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王牌殺手」落網記
本文轉載自公安法治文學月刊《啄木鳥》
建國初期，國民黨保密局從台灣派遣「王牌殺手」封企曾密赴上海，執行「1243」行刺上海市市長陳毅的任務。這一奸謀由毛人鳳親自製訂並經蔣介石逐字審核後予以批准，台灣方面認為「必能成功」，但在我大智大勇的公安人員面前，「王牌殺手」最終還是落入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法網之中……
「1243行動」
1950年5月12日深夜，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從中央情報部李克農部長處獲得情報：台灣保密局將於近日派遣一個名叫封企曾的「王牌殺手」赴滬執行暗殺上海市市長陳毅的代號為「1243行動」的特別任務！
羅瑞卿當即下令：立即將該情報以特級密碼拍發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公安局領導接到這份密電，深感震驚。具體主持上海市公安局日常工作的揚帆副局長當即決定：一、將情報向陳毅市長報告，同時要求警衛處加強對陳毅等首長的安全保衛工作；二、立刻組建「『1243行動』專案偵查組」，全力偵緝敵特封企曾。
偵查專案組在當天下午就成立並開始運轉了。偵察員查摸了封企曾的基本情況，得知他是老「軍統」，槍法准，精武術，並且極擅長化裝，在「抗戰」期間曾多次執行過暗殺任務，是「軍統」局有名的殺手。封企曾對於上海並不陌生，他在上海淪陷時期，受戴笠的指派潛伏上海灘五年之久，暗殺過八名汪偽官員，據說他在上海有許多關係，這可能也是毛人鳳派其執行這一任務的原因之一。在繳獲的敵偽檔案和被捕的國民黨特務的交代筆錄中，有不少關於封企曾情況的材料。專案組決定立刻著手理一理。
北京很快轉來中央情報部獲取的第二份情報：封企曾已於日前抵達上海。
於是，專案組以「查戶口」的名義，在全市範圍內進行一次大搜查；同時布置各分局、派出所對管區內的旅館、浴室、戲院、電影院、茶館、書場等公共場所進行突擊檢查。
從5月20日晚8時開始到5月21日傍晚，上海全市各街道、里弄、居民小組，都進行了人口清理工作，這在當時算不上一樁新鮮事，所以驚動不大；與此同時，大批民警突擊檢查了旅館、浴室等公共場所。據統計，這次大規模的行動一共抓捕了上海本地和外埠潛逃來滬的反革命分子、惡霸、反動軍官、逃亡地主、「一貫道」頭子及其他盜賊、殺人犯等刑事罪犯二百多人，發現線索876條。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未能緝獲封企曾，也沒有獲得關於封企曾的任何線索。
喝著老酒看《三國演義》
其時，封企曾確實已經抵達上海。上海警方在組織全市大搜查時，封企曾正躲在浦東一個名叫「凌家宅」的小村莊里，閉門不出，終日睡覺，好似冬眠的狗熊。
當時是解放伊始，國民黨保密局於敗逃台灣前在上海布置了為數不少的特務。有的屬於特別隱秘的，名單、住址由毛人鳳本人直接掌握，以便用於執行特別重大任務。這次封企曾執行的使命，是屬於特別重大任務中的重點，毛人鳳決定動用這份名單上的兩個人，讓他們給封企曾安排安全的落腳點，並且根據封企曾的要求協助其執行任務。這兩個潛伏特務的名字、地址，是在保密局大陸行動處為封企曾舉行的送別宴會上，毛人鳳直接提供給他的。封企曾飛快地看了一遍，就把那張三指寬的紙條還給了對方，使毛人鳳連聲發出讚歎，誇封企曾記性極好。但是，毛人鳳沒有想到，封企曾並沒有動用那兩個關係，而是自己找到浦東的這個關係來落腳了。作為一名老資格的特工人員，封企曾是非常謹慎的，他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他自己的感覺，他擔心那兩位已經受到了上海警方的監控，甚至早已向共產黨自首了，糊裡糊塗撞上去豈不是自投羅網？
