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字源研究務必貫徹「三通原則」

甲骨文的研究工作，整體上分為兩大塊。一是對甲骨文的釋讀，二是對甲骨文的字源研究，即確定其字形的來源和意義，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簡稱《說文》）把整個漢字史一分為二，許慎之前的漢字不僅是不成熟的，而且其字形演變過程在文獻上不可考，只有靠後來考古資料補充。《說文解字》標誌著漢字系統的成熟，同時，此後的漢字字形的演變過程都被清晰記載。

所謂的甲骨文的釋讀，實際就是建立甲骨文與現代漢字的對應，確認某個字就是現代的某個字。這個對應就是建立從甲骨文到現代漢字字形演變的完整鏈條。這個鏈條又分為上下兩截。上一截是從甲骨文到《說文》，下一截是從《說文》到現代漢字。由於下一截是清晰的，因此關鍵就在上一截，即確認從甲骨文到《說文》的字形演變鏈條，確認甲骨文某個字的字形就是《說文》某個字的字形。完成確認，就是完成釋讀。當然對《說文》所無的極少數字形，上、下兩截的分界點可以定位晚至宋朝的韻書。

甲骨文的釋讀只需關注甲骨文已經產生之後，由甲骨文字形到《說文》字形之間的的演變史，而無需關注字形本身的起源和意義，無需關注甲骨文字形的字源究竟是什麼，其內涵何在。

而要確認甲骨文字形本身的來源，確定甲骨文字形的內涵，就需要研究和追溯甲骨文之前的歷史，而非甲骨文之後的歷史。目前的甲骨文研究，主要集中在甲骨文的釋讀上，所關注的僅僅是甲骨文產生之後，從甲骨文字形到《說文》之間的字形演變史。而沒有關注甲骨文之前，甲骨文字形要素本身的漫長形成史。

目前甲骨學的成果也僅僅體現在甲骨文的釋讀上，在甲骨文字源的確認和內涵解讀上，幾乎為零，甚至為負。為零是沒有研究，不去研究，而為負則是進行錯誤的、臆斷的、誤導性的研究。現在學界對甲骨文字源和確認和解釋99.9%都是錯誤的、臆斷的。

在對甲骨文字形內涵、字源的研究上，我摸索出了一個「三通」原則，也是基本的方法論。必須做到這「三通」，才可以認為靠譜，真的通了。這「三通」分別是：通義項、通字例、通義理。

「通義項」是說，對一個字字形內涵、字源的解釋，應該對該字的所有義項都解釋的通，不能只通一項而不通其餘。譬如對「大」字，從許慎開始就將其看成是象形字，認為是對人的象形。「大」的確有指人的義項，對這些義項，還是勉強能解釋，但是，對於形容詞的「大」的義項，是絕對無法從對人的象形中解釋通的。

許慎對此的解釋是：「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這個一句話的邏輯本身就很奇特，實在看不出後半句與前半句有何關係，從「大象人形」怎麼能推導出「天大、地大、人亦大」。許慎對「大」的「象人形」的解釋，就沒有做到「通義項」。

對「大」的字形解釋要做到「通義項」，就必須跳出「象形文字」的教條思維。「大」的確象人形，但是「大」所象的不是一般人形，而是「大人」的形。而「大」象「大人」形，又並非指代外在的「大人」之形，而是指代內在的「大人」之德，「大」的所有義項都是從「大人」之德派生而出，而非從外在的「大人」之形。外在的「大人」之形與一般的人形並無區別，但是，內在的「大人」之德卻與一般人迥然不同。

因此，漢字的造字著眼點、側重點並不在外在的形，而在內在的「德」。用現在的話說，不在外在的現象，而是內在的本質。漢字不是「形」的文字，而是「德」的文字，不是「現象」的文字，而是「本質」的文字。漢字不是去「象形」的，而是去表德的，不是去描述現象的，而是直指本質的。

