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沒有自己的體系，聽再多的跨年演講也是徒勞

道學 01-19

最有格調的心學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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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李不太白，ⅠD：oursir

看著許多時代潮人在忙著年度總結、年底分享、年度展望，我想我也該為這幾年來一直陪伴「李不太白」公號的朋友私信一句了。

與以往的長文不同，這次真的只想說一句話。為了湊足微信200字的發布規則，我都不得不多閑話幾句。

在這個自媒體、文字、語音、視頻、課堂、社群特別發達的時代，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會有無窮無盡的分享與道理，漫延並浸染入你的身心。

他們的每一句、每一段、每一章、每一次都有道理、有思想、有啟發、有價值。

因此你應該誠心誠意地感謝那些潮人與老師。他們的確很用功、很用心、很規律地鏈接起了很多事物與內容，而且也很精彩。

但是，如果你不能做到「以下」這個核心基本原則的話，那麼你所有接受到的「以上」這一切就足以害了你。

這個「以下」核心的基本原則就是：

在你或者年輕、或者不再年輕的人生歲月里，你必須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的靈魂中、大腦中、內心中逐步建構起一個基本的思想體系，並衍化成一個能夠決定自己行為的方法論。

而他人所有的金句銀句銅句鐵句，全部都理應「淪為」你這個體系與方法論之下的有益的細節補充，或反面論證。

若非如此，你的人生、事業、學問就將永遠無法達到第一流的境界。這就是我在新年裡誠懇地想對真正視我為友的讀者說的，也是我與身邊朋友私下裡聊天時提及過的。

我就隨便舉幾個例子來佐證一下吧：

一、

在馬克思與蘇聯的金句面前，先後有李德、王明、博古等沿用者，但除了博古後來轉而輔助毛外，他們終被歷史無情淘汰了，最終成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體系與方法論的毛澤東。

二、

在毛澤東的金句面前，先後有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以及堅持「全部計劃經濟」與「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批沿用者，他們同樣被歷史淘汰了。最終成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體系與方法論的鄧小平：實事求是、不爭論、發展是硬道理、摸著石頭過河、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

三、

在鄧小平的金句面前，嘗到了並看到了市場甜頭的很多經濟學家，於是就有了一種純粹「市場決定論」的說法。

市場作為主體，當然決定了大部分交易行為與價格、供給、消費，這個千萬不必質疑，也絕不能走回頭路。但「市場」就是最底層的邏輯了嗎？貿易戰與孟晚舟案，響亮地打了純粹「市場決定論」者與我們一個耳光。

原來沒有強大的國家主權、實力做背書，「市場與自由貿易」就只能是高階生物設計好的低階生物鏈。如果你試圖脫離低附加值的全球產業分工、想著進一步向上游發展、跟他們在高端技術上進行「市場競爭」與「自由貿易」的話，人家就立馬翻臉了。

如果是單純靠自由市場，就不會有人修地鐵、修高鐵、造大飛機、建北斗導航，也不會賣給你核心技術驅動，但卻會有人通過晶元與軟體系統等高階分工掐死你。

而這些，都是屬於對不起不可市場、對不起不可貿易、對不起不可自由的範疇內。

原來市場自由誠可貴，主權與實力價更高。

四、

美國的一切都來源於歐洲：信仰來源於歐洲的宗教改革、英國的「新教」；逐漸形成的政府架構是約翰·洛克《政府論》的呈現。

但真正建構起為美國未來的，卻是完全脫胎於英國「新教」體系的「清教徒」思想，而國家的治理核心是在茫茫大海中的「五月花號」船上通過自治公約草稿確立的。

而清教領袖布魯斯特、布拉德福德等人於1620年11月推動起草的「五月花公約」，甚至比英國的「光榮革命」還早70年，比法國的大革命更是早170年，即使是比後來被當做普世價值的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都還早140年。

美國若按照母國英格蘭的體系與方法論行動，那就不可能有後來第一流的成就了。

五、

可是美國的體系與方法論卻又有了沿用者。

那麼在美國的政治金句面前，那些大群沿用者之中有取得大成功的嗎？

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楊光斌院長講了個事實：聯合國成立時會員國54個，現在200個左右，因此「二戰」後新興國家有150個左右。在這150個國家數據概率里，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實行自由民主——也就是走美國體系——而走向發達的，一個都沒有。