封企曾之所以看中凌家宅，因為那裡是一個既適宜於隱藏又便於開展前期窺察活動的兩全地帶。這是一個只有18戶人家的小村莊，離浦西不遠，四周都是密布河汊的開闊地帶，往西可去上海市區，往東可直抵東海邊，往北通江蘇，往南又能去浙江。而且更重要的是這裡有一個他的把兄弟的老爹蔣阿成，其兒子原也是「軍統」特務，六年前死於汪偽76號特工總部，之後，封企曾便代死者照顧蔣某，因此和對方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封企曾在以前曾數次來過凌家宅，但他出於職業性的謹慎，對所有人都說自己是做生意的。因此，這次出現在凌家宅，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懷疑。
封企曾在凌家宅只在抵達時露了露臉，之後便在蔣阿成家後面竹林里的一間堆放雜物的草屋裡呆著，讓主人在別人問起時就說已經離開了。他則每天喝喝老酒，看看《三國演義》。凌家宅有一個農會小組，組長就住在蔣阿成隔壁。市裡開展大搜查時，浦東地區也有配合行動，只不過聲勢沒有那麼厲害。鄉幹部來過也曾問過這位小組長最近村裡是否有陌生人住著，那位老兄尋思封企曾是蔣阿成家的親戚，以前也來過，算不上陌生人，況且已經離開了，便報稱「沒有」。這樣，就被封企曾滑過了。封企曾甚至還不知道上海警方為了緝捕他而進行了一次規模甚大的大搜查。
封企曾準備在凌家宅躲藏一周左右，然後換一處落腳點，然後開始進行「1243行動」的前期準備活動。
這一切，警方自然是都不知曉的。全市大搜查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後，專案組經過反覆分析，調整了偵查角度，決定還是採取從剛開始著手偵查本案時想到過的從材料中找線索的老辦法。與封企曾相關的材料有兩類，一是「死材料」，即敵偽留下的檔案；二是「活材料」，就是那些知曉封企曾情況的已經被捕或者沒有被捕的知情人。專案組臨時調集警員86人，連日連夜地進行緊急查摸。一連進行了六天，總共獲得線索102條，但是大部分都是沒有現實價值的，剩下的小部分也都查不下去。偵查工作眼看即將陷入了僵局。
兩天後，有偵察員在訊問一個在押的「軍統」分子時，意外地得到了一條線索：有一個名叫汪焯的人可能知曉封企曾「抗戰」時期在上海的社會關係。
汪焯現在何處？
據說已被人民政府判了刑，現在提籃橋監獄服刑。
專案組長王得彰下令：「立即提審汪焯！」
5月30日上午，三名偵察員去了提籃橋監獄。經了解，汪焯系「軍統」特務，剛被判刑七年。偵察員先翻閱了汪焯在獄中寫的《個人自傳》，內中確實提到過1941年到1944年他曾在封企曾手下干過跑腿角色，但未提及有關封企曾的情況。汪焯是否知道封企曾的有關情況，只有當面訊問了。
汪焯態度很老實，向偵察員提供了封企曾當年在上海灘活動時的一些情況和所交往的人員，其中有一個就是浦東凌家宅蔣阿成的兒子。1943年2月蔣阿成之子被76號特工殺害後，汪焯曾陪同封企曾去凌家宅弔唁。
