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與《新青年》抗衡的國學大師——吳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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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陳寅恪一生摯友

是錢鍾書、曹禺、季羨林的授業恩師

是與《新青年》相抗衡的《學衡》雜誌總編

他是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

促成清華「國學四大導師」

他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哈佛三傑」

他是白璧德的弟子

被稱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

他是吳宓先生

今天是他逝世41周年的日子

上面這幅油畫出自陳丹青之手。畫中人，自左至右依次為：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今天我們通過兩篇文章，了解這位相對而言不太為人所知的國學大師——吳宓。

本文來源 | 冰川思想庫 （有刪減）

作者 | 張守濤

吳宓，字雨僧，陝西涇陽人，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8月20日生。

吳宓還有一個身份，晚清陝西女首富周瑩（就是去年孫儷主演的熱播電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里的那個主角周瑩）的堂侄。

吳宓，本名吳玉衡、吳陀曼。1910年報考清華時，吳宓對「吳陀曼」這個名字很不滿意，隨手拿出一本《康熙字典》，閉目確指，得一「宓」字，意為安靜，可惜他的一生並不安靜。

1917年，23歲的吳宓赴美國留學，先在弗吉尼亞州立大學英國文學系學習，獲文學學士學位。

次年，他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師從新人文主義文學批評運動領袖白璧德教授，研習比較文學、英國文學和哲學，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哈佛三傑」。

1921年5月，吳宓應好友梅光迪之邀，回南高師任教，在第一學年便同時開設了《英國文學史》《英詩選讀》《英國小說》《修辭原理》四門課程。其中，開設的「中西詩之比較」等課開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之先河，其他課程也常進行中西文化比較，吳宓因此被稱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

主編《學衡》雜誌

教書育人外，吳宓在東南大學從事的另一大業，便是主編《學衡》雜誌。這是他一生最重要之事業，所受毀譽大多因此而來。

《學衡》雜誌社於1921年10月創立，雜誌於1922年1月創刊。雜誌社以吳宓寓宅作為辦公場所，第一次會議公推吳宓為「集稿員」，柳詒徵為《發刊辭》執筆人。

吳宓在雜誌上自署「本雜誌總編輯兼幹事吳宓」。的確，《學衡》雜誌吳宓出力最大，發文最多，尤其是中後期，雜誌實際上由吳宓一人奮力支撐，「總編輯」一職當之無愧。

《學衡》從白璧德以「人的原則」為最高原則的「人文主義」出發，更多地強調傳統文化、道德的作用、益處，堅決擁護文言文和舊體詩，主張兼收並蓄中西文化。

《學衡》雜誌

學衡派批評新文化運動為「模仿西人，僅得糟粕」，攻擊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是詭辯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新青年派則斥之「頑固」「保守」「反動」。

兩軍的領軍人物吳宓和胡適還有過一次正面交鋒。

有一天，吳宓與胡適在一個聚會上相遇，當時北京人流行用「陰謀」二字，胡適戲問：「你們《學衡》派，有何新陰謀？」吳宓說：「有。」胡適笑著說：「可得聞乎？」吳宓說：「殺胡適！」

與《新青年》一味破舊立新不同，也與一味復古拒新的嚴復、林紓等「國粹主義」者不同，學衡派實際上主張「推陳出新」「兼取中西、融貫古今」。

因此，他們並不是純粹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而是和「新青年」一樣同屬現代主義者，都在探索中國文化的現代道路，只不過新青年派更激進，學衡派更穩健。

吳宓及刊載於《學衡》上的雜誌宗旨

站在今天回顧，學衡派在當時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學理之正確更不待言，對於今天中國文化復興也有重要啟迪作用。

我們應該慶幸，在當年一邊喊殺聲中，至少有東南大學的學衡派發出了自己微弱、不同、理性的聲音，這是我們民族之光，文化之幸。

「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

對於吳宓，普通讀者津津樂道的並不是他最看重的《學衡》雜誌，而是他的情史——與毛彥文的感情糾葛。

毛彥文是吳宓好友朱君毅未婚妻、妻子陳心一同學，朱君毅突然移情別戀後，很傷心的毛彥文請吳宓說和。

吳宓說著說著，不但沒說和成，反把自己搭了進去，愛上了毛彥文。被愛情沖昏了頭腦的吳宓索性與陳心一離婚，放手來追毛彥文。

吳宓與毛彥文

世人對吳宓的離婚目瞪口呆，學衡派同仁幾乎一致譴責，其父更是公開指斥吳宓：「無情無禮無法無天，以維持舊禮教者而倒行逆施。」

吳宓不為所動，眼裡只有毛彥文，可惜毛彥文最終還是嫁給了比自己大三十多歲的前國務總理熊希齡。

吳宓為此一連寫了38首情詩，其中有一首公開發表的《吳宓先生之煩惱》寫道：「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 離婚不畏聖賢譏，金錢名譽何足雲……」