「通字例」是說，一個在結構上很簡單的字往往是很多複雜的字的結構要件，那麼對這個簡單字的字形的解釋，應該能夠對所有以其為結構的複雜字的字例，以及每一個字例的所有義項，都應該能夠解釋的通。一個複雜字例的一個義項解釋不通，就沒有做到「通字例」。

以「大」為例，對「大」的字形解釋，不僅對「大」本身的所有義項要都能解釋的通，而且對所有以「大」為結構的字例的所有義項也要都能夠解釋的通。我們前面已經指出「儒」、「法」、「俠」、「亦」、「矩」等字的早期字形的關鍵結構都是「大」，並且指代擁有大人之德的「大人」。下文還對對以「大」為主要結構的「交」、「黃」、「寅」、「矢」進行解釋。這些字都是基於「大人」的，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通的。

前幾天在與中華書局的一位朋友探討中，他強烈建議我寫一篇「大人論」，我很是贊同。其實，我考察和研究「儒」的字形內涵，以及考察和研究「法」、「俠」、「矩」、「亦」、「交」、「黃」、「寅」、「矢」等字字形的內涵，其實就是在考察和研究「大人」的內涵，就是在寫「大人論」。但是，以後也可以這些文字字形資料，總結性地、系統性地寫一篇。

其實「儒」就是「大人」，中國文化的根本在儒家，即在「大人」，中國文化也可以概括為儒家文化，即「大人文化」。因此，追溯和解讀包括儒在內的以「大」為結構的字例的字形內涵，實際上也是追溯和解讀中國文化的內涵。同時，這也說明，要追溯和研究中國文化的內涵，單純地讀書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還要「讀字」，漢字的字形結構中，記錄了比《五經四書》更深層、更遠古、更純真的東西。可謂一字一歷史，一字一哲學。

「通義項、通字例」比較微觀和具體，而「通義理」則比較宏觀和總括。「義理」其實就是道理，只不過與一般的小道理不同，而是貫通整個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道理。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孔子的「道」就是「義理」，所「貫」的整個的中國歷史和文化。

中國傳統學問的核心就在「義理」，而用現在的語言，也可以認為「義理」就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大邏輯。「通義理」就是符合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邏輯，不「通義理」就不符合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邏輯。然而遺憾的是，中國現代的文字學研究，象其他任何領域一樣，西化嚴重，不重視中國的義理，不重視中國歷史和文化自身的邏輯。甚至認為中國的義理不是邏輯，西方的反義理的東西才是邏輯，然後，以反義理的反中國邏輯的東西，強加在中國歷史和文化頭上，強加到漢字字形的頭上。這是在強姦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在強姦中國的漢字。

當前中國的學問，中國的文字學，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強姦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學問，都是強姦漢字的學問。

就以「儒」為例，從靠庚子賠款留洋美國的胡適開始，就將「儒」解釋成宗教的祭司，這波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對現代中國的學術構成致病影響，成為當下學術界的標準和真理。即便後來所謂的中國古史專家，也是最著名的甲骨文專家之一，徐中舒，也是當年著名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培養出來的學生，也深陷「新文化」的西化教條之害。他正確地釋讀出「儒」的甲骨文，但是遺憾的是，卻將其中的「大」解讀成宗教祭祀，而將其中的水字結構解讀成祭祀齋戒時的洗澡。

只要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國的義理，了解和尊重中國歷史和文化本身的邏輯，就不可能將甲骨文儒中的「大」解讀成宗教教主，將儒家解讀成宗教集團，而只可能將「儒」解讀成「大人」、「君子」。甲骨文「儒」字的發現，恰恰可以證明，以「大人」、「君子」為中心的儒家理念在甲骨文的造字的時期，就是非常成熟的，甲骨文也正是基於儒家的基本理念而造，反映儒家的義理，也反映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基本邏輯。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大人」在商朝才有，而是比這還要早很多。

當前中國的文字學界、考古學界、歷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基本上都是「義理盲」，中國需要一場義理掃盲，否則學術界就只能充斥反義理、反邏輯的臆斷言論，充斥荒唐的迷信和謬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