浦東凌家宅蔣阿成，這是偵察員從未了解到的一條線索。封企曾和蔣阿成之子非同一般的關係也引起了專案組的高度重視，
燈光下一片硬硬的泥地
5月30日下午，偵察員李蒙、滕扣根前往浦東凌家宅調查。當時，那裡僅是作為一個懷疑目標，並沒有確鑿證據表明封企曾確實藏身該處。所以，偵察員還是按照正常的程序進行調查，先找了鄉政府負責保衛工作的張副鄉長，由張副鄉長陪同著去了凌家宅。當時還沒有什麼生產隊，凌家宅又小得算不上一個行政村，所以要說「組織」，那就是前面說到過的那位農會組長。張副鄉長帶了李、滕兩人去了農會組長的家，那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大漢，一臉憨厚相，說話倒很利索，幾句話語就道明了偵察員要了解的內容：前幾天鄉里已經來調查過了，凌家宅最近沒有陌生人來過，一切都很正常。
如果事先沒有掌握關於封企曾和蔣阿成之子的情況，偵察員很有可能會為對方那種肯定的語氣和憨厚神態所信服，轉身而去，打道回府。但是，現在偵察員是有的放矢，當然不是那麼好打發的。
「你們這個宅上有一位名叫蔣阿成的嗎？
「有的。」
「他呢？他家有人來過嗎？」
農會組長如夢初醒：「有啊！有啊！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老蔣家的客人不是陌生人啊，他是老蔣兒子生前的朋友，是做生意的，經常到凌家宅來的。」
張副鄉長開腔了：「誰讓你盯著陌生人查來著？上面是讓查可疑人啊！」
偵察員至此已經斷定這件事查到這裡有苗頭了，於是要對方說說蔣阿成家來的是什麼客人。農會組長一說那人的模樣，偵察員差點蹦起來—不是封企曾還能是誰？
稍停，李蒙問道：「那人還在嗎？」
「不清楚，我這兩天沒上老蔣家去過。」
李蒙、滕扣根交換了意見，決定立即去蔣阿成家看看。一行四人個便去了蔣阿成家，卻是鐵將軍把門——蔣阿成出去了。去哪裡？誰也不知道。
張副鄉長有點生氣，說：「立刻去把他找回來！」
農會組長正待執行，蔣阿成正好回來了。開門進屋，裡面沒有第二個人。於是便問主人：「你家的客人呢？」
蔣阿成回答：「他已經走了。」
「幾時走的？」
「昨天下午。」
「去哪裡了？」
「他沒有說呀。」
「還回來嗎？」
「說過幾天再來。」
偵察員立刻決定對蔣阿成家進行搜查。竹林里的那間草屋，亂七八糟堆放著舊農具、柴草和一些長短不一的木頭，蔣阿成的客人就睡在柴草堆里，旁邊用木板搭了個桌子，上面放著一盞煤油燈、一個瓷杯、一套《三國演義》。偵察員問明那是封企曾接觸過的，馬上收了起來。
張副鄉長讓農會組長叫來幾個人，把所有的東西統統搬到院子里，讓偵察員一一檢查。此時天色已暗，便要農會組長去鄰村借了一盞汽油燈，點燃後掛在竹林邊的空地上，照著檢查那些柴草雜物，並無收穫。於是又去草屋內查看，那裡已是一間空屋，燈光下一片硬硬的泥地。張副鄉長說：「沒什麼東西了，去前面正屋看看吧。」
但李、滕二人並沒有離開的意思，兩人低聲議了幾句，李蒙招過農會組長，讓他去弄些水來。一會兒，一臉迷惘的農會組長挑了一擔水來了，按要求用糞勺把水均勻地潑在地下。一擔潑完，又挑睞一擔。如此潑了四擔水，把個草屋弄成了一片澤國。偵察員站在門口，兩雙眼睛定定地望著地下。竹林地勢高，泥土乾燥，吸水很快。一會兒，滕扣根眼睛一亮，指著原先堆放木頭的位置斷然下令：
「這裡一一挖！」
被指定要挖的位置，與其他位置有一個明顯的不同——滲水慢，這說明地下有東西擋住了水分，也就是說可能埋有東西。