此詩發表後，引起輿論嘩然，金岳霖對吳宓勸說道：「你的詩好不好我們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不應該拿到報紙上宣傳。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我們並不為此宣傳。」

吳宓聞之勃然大怒，拍著桌子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可憐的金岳霖也感覺自己話不太對，但不知如何解釋，只好站著聽吳宓罵了半天。

三年後，熊希齡去世，吳宓又燃起了追求毛彥文的希望，寫了很多長信表達自己的情思，結果一點迴音也沒有得到，有些信甚至被原封不動地退回。

吳宓痛苦地在日記中寫道：「宓對彥文之深愛，及情感之纏綿牽縛，實極真切，今生無兩。有不容磨滅者。」

《吳宓日記》

後來，毛彥文漂洋過海到美國，吳宓還千方百計向海外歸國的人打聽她的消息。

六十多歲時，吳宓曾請人畫了一幅毛彥文的畫像掛在自己房間壁上，日日相對，夜夜相守，可見他的痴情。

「吳宓苦愛毛彥文」，充分說明了吳宓本質上是個浪漫的詩人，雖號雨僧，有心向佛，但終看不破紅塵；雖名學者，捍衛道德，但終不能「克己復禮」。

籌建清華國學研究院

如今人們都在懷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輝煌，殊不知當時研究院主任正是吳宓，是吳宓把導師一個個恭請來的。

吳宓為請王國維，不惜先行三拜如儀大禮，讓本不願意去清華的王國維深受感動，接下聘書。

王國維

吳宓還獨具慧眼地將一無博士學位、二無著作的陳寅恪請到了清華，讓陳寅恪一生事業有了很高起點。

馮友蘭對此說道：「雨僧一生，一大貢獻是負責籌備建立清華國學研究院，並難得地把王、梁、陳、趙四個人都請到清華任導師，他本可以自任院長的。」

後因與清華某些高層意見不合，吳宓辭去國學研究院主任一職，一邊繼續辦《學衡》雜誌和《大公報》文學副刊，一邊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他按照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方案創辦清華大學外文系，明確提出培養目標為造就「博雅之士」，使得清華大學外文系很快成為國內一流系科。

吳宓曾自言，他的得意學生有「龍」「虎」「豹」三位，分別是錢鍾書、曹禺、李健吾。

其中，吳宓對錢鍾書分外賞識，關愛有加，曾言：「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人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其餘如你我，不過爾爾。」

錢鍾書

但錢鍾書年少輕狂，不太把吳宓放在眼裡。吳宓常常在上完課後，「謙恭」地問錢鍾書 ：「Mr. Qian的意見怎麼樣？」錢鍾書總是先揚後抑，吳宓也不氣惱，只是頷首唯唯。

吳宓治學嚴謹，備課充分，每次上課書里都夾著許多密密麻麻的紙條，並必早到教室十分鐘，回答學生問題熱情耐心，批改學生作業認真細心。

據說，吳宓不僅能用多種語言背誦許多西方文學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亞劇本都能背誦下來，反映出其學術根底深厚和治學刻苦。

課餘，吳宓常和學生一起散步漫談，常邀學生到家中做客，並常借錢給學生或直接資助。吳宓對女生更是青睞、關愛。他曾在課堂上引用賈寶玉的話，公開講：「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兒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看到女學生站著聽課，吳宓會立刻跑出去替她們找來凳子；有一次點名點到「金麗珠」這個名字，吳宓情不自禁地說「這個名字多美」，逗得全班同學大笑。

1937年春，吳宓在清華園留影

「一生效忠民族傳統文化」

吳宓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十餘載，曾於1941年同「哈佛三傑」中的另外兩位兩傑陳寅恪、湯用彤一起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並曾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

1949年，吳宓原本也有機會去台灣，當時的國民黨教育部長杭立武、台大校長傅斯年安排專人相邀，軟硬兼施地把吳宓塞進汽車帶到賓館，準備第二天飛往台北。結果，吳宓半夜謊稱去廁所，偷偷溜了出來。

傅斯年

1949年後，吳宓雖然也有心進步，將珍藏的一千多冊書捐獻給所在的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自願將學校原定的「一級教授」改為「二級教授」。但他終究逃不脫「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

吳宓曾言：「然宓一生效忠民族傳統文化，雖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獨立、自由，追求學術上的獨立自由，從不人云亦云。」他的確做到了！

