的文化革命的力量。

對於《新青年》的創辦者們來說，新文化以摧枯拉朽的勢頭席捲全國，並不是一場預設，甚至很長一段時間裡，只是為了雜誌的存活而刻意製造的輿論話題。

陳獨秀在1919年寫作《本志罪案簽辯書》，按照文章的本意，不得不說有「賣人設」的嫌疑，為了營造新青年陣營在抗擊舊勢力時的「孤膽英雄」形象，作為媒體人的陳獨秀，深諳「愈受打壓就愈受歡迎」的讀者心理，以此誇大《新青年》所受到的圍攻。殊不知文中提出的德先生、賽先生，在幾個月後竟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言人。

況且實際上，在《簽辯書》誕生之時的中國文化界、思想界，早已不是舊文化占話語權的格局，「全盤西化」的思潮也不是什麼新鮮事，至少在北大，新文化對舊文化可以說是節節進逼，有如泰山壓頂。梁簌溟曾描述當時北大的新舊對抗形式：

陳獨秀頭腦明晰，筆鋒銳利，批判舊派觀點，如摧枯拉朽。《新青年》雜誌詰問舊派：孔子真精神是什麼？價值何在？舊派張口結舌。可是許多舊派先生竟不感苦惱，仍埋頭於舊學之中，彷彿彼此並不相礙。學生一如教師，也分新舊……雖然我對新思潮莫逆於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屬舊派，面對新舊之爭，似盡可仍埋首於佛學研究，可是我卻感到壓迫之嚴重，以為此問題不可忽略而且急切。

持中立態度的梁簌溟尚且感到「壓迫之嚴重」，何況舊學人士在北大的處境，從當時北大的《新潮》和《國故》兩本著名雜誌之爭，或許可以略窺一二。

在《新青年》打出德先生、賽先生口號的前幾天，元旦，羅家倫、傅斯年等幾個北大學生創辦的《新潮》雜誌正式發刊，宣布繼承《新青年》的文學革命、倫理革命主張，創刊號上刊登的啟事說「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

《新潮》發刊在學生和老師中引起轟動，首卷最初只印了一千冊，不到十天便脫銷，後來連續加印幾次，總銷量達一萬三千冊，後來每期的發行也維持在一萬五千冊左右。《新潮》問世便大受歡迎，與當年《新青年》創刊時的慘淡境況形成鮮明對比，連胡適也自愧不如，這與國內思想環境的轉變不無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新潮》主要撰稿編輯之一的傅斯年，本來是學國文的，卻毅然加入了白話文陣營。

另一本則是幾乎同時期創辦的《國故》，新派學生們有了新潮的陣營，難免讓有志於保護國粹的學生氣憤不平，於是俞士鎮、薛祥綏、楊湜生、張煊等一班學生，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籌划出了《國故》雜誌，邀請劉師培和黃侃兩位教授出任總編輯。

《新潮》和《國故》的創辦，有點兩家爭鳴的意味，似乎預示著北大內部的新舊文化之爭戰鼓已擂。然而實際開起炮來，卻完全不是預想的那樣。

舊派教員通常是喜歡埋頭研究學問的，對新派師生的搖旗吶喊，雖然看不慣，但除了在課堂上罵幾句，出口悶氣之外，也沒什麼正面的衝突，比如劉師培，他說「通群經才能治一經」，沒通群經不敢吭聲，通了群經不屑吭聲，所以他們極少寫文章辯駁，「文章都是千古事，豈可亂下筆？」

這樣一來局面就很尷尬了，新派一方咄咄逼人，風頭正勁，又揮舞著「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跟教師團隊的《新青年》抱團對舊勢力萬炮齊轟。舊派這邊，學養深厚的師長，對於打嘴仗的爭論避之不及，打頭陣的幾個學生，學識文筆又不及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這些人。拿現在的話來說，舊派幾乎就是被吊打的狀態，連周作人都看得出「（舊學方面）教員中只有黃季剛（侃）在課堂內外對學生罵罵而已，向不執筆，劉申叔（師培）寫些文章，也只談舊學，卻未罵人。《新青年》上寫文章的都是教員，積極的取攻勢，猛厲無比。」

北大的新舊文化格局也可以投射在當時的國內社會上，以新青年陣營為首，新文化力挺者的隊伍越發壯大，上海的《時事新報》、《民國日報》《中華新報》，北京的《晨報》、《國民公報》等眾多媒體不乏支持文化革命的聲音。

而舊派一方，以羅家倫的話來說，「抵抗力還是很薄弱的」，當時對於新文學的抵抗力不外三種「一種是林琴南（紓）派，一種是東南大學的胡先驌和他所辦的《學衡》雜誌，一種是北京大學內部的《國故》雜誌。」林紓的反擊也就是寫了兩篇諷刺小說《荊生》和《妖夢》，還因罵人太過粗鄙飽受詬病，不過林紓倒是很耿直，後來還在報紙上公開道歉。傾向舊學的《學衡》則和當時的另一本雜誌《國民》各成一派，不屑參與罵戰，甚至看不起新興的《國故》。舊文化的支持者們就這樣以一盤散沙的姿態，被新文化處處碾壓。

《新青年》作為新文化運動領頭者成名的1919年，3月，曝出陳獨秀的狎妓風波，蔡元培不得不在在輿論的壓力下取消他的北大文科學長職務。

很久以後，胡適回憶起自己沒能參與的一場會議，1919年3月26日晚，在湯爾和的寓所，蔡元培、馬敘倫、沈尹默等人聚在一起商討如何應對社會上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胡適認為「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