農會組長要為偵察員效勞，但被拒絕了。李蒙、滕扣根執意要自己動手，兩人用鐵鍬小心翼翼地挖到一尺深處，挖到了一個木盒。起出來打開一看，裡邊是用多層油紙包著的兩支手槍、一盒子彈和兩枚微型定時炸彈！
發現信箋紙遺留著筆跡印痕
「1243案」的偵查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專案人員大覺振奮。當天晚上，隨即舉行案情分析會。會議只開了一個小時，作出了兩個決定：一是根據封企曾把行刺武器藏匿於蔣阿成處的情況估計他還會來取，決定安排專人在凌家宅24小時守伏；二是鑒於封企曾離開蔣阿成處已超過24小時，說明他在上海另有落腳點，這就需要繼續查摸他的那些老關係。
會後，兩步棋同時開始。其實，第二步棋早在前幾天就已經開始走起來了，蔣阿成的線索就是從那裡查摸到的。所以，到這天上午，偵察員就已經查摸到了封企曾以前的12個關係，只是因為已經有了蔣阿成這樣一個重點，因此就把他們都放到一邊去了。現在，需要重新把他們理出來了。
6月3日，發生了與本案相關的另一件事情：負責在凌家宅守伏的偵察員向專案組負責人王得彰報告說，蔣阿成準備逃跑，幸被及時發現，未能得逞。
按照當時的通常做法，蔣阿成不管在何種情況下接納了封企曾這樣的要犯，都是要被逮捕的，至於如何處理，那要再根據實際情況而定。但是，蔣阿成頭一天並未被逮捕，其原因是要他戴罪立功，誘捕封企曾。偵察員在凌家宅守伏，也順帶監控蔣阿成。現在，蔣阿成竟然膽大包天意欲逃跑，那就只好執行逮捕了。
蔣阿成畢竟是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民，沒見過什麼世面，一被捕膽子就差點嚇破了。再加上訊問時偵察員秋風黑臉拍拍桌子什麼的，他就乖乖地來了個「知無不供」，把凡是和封企曾搭界的事都一五一十供了出來。其中絕大部分都是陳穀子爛芝麻的瑣碎小事，只有一條引起了偵察員的注意：封企曾在離開凌家宅的前兩天，曾向他打聽過去青浦的輪船碼頭是否有變化。
這一情況報到王得彰那裡，他馬上下令：「立刻查閱已經掌握的材料，看其中有沒有和青浦有關的人或者事。」
查閱的結果是在封企曾的那些老關係中，有一個名叫沈必淵的人居住在青浦縣城廂鎮。封企曾與沈必淵的相識情況是在1937年春，當時的復興社特務處(即「軍統」局前身，處長是戴笠。)曾在江蘇省青浦縣舉辦過一期短期特務訓練班，復興社的一些老牌特務都曾去講過課，其中包括封企曾。封企曾因擔任「行動術」教官，教授速成擒拿術，這不是一二個星期所能講得完的，所以，在青浦呆的時間最長，大約前後一共呆了兩個月。他和沈必淵就是在那時認識的，沈必淵是那期特訓班的學員。
專案組於是決定立即派員前往青浦進行調查。王得彰對李蒙、滕扣根赴凌家宅的成功很高興，戲稱兩人是「福將」，所以，這次青浦之行又點了他們的將，不過，考慮到可能出現的問題，所以一共派了五人前往，算是一個小組，由李、滕兩人負責。
青浦位於上海西南側40公里處，當時屬於江蘇省。李蒙小組於6月4日上午趕到那裡，先去當地公安局。青浦縣局自是重視，指派專人協助上海同行。一查，當地確有沈必淵其人，36歲，是開小酒館的，歷史上有過參加復興社特訓班的記錄，不過，從特訓班結業後並未參加過復興社的活動；抗日戰爭時期還協助地下黨做過一些事情，包括掩護過傷員。所以，解放後在其主動向人民政府把特訓班之事講清楚後，也沒有對他採取什麼措施。接著又請來街道幹部，讓他們秘密了解沈必淵家這幾天是否有客人來過。下午兩點，街道幹部來報告說未曾查到沈必淵家來過客人的跡象。