晚年的吳宓

狀況好時，吳宓也會心有不甘。一日，他與妹閑談，聽說鄉間中學未開英語，問其緣由，答曰：「無外語教師」。吳宓於是急切言道：「那他們何不找我？我在美國待過多年，我可以給他們講課。」

1978年1月17日，苦行了一輩子的「苦行僧」吳宓走到了生命盡頭，「世棄方知真理貴，情多獨嘆此生休。」吳宓一生「殉情殉道」，雖結局黯淡，但經歷足夠精彩，生命足夠充實。

吳宓先生與錢鍾書

文/楊絳

錢鍾書在《論交友》一文中曾說過：他在大學時代，五位最敬愛的老師都是以哲人、導師而更做朋友的。吳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緣選修陳寅恪先生的課，他的哲人、導師而兼做朋友的老師準會增添一人。

我考入清華研究生院在清華當研究生的時候，錢鍾書已離開清華。我們經常通信。鍾書偶有問題要向吳宓先生請教，因我選修吳先生的課，就央我轉一封信或遞個條子。我有時在課後傳信，有時到他居住的西客廳去。記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廳，看見吳先生的書房門開著，他正低頭來回來回踱步。我在門外等了一會，他也不覺得。我輕輕地敲敲門。他猛抬頭，怔一怔，兩食指抵住兩太陽穴對我說：「對不起，我這時候腦袋裡全是古人的名字。這就是說，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當然認識我。我遞上條子略談鍾書近況，忙就走了。

鍾書崇敬的老師，我當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對吳宓先生崇敬的同時，覺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師。我聽到同學說他」傻得可愛，我只覺得他老實得可憐。當時吳先生剛出版了他的《詩集》，同班同學借口研究典故，追問每一首詩的本事。有的他樂意說，有的不願說。可是他像個不設防城市，一攻就倒，問什麼，說什麼，連他意中人的小名兒都說出來。吳宓先生有個滑稽的表情。他自覺失言，就像頑童自知幹了壞事那樣，惶恐地伸伸舌頭。他意中人的小名並不雅馴，她本人一定是不願意別人知道的。吳先生說了出來，立即惶恐地伸伸舌頭。我代吳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學感到慚愧。作弄一個痴情的老實人是不應該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師。吳宓先生成了眾口談笑的話柄－－他早已是眾口談笑的話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剝削，上當受騙。吳先生又不是糊塗人，當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並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還是堅持自己一貫的為人。

錢鍾書和我同在英國牛津的時候，溫源寧先生來信要鍾書為他《不夠知己》一書中專論吳宓的一篇文章寫個英文書評。鍾書立即遵命寫了一篇。文章寄出後，他又嫌寫得不夠好。他相信自己的英文頗有進境，可以寫出更漂亮的好文章。他把原稿細細刪改修潤，還加入自己的新意，增長了篇幅。他對吳宓先生的容易受愚弄不能理解，對吳先生的戀愛深不以為然，對他鐘情的人尤其不滿。他自出心裁，給了她一個雅號：Super-annuated Coquette，在我國語言里好像沒有等同的名稱，我們通常譯為「賣弄風情的女人，多少帶些輕賤的意思。英語里的這個字，並不一定是貶辭。如果她是妙齡女郎，她可以是個可愛的女子。但是加上了一個形容詞Super-annuated（過期的，年齡過高的，或陳舊的），這位Coquette只能是可笑的了。如譯成中文，名稱就很不客氣，難免人身攻擊之嫌。而這兩個英文字只是輕巧的譏誚。鍾書對此得意非凡，覺得很俏皮。他料想前不久寄給溫源寧先生的稿子不會立即刊登。文章是議論吳宓先生的，溫先生準會先讓吳先生過目。他把這篇修改過的文章直接寄給吳先生，由吳先生轉交溫先生，這樣可以縮短郵程，追回他的第一稿。他生怕吳先生改掉他最得意的Super-annuated Coquette之稱，蠻橫無禮地不刪改一字。他忙忙地寄出後就急切地等待溫先生的欣賞和誇獎。溫先生的回信來了，是由吳先生轉來的。溫先生對鍾書修改過的文章毫無興趣，只淡淡說：上次的稿子已經刊登，不便再登了。他把那第二稿寄吳宓先生，請他退回錢鍾書，還附上簡訊，說鍾書那篇文章當由作者自己負責。顯然他並不讚許，更別說欣賞。

鍾書很失望，很失望。他寫那第二稿，一心要博得溫先生的讚賞。不料這番弄筆只招來一場沒趣。那時候，溫源寧先生是他崇敬的老師中最親近的一位。溫先生宴請過我們新夫婦。我們出國，他來送行，還登上渡船，直送上海輪。鍾書是一直感激的。可是溫先生只命他如此這般寫一篇書評，並沒請他發揮高見，還醜詆吳先生愛重的人－－譏誚比惡罵更傷人啊，還對吳先生出言不遜。那不是溫先生的本意。鍾書興頭上竟全沒想到自己對吳先生的狂妄。

