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凈化了官場環境，皇帝想了一個隱秘的辦法，違法官員無不膽寒

古代「言筆未分」之時，不分君臣，互相來往都用書，秦雖改書為奏，但因為離古代還不太遠，所以仍然有人用書。唐代偶爾用「書」作為外交文書的一種，唐代以後就很少使用了。

封建統治者有個怪癖，那就是：恨不得掌控天下的一草一木。作為皇帝身邊的臣子，一定得做到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將皇帝想要知道的一切，通過各種方式奏報上來。有些事，大臣們會在上朝或其他場合公開上疏，有些事，則會秘密約見皇帝私下奏報。

明朝沿襲了許多唐朝舊制，官員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上疏皇帝，這兩種方式分別為「題本」和「奏本」：

在涉及到彈劾其他官員、軍事問題、經濟問題時，就要用到題本。明初，臣民言事於皇帝只用奏本，1424年（永樂二十二年）規定：諸司有急務不能面陳，許具題本投進，專用於公事。其外形為用紙摺疊而成的摺子，內中每幅6行，每行20字。

「公事用題，私事用奏」，所以，奏本則是用來打「小報告」的。並且，奏本文字不得超過三百字，奏本正文之後，須註明全文的字數及用紙張數。

清初時期，滿清統治者沿用了這個法子，但是，卻遇到了語言不通的障礙。原來，題本的格式要求較嚴，除了要遵守一套嚴格的行文程序外，字體統一為宋體楷書，折面上要備註摘要，有需要的時候還要寫一份副本。

大臣在寫完題本後，並不能立即上奏，而是交給通政使轉遞給內閣，再由內閣大學士審查，做出批複後再交給皇帝。皇帝本人批閱後再派人用漢、滿兩種語言寫一份批複，最後，才向大臣傳達，極其複雜。

除此之外，題本的保密性較低，大臣在寫題本之前，通常會找熟悉格式的人擬寫，再交給通政使，內閣大學士審查後才能到皇帝手中。一份題本經過各種環節，存在泄露的風險。

順治時期，就發生了大臣題本泄密事件，為了杜絕這種現象，順治朝的文官發明了一種新的公文——奏摺。奏摺不必限制行文格式，沒有固定要求，寫起來十分方便。奏摺在遞交的過程中，不會經通政使和內閣大學士之手，皇帝親自啟封批閱，保證了效率的同時非常保密。

乾隆時期，為了進一步優化大臣們上書的程序，乾隆宣布：「同一入告，何必分別名色。」，從這開始，奏摺成了大臣們上疏的唯一正式文書，也稱「摺子」，至清亡廢止，歷時兩百餘年。並且，奏摺一般都有皇帝的硃批，或者代理皇權的人（太后，權臣，顧命大臣等）。

國家大事通常是隱秘的，大臣們在寫奏摺的同時，並不像讓第三個人獲知內容，所以，便出現了一種保密性更高的奏摺，叫做「密折」。清端方在其《請平滿漢畛域密折》中就有：「密摺瀝陳，仰祈聖鑒事。」

其實，早在順治年間，就有了密折的出現。

康熙登基後，由於朝中事務繁重，密折的作用越來越大，康熙覺得大臣們寫密折可以讓人們不能欺君，亦不敢欺君。密折在朝廷推行後，康熙還命令文武百官經常寫奏摺，禁止隱瞞各地事務。從這以後，大臣們隔三差五便會向康熙遞交一份密折。

時至今日，保存完好的康熙朝密折共有三千多件，皆由康熙朝的百官所撰，由此可見，康熙朝密折極為盛行。雍正登基後，為了更好的體察民情，整治貪官污吏，所以，在朝中大興密折，在康熙的基礎上重新擬定了一份密折制度。

各部尚書、侍郎，每天都要向皇帝上疏密折。與康熙朝不同的是，雍正朝有權遞交密折的朝官約有1200人，是康熙朝的十幾倍。若說，康熙朝的密折是一種流行，那麼，到了雍正朝密折就成了一種系統化的制度。

從撰寫密折，到封裝傳遞，到皇帝批複、官員收繳，有一套嚴格的程序。

雍正朝奏摺的規格固定，起初，雍正朝的奏摺均由黃綾書寫，黃綾造價較高，頗為浪費，逐漸改為宣紙書寫。雍正朝的有權奏事的官員較多，宣紙供應不足，雍正覺得「物力維艱」，所以，命令大臣改用素紙書寫（也就是竹製紙）書寫奏摺。

每本奏摺長約二十厘米，寬約十厘米，密折則比普通奏摺小三分之一。每篇奏摺篇幅約為十二行，每行二十個字。在實際書寫中，每行僅寫十八個字，其餘兩格作為抬頭留白。

康熙時期，密折的傳遞比較簡單，雍正時期則不同。

由於雍正時期有權上疏密折的官員多達千人，所以，設立了專門的部門負責接收、轉遞，有權寫密折的官員就像是皇帝安插在官場的「耳目」，這些有權奏事的官員又受到一個或多個有權奏事官員的秘密監督，其本身也是其他官員的監督人，形成嚴密的監督網，人人都處在監督與被監督的境況中。

從表面上看，密奏有利於皇帝掌握天下大事，避免受到朝官的蒙蔽。在順治帝改良奏摺後，官員上疏的信息不再經過通政使、內閣大學士，皇帝會直接收穫「第一手」消息，行政的效率大幅提高。並且，實際上密奏還是一種皇帝約束群臣的手段，有了密折制度的出現，各地官員再也不敢瞞而不報，官員之間相互監督，凈化了官場環境。

參考資料：

【《歷代公文體制》、《請平滿漢畛域密折》、《清朝的「密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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