有人覺得這肯定是瞎說。肯定會說「二戰」後，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地區不都是照搬美國體系發達了嗎？其實日本在「二戰」前就已經發達了，而不是在戰後。但即使算上日本在內，這些發達的國家與地區都有一個明顯特徵，那就是都屬於中華文化圈的，都是在東方文明滋養根基上發展起來的。

而中華文化是有自己的邏輯體系與方法論，普遍來說，經世致用的智慧相對來說也較高。

其他地方呢？更大時間與地理範圍來說，不論是包括巴西與阿根廷在內的南美洲、包括南非在內的非洲，還是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各國及東南亞，或者中東部分「顏色革命」的國家如埃及及東歐諸國，沒有一個國家是因為沿用美國體系與方法論而進入發達國家之列的。

楊教授提到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聯合國經常宣講波札那是發展中國家的榜樣，它被稱為「非洲之星」。這個單一民族國家，人口225萬，人均收入7600美元左右，艾滋病感染率是25%，就是這樣的國家，聯合國、「世行」還把它當樣板。第二個例子是9個人口過億的國家，包括亞洲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賓，非洲的埃塞爾比亞、奈及利亞，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全都沒有「發達」起來。楊教授還分享了個真實故事，中國代表團到孟買，印度人就問了：「你們上海比我們孟買落後多少年呢？」代表團只好回答說：「落後很多年，等你們指導」。

在這裡，我也不想談楊教授論及的制度比較。我想與「李不太白」公號的讀者圍爐私話的是：不是美國與中國的模式哪家牛，而是這兩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

而上述其他國家則沒有。

這就好比你聽了再多名流的跨年演講、道理與金句，沿用他們的體系與方法論，你也沒有多少幾率能夠收穫他們一樣的成就。

事實上，人家那些美好動聽的金句於你無補。

六、

在諾基亞、愛立信、摩托羅拉等按鍵手機所統治的金燦燦的市場面前，沒有追隨它們體系的是誰呢？

是最終擁有自己思想體系與方法論的蘋果手機、華為手機建立了新世界，並取代了它們。

七、

王安石失敗了。敗的很慘。

本來沒有王安石變法，北宋還能撐下去一大段時間。但是因為王安石變法，北宋反而加速提前「駕崩」。與王安石聯手變法的是宋神宗，宋神宗的兒子是宋徽宗、孫子是宋欽宗，兩者都被金人擄到寒苦之地當奴隸去了。

王安石為什麼失敗？史學家分析了一大堆，我不想去說了。當然了，歷來都是革命的成功率相對好一點，改革的成功率相對就低很多，連鄧小平都感嘆說漢武帝改革、王莽改革、張居正改革都失敗了。這個沒有辦法的，與革命相比，改革天生就是容易失敗。

具體到王安石身上，作為「李不太白」公號是有一點大歷史觀察的。王安石個人道德沒問題，也沒有個人私心私利，他和宋神宗的改革決心都很大，同時還特別用功、特別努力。但是很可惜，在最關鍵的底層規則上，王安石至多算作二流思維，志大而才疏，食古而不化。

以大歷史的眼光來探究，王安石的變法其實學的是兩個人：商鞅與管仲。這兩人都是很厲害的，「變法」也都是相當的成功。兩人也各有一套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

先說商鞅。商鞅是「戰時管控體系」，這種體系與方法，後來在「二戰」的時候斯大林也略有近似地用過。其核心是一切都以戰時為標準，國內的人民被編製、組織到每一個個體的人，經濟也以戰時管控為核心：前者是耕戰管控，斯大林則是戰時生產與分配製度。

管仲呢？我讀管仲四年多了，像是在管仲這個大學上了四年課，從內心來說，我喜歡管仲遠勝於商鞅。商鞅是硬來，管仲是軟施。前者是霸道，後者是王道。在春秋戰國那樣的年代，管仲搞的其實就是國家資本主義自由貿易。他就把鹽啊鐵啊等物資作為國家資源，實行專賣；又把糧食啊玉璧啊等隱形貨幣物質當做貿易工具，搞得國家財富大豐收，把一個東部鹽鹼地的齊國搞成了「春秋五霸」之首。而他本人的這套方法也成了後世學習的榜樣。