鍾書的失望和沒趣是淋在他頭上的一瓢清涼水。他隨後有好多好多天很不自在。我知道他是為了那篇退回的文章。我也知道他的不自在不是失望或沒趣，而是內疚。他什麼也沒說，我也沒問，只陪著他心中不安。我至今還能感到那份不安的情味。因為我不安也是內疚。我看到退稿，心上想了想：溫先生和吳先生雖然」不夠知己，究竟還是朋友；鍾書何物小子，一個虛歲二十七的毛孩子，配和自己崇敬的老師輩論知己嗎？我如果稍有頭腦，應該提醒他，勸阻他。儘管我比他幼稚，如果二人加在一起，也能充得半個諸葛亮。但是我那時身體不適，心力無多，對他那兩篇稿子不感興趣，只粗粗地看看，跳進眼裡的只是那兩字的雅號，覺得很妙。我看著他忙忙地改稿寄信，沒說什麼話。我實在是對他沒有關心，而他卻沒有意識到我的不關心，這使我深深內疚。我們同在內疚，不過緣由不同。

我的了解一點不錯。多年後，我知道他到昆明後就為那篇文章向吳宓先生賠罪了。吳先生說，他早已忘了。這句話確是真話，吳宓先生不說假話。他就是這樣一位真誠而寬恕的長者。

一九九三年春，鍾書住醫院動了一個大手術。回家剛不久，我得到吳宓先生的女兒吳學昭女士來信，問我們是否願意看看她父親日記中說到我們兩人的話。她徵得同意，寄來了她摘錄的片段。鍾書看到後，立即回信向學昭女士自我檢討，譴責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諧戲，同學復慫恿之，逞才行小慧等等。這段話似乎不專指一篇文章，也泛指他早年其它類似的文章。信上又說：「內疚於心，補過無從，惟有愧悔。」這顯然是為了使吳宓先生傷心的那篇文章。儘管他早已向吳先生當面請罪，並得到寬恕，他始終沒有忘懷。他信上還要求把他這封自我檢討的信附入《吳宓日記》公開發表，「俾見老物尚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按說，多年前《天下》刊登的那篇文章是遵溫源寧先生之命而寫的，第二稿並未公開發表，讀到全文的沒幾個人。小事一樁，吳先生早已忘了，鍾書也不必那麼沉重地譴責自己。可是，我過去陪著他默默地內疚，知道他心上多麼不好過。他如今能公開自責，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責出於至誠，也唯有真誠的人能如此。鍾書在這方面和吳宓先生是相同的。吳宓先生是真誠的人，鍾書也是真誠的人。

鍾書對我說：吳宓先生這部日記，值得他好好兒寫一篇序。他讀過許多日記，有的是Ｒｏｕｓｓｅａｕ式的懺悔錄，有的像曾文正公家書那樣旨在訓誡。吳先生這部日記卻別具風格。可惜他實在沒有精力寫大文章，而他所看到的日記僅僅是一小部分。他大病之後，只能偷懶了。他就把自己的請罪信作為《代序》。《代序》中說，他對吳宓先生「尊而不親」。那是指他在清華當學生的時期。其實，吳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長久、交情最親近的一位老師。其他幾位，先後都疏遠了。六十年代初，吳先生到了北京，還到我家作客。他在我們家吃過晚飯，三人在燈下娓娓話家常，談體己，樂也融融。此情此景，一去不復返了。

現在卻流傳著一則謠言，說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時公開說：「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自命」錢學專家的某某等把這話一傳再傳。謊言傳得愈廣，愈顯得真實。眾口一詞，還能是假嗎？據傳，以上這一段話，是根據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據傳，周榆瑞是根據「外文系同事李賦寧兄的話。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賦寧先生還健在啊。

他曾是錢鍾書的學生。我就問他了。他得知這話很氣憤。他說：「想不到有人居然會這樣損害我的幾位恩師。」他也很委屈，因為受了冤枉。他鄭重聲明：「我從未聽見錢鍾書先生說：『葉公超太懶，陳福田太俗，吳宓太笨』或類似的話。我也從未說過我曾聽見錢先生這樣說。我也不相信錢先生會說這樣的話。他本想登報聲明，可是對誰聲明、找誰申辯呢？他就親筆寫下他的」鄭重聲明，交我保存。我就在這裡為他聲明一下。高明的讀者，看到這類「傳記」，可以舉一反三。

本文原載《讀書》 , 1998 (6)

紀念吳宓先生逝世4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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