李、滕二人商量下來，決定直接跟沈必淵接觸。沈必淵很快被悄悄喚到了公安局。一問，他說封企曾來過，並且直接說的是封企曾的名字。據沈必淵說，封企曾是5月30日上午8點多鐘來的，住了三夜，於6月2日上午離開了。進一步了解詳情，得知封企曾赴青浦後沒有進行過任何活動，甚至連門都沒有出過。沈必淵和封企曾已有八年未曾見過面，不知對方目前在幹什麼事情，也沒問，就糊裡糊塗地接待了他。封企曾也沒有向他打聽過任何事情，閑聊的內容都是以前的陳穀子爛芝麻。偵察員據此初步作出判斷，認為封企曾多半是生怕在浦東蔣阿成處呆的時間過長會發生意外，所以出來避避風，同時也為以後的落腳點打個基礎。
這件事本來可以算結束了，但是按照當時的規定，居民家如果來了客人，需要過夜的，主人必須到當地公安部門去報臨時戶口。而沈必淵卻沒有為封企曾報臨時戶口，鑒於封企曾是公安部點名的要犯，沈必淵的這種行為就有同謀嫌疑，所以，公安部門就決定把沈必淵拘留。此時已經把沈必淵放回去了，公安局就派員去其家執行。正好李蒙等想去沈必淵家看看，便一起前往。這一去，竟有了意外收穫。
沈必淵的住所門面不算大，但是卻很深，前後共有四進之多，後兩進還是樓房。因此，他家的住房很寬裕。封企曾在沈必淵家，一個人住在後面的樓上房間。偵察員檢查了他住過的房間，發現桌上的物件中有一沓用過的信箋紙，上面壓著一支鋼筆。問了沈必淵，說那是他的筆，是封企曾向他借用的；信箋紙則是封企曾叫他的孩子去街上文具店購買的。滕扣根拿過鋼筆看了看，沒有什麼異樣；又看了信箋紙，發現上面遺留著筆跡印痕，於是便把鋼筆和信箋紙帶走了。
經辨認，信箋紙上的印痕內容是約一位被稱為「老凱」的人於1950年6月4日上午9時在上海市杭州路眉州路口見面。從行文口氣來看，封企曾和「老凱」似乎並不相識。信尾的落款日期為6月1日。
這封信是不是出自封企曾之手？專案組請市局技術部門進行了鑒定，由於沒有封企曾的筆跡檔案，只好改以指紋鑒定。封企曾的指紋原先也並未掌握，是從蔣阿成家封企曾接觸過的槍彈、定時炸彈和那本《三國演義》上提取下來後存檔的。經比較鑒定，認定鋼筆和信箋紙上所遺留的筆跡是封企曾的。這樣，也就認定那封信出自封企曾之手。
這是一條頗有價值的線索，但也是一條令專案人員焦急不安的信息：封企曾已經把活動的觸角伸向了市區，這是不是意味著他準備開始行動了？會不會他已經估計到我方已經或者馬上會察覺其在蔣阿成處的落腳點，故意把行刺武器留下，但實際上他卻帶來了兩套甚至更多，從而蒙蔽我方，分散我偵查視線，而在另一處準備即將下手了？
專案人員決定全力加快偵查步伐，力爭以最快速度偵破本案。
暗號「來啦！」
「老凱」是何許人？遍查與封企曾相關的所有材料，都未發現這兩個字。看來，這是一個全新的人物，也是一條全新的線索。偵察員有一個預感，抓住了這條線索，一直追查到底，就可能順藤摸瓜拿下封企曾了。
「活材料」和「死材料」中都沒有「老凱」這個人，看來，只好另外開闢通道去尋找此人了。偵察員經過反覆討論，最後想出了一條途徑：從封企曾那封信中所列的地點去尋找。
杭州路眉州路口，那是一個絕對冷僻的地段，直到今天，那裡還是楊浦老城區的冷落角落。封企曾為什麼把跟「老凱」碰頭的地點約在那裡？偵察員反覆分析，認為有一個可能性比較大：「老凱」的住宅或者所就業的單位就在那裡。
於是，立即撒開了一張網：在那一帶的住戶和廠家查找「老凱」。這項工作進行了兩天，遍查下來未能摸到任何線索。難道這個思路有問題？偵察員再次分析，最後認為思路沒有問題，可能是方法有問題，戰線拉得太長太寬，不易查清。於是，決定改變方法，選那個地段最有可能藏著「老凱」的目標進行重點調查。經過實地察看，偵察員選定了位於眉州路上的一家機器修理廠作為重點調查目標。
