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射書」——書寫者眼中的行為藝術和看客眼中的書法藝術

最近有人向我問起關於射書的問題。對於射書他還是比較困惑，想要問問我：書法藝術和行為藝術有什麼相同和不同？「射書」之類的藝術是書法藝術還是行為藝術？

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這要看我們如何定義藝術了。藝術究竟應該牽扯到過程還是結果？它究竟訴諸於視覺感受還是訴諸於人的理性思考？它究竟是觀念的代替品還是一種更具有超越感的事物？

當我們秉持不同的藝術理念，那麼自然對待同樣一種藝術現象就會給予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評價。

在有關「射書」這個藝術現象上，是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就可以具體規定它的本性的。也就是說，從不同的角度分析這個問題，會有不同的結論。

一、何謂「射書」？

射書最早呈現在大眾面前，是通過互聯網媒體的廣泛傳播來實現的。與之裹挾而來的，是一片嘲笑、質疑的聲音。

當大眾看到曾經那些拿著毛筆在宣紙上揮毫潑墨的書法家們開始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進行他們自稱的「藝術創作」的時候，心中難免會泛起一絲懷疑，隨之而來的，更多的是嘲笑和批評。

這些批評從很大程度上都是出自對於傳統文化的維護、對於書寫方式合理性的質疑。實際上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

這樣寫還算是書法嗎？

這應該是理解這個問題最為關鍵的地方。

最早表演射書的人，叫邵岩，五十多歲的美院教授，一把花白的鬍子，很像鄉下幹活的農民，絲毫沒有藝術家那種不近人間煙火的傲嬌。

據稱邵岩也是最近這些年才「琢磨」出這樣一個奇特的形式來「書寫」的。據現有報道稱，邵岩早年間也是學習傳統書法出身，作品也是規規矩矩，一絲不苟。

而之所以要搞射書，原因是他曾經生了一場大病，在那一段煎熬的歲月里，他靠著醫院裡這小小的注射器以及裡面透明的液體漸漸痊癒，由此引發了他進一步的思考：

自己能否用這個注射器來進行藝術創作？

二、到底是誰在「偷懶」？

事情到這裡，一切還都算可以，一個藝術家，從生活中的一個小小細節，引發了自己對於藝術、生命和生活的思考，這本來也是藝術家的天職。

我們總是說「藝術來源於生活，但是高於生活」，所以對於藝術家來說，進行這樣的嘗試和思考並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我們也知道，「射書」一經誕生，就遭受到了不小的攻擊，很多人評價「他會毀了書法」「嘩眾取寵」「炒作」，基本上大家並沒有看到作者在背後的思考和努力。

當我們為一個藝術現象，甚至是某一社會現象進行價值觀、道德觀上的評價的時候，我們是否充分考慮到了當事人所處的情景，他的思考，他的感受和他所要傾訴的東西了呢？大概在那群批評人裡面，沒有人會想到他在醫院裡的絕望、他的思考、他對「注射器」一種特殊的情愫。

假如它真的可以承載那些透明的藥液讓人痊癒，為什麼它不能承載墨汁，創造藝術上的奇蹟呢？

那麼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在，在這場藝術家和圍觀者之間的「博弈」中，誰是那個偷懶的人呢？

是只看結果，擅長隨隨便便評價的看客，還是那個從生活中思考如何進行藝術創作的藝術家？

三、民眾的擔憂：書法藝術的角度

從民眾和看客的角度來說，當他們把這一藝術活動理解成屬於書法藝術的創作活動類型時，他們自然會更加看重其中屬於書法藝術的成分。

所謂的書法藝術的角度，是指看重藝術誕生的結果，而並非藝術創作的過程。對於從這一角度出發的看客來說，過程不重要，過程所要傳達的理念也不重要，他所要的看的，是你最後呈現於一定載體之上的結果如何。

顯然，射書從這一角度來看，得不到好的評價也是理所應當的，因為他幾乎完全不符合傳統書法藝術的所有標準傳統。

比如，射書最後呈現的效果是一堆無意義的線條，是一堆呈現著噴射狀態的墨汁，所以在結果上，它就是讓人否定的。當觀賞者持有這樣一個執念之後，再去回過頭來想想射書的每一個細節，都會覺得這場「藝術秀」完全沒有任何意義，而且甚至還會給它扣上「炒作」的帽子。

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當第一個印象形成之後，之後就很難再改變了，而射書「吃虧」的地方也在於此，它所呈現的最終效果難以讓觀賞者認可，所以這樣一種不信任自然會反作用於書寫者，進而對書寫者、書寫用具、書寫方式反感、厭惡。

四、創作者的角度：行為藝術

如果我們換一種思路來看這件事情，就會完全不同。如果我們將射書看作是一場「行為藝術」的表演，那麼上述角度中的「書寫結果」就會顯得完全不再重要了，而會顯得很次要。

行為藝術注重行為本身，它所看重的是過程，是過程所體現出來的理念觀點。當我們撇開射書的結果，只看藝術家們拿著注射器在宣紙面前行走射墨，就會看到注射器在這一行為中的特殊意義和隱喻所在。

它代表了更多的可能性、不確定性，隨著「書寫者」不確定的角度、力量、大小，射墨的呈現效果既可以人為控制，也不能為人所控制。

對於當時尚在床榻上的邵岩來說，這一管注射器可能代表了新的可能性和健康的希望。當他痊癒之後，用這樣一種藝術化手段將這一可能性傳遞給大眾，用一種行為藝術的方式來傳遞他當時的心境、情緒，又有什麼不合適的呢？

一千五百年前，有一個叫韋中立的年輕人，寫了一封信請教柳宗元，想拜柳宗元為老師，跟他學習寫文章，柳宗元拒絕了他，原因是他迫於時代「恥為人師」的傳統。但是他在這封信里寫了這些話：

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仆來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估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群目，以召鬧取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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