能在春秋那個時代就想出這樣的體系、方法論，那實在是高明得很。所以孔子就很仰慕管仲，就說如果沒有管仲這個牛人啊，我們這些傢伙都還是些赤膊紋臉的野人呢！諸葛亮年青時也常常以管仲為偶像，自我期許。

我不知道王安石有沒有邏輯推導過，但想來在心裡一定是這樣想過：既然商鞅是牛人、管仲是牛人，如果集兩大牛人為一體的話，那我王安石豈不是就成了超級大牛了嗎？因此王安石就跟宋神宗很專心地將「三顧茅廬」、「隆中對」的話劇又複習了一遍，這兩個主角都特別的入戲。

於是在公元1068年，大宋的熙寧元年四月，話劇就這樣開始了。

「你認為唐太宗如何？」宋神宗一臉痴迷地說。

「陛下！」王安石卻一臉不屑地回答道，「您學什麼李世民啊？要學就學個大的，您應該以堯舜為表率。」

「哎呀，安石！你對我期望真是太高了，我可沒有你想的那麼美好啊！」宋神宗的臉紅了，小半因為是謙虛的害羞、大半卻是因為興奮。

連李世民都不在話下，直接對標堯舜。對於一個剛剛即位的、年僅20歲、正想挽起袖子大幹一場的大宋董事長來說，難道還有比這更迷人的未來場景設想嗎？朕All in。

「坐下，」像無數童話里曾經的聖君一樣，宋神宗屏退了左右，然後說，「我要和你長談一番。」接著他就講起了劉備與諸葛亮相識相知的傳說。

王安石又不高興了。

「在上等人才眼中，諸葛亮根本不值一提。」王安石說：「當代就有人才可比堯舜時的賢臣，只是因為小人阻礙而無處施展罷了。」

「每一個朝代都有奸佞小人嘛，」宋神宗再次激動起來，又很貼心地安慰道。

（以上對話原文摘錄自林語堂的《蘇東坡傳》，「李不太白」公號稍微變化了一點句式。）

那麼誰是小人呢？不言而喻，就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歐陽修，蘇洵、蘇轍、蘇軾三父子，以及宰相韓琦、富弼等人，甚至也包括王安石兩個親弟弟王安國、王安禮。

上學時，歷史書告訴我們說這些人都屬於「保守派」，但我後來卻明白歷史書才是「激進的左派」。要讓這麼多歷經風雨的、正直的大臣不約而同地齊心反對一個人，實非無緣無故。正如蘇洵、吳珪預測的那樣，將來搞垮大宋的必定是王安石。他們這些人僅僅根據實事求是的生活經驗，就知道他的方法不可行。

王安石像管仲以鹽鐵專賣、以糧食與玉璧為貿易工具一樣搞出了國營貿易局（均輸法）、國營零售店管理局（市易法）、農民貸款制度（青苗法）；又像商鞅的連坐制一樣搞出了十戶人家一組的徵兵制度（保甲法）、土地與馬匹登記制度（方田軍稅法、保馬法）……合兩個大牛的體系與方法論為一，想必成果肯定是兩個大牛的倍數了吧？我相信王安石私下一定這樣憧憬過。

從根本上說，王安石是把商鞅、管仲兩人的金句讀得多了，而不知道大宋所面臨的整個時代環境已經大非春秋戰國時可比，時與勢都不同了，體系與方法論當然也不可能一樣。

而最最根本的，其實是在底層規則上，王安石並沒有屬於他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他只不過是古老的沿用者罷了。

正因為如此，不改革，大宋王朝固然危機重重。

但不懂得如何改革，大宋卻會死得更快。

八、

所以齊白石才說：「像我者死，學我者生。」

九、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私下裡跟朋友說，如果一個人還沒有自己的內容，就四處跑去盡聽潮人分享，那他危矣。

尾聲、

2019新年來了，就說這九個案例吧。

最後，這個基本原則也同樣適用於我之所言：若你沒有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你所讀到的「李不太白」如上內容也盡可是些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