1950年6月10日，偵察員化裝進入該廠，以市總工會調查組的名義召集部分工人積極分子開會，談的卻是「老凱」之事。結果，有一位老工人當場向偵察員反映，「老凱」是該廠一個名叫崔鏡明的人的綽號。偵察員當即進行有的放矢的查摸，很快就弄清了崔鏡明的身份：此人原是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綽號「老凱」，由於職業關係，與三教九流的人員接觸較多，其中不乏「軍統」、「中統」的特務。他為人很重義氣，有過多次類似「為朋友兩肋插刀」的舉動——給犯案者通風報信。時間一長，他就沒法再在捕房呆下去了，於是就去工廠當白領，做做統計員之類的閑差。但他過慣了巡捕的那種閑散日子，難以定定地呆在一個崗位上，又喜歡擺資格，管閑事，這就難免要得罪廠方的權貴人物，所以經常調換廠家。從1941年到1947年，五年中竟換了12家工廠，直到到了現在的這家廠才算安穩一點，因此，得以呆到現在。而他那個「老凱」的綽號也在隨著他的多次調廠而被人遺忘了。
鑒於崔鏡明的上述情況，偵察員認為他極有可能和封企曾是老相識。王得彰經過考慮，決定傳訊崔鏡明。當天晚上，崔鏡明被帶往榆林分局。一訊問，真使偵察員長吁了一口氣：封企曾果然來找過崔鏡明，而且約定次日還要跟他見面！
據崔鏡明交代，他與封企曾相識於1941年2月，兩人一度交往甚密。後來崔鏡明離開巡捕房後，漸漸就交往得少了，直至完全斷絕來往，至今已有將近六年。這次，崔鏡明突然接到封企曾的信，約他見面。崔鏡明對封企曾竟然知道他在這一廠家工作大感驚奇，因為他是1947年到現在在這個廠家的，當時早就和封企曾不來往了。也許正是這一原因，導致崔鏡明願意跟封企曾見見面，敘敘舊。6月4日，崔鏡明如約跟封企曾見了面。但封企曾並未給他敘舊的機會，兩人見面的時間只有短短几分鐘。封企曾托崔鏡明給他辦一件事：在市中心借一個臨街的住所，要求是二樓或者三樓，房租高些無所謂，但是房主必須是在新社會屬於政治上可靠、進步的人物，最好是其社會關係中有人在共產黨內當幹部的，租期為半年，可以在搬進去前一次性付清租金。崔鏡明答應想想辦法，雙方約定6月11日上午10時在楊樹浦路江浦路口碰頭聽迴音。
上海市公安局當即進行了緊急部署，決定次日在楊樹浦路江浦路口布下伏兵，活捉封企曾。
1950年6月11日，清晨6時不到，一個個身穿便衣的偵察員就分別來到埋伏點，悄然進入四周的住戶和商店、廠家。上午9時50分，崔鏡明在警方的嚴密監視下來到了埋伏點。幾分鐘後，從外灘方向來了一輛黃包車，車上坐著一個頭戴黑色禮帽、臉上扣著大口罩的男子。崔鏡明一眼就認出了那是封企曾，舉手打招呼：「來啦！」
這也是暗號，幾乎是同時，十幾名偵察員從四面八方旋風似的撲向封企曾，還沒等他作出反應，便已連人帶車掀翻在地，扣上了手銬。
封企曾在訊問時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沒料到你們這麼快就掌握了我的線索。」
封企曾對其受命行刺陳毅供認不諱，他是打算通過崔鏡明在市中心陳毅上下班的必經之路租借一個臨街的房間，藉以窺測陳毅的活動規律，然後制訂行刺方案，實施暗殺。可是，封企曾絕對沒有想到，當他剛剛進行這個罪惡計劃的第一步準備時，就已經落入了新中國專政機關的法網。
1951年4月30日，「王牌殺手」封企曾被處決於上海龍華刑場。
文/孫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