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轉型：告別煤炭有多不容易？
「2018年是地球有史以來第四熱的一年。無論是溫度、水污染還是空氣，都有惡化的趨勢。可以做出總結，在多個領域，警報都已經響起。」法國前總理、聯合國氣侯變化巴黎大會主席洛朗·法比尤斯在首屆綠色可持續發展大會上表示，綠色可持續發展是現在當今世界面臨的挑戰之一。
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18年10月發布的報告，按照當前升溫速度，全球最快將在2030年升溫1.5度，這將對全球的環境、社會和經濟帶來不可逆轉的損失。
2019年1月18日，在北京舉行的首屆綠色可持續發展大會上，不同國家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和環境領域從業者就如何實現低碳發展進行探討。洛朗·法比尤斯表示，世界上有95%以上的城市「都被認為是面對氣候變化很脆弱的城市，而這些城市大部分都集中在非洲和亞洲國家。」
應對氣候變化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要求各個國家快速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無論在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去煤之路坎坷重重，諸多阻力與動力並存。
減少碳排放：全球最大的「集體行動」
「對於二氧化碳這種溫室氣體，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可以大規模收集處理辦法，只能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因為可再生能源沒有二氧化碳排放。」原國務院參事、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原理事長石定寰在綠色可持續大會期間表示。
而對於清潔能源替代而言，不僅涉及到能源轉型中的複雜利益，也涉及到國家間的關係。
「可持續發展並不是孤立的方式，而是全球的方式。我們希望調動政治、經濟、科學研究等多個領域的參與者，不僅僅是各個國家層面，同樣是公民、企業、社會組織多方的參與。」法比尤斯表示。
2015年12月發布的《巴黎協定》為這個全球最大的「集體行動」提供了希望。這份協議給出了減排目標：將本世紀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並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前工業化時期水平之上1.5攝氏度以內，全球將儘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
這是繼1997年《京都議定書》之後，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達成的第二份全球減排協定。與《京都議定書》不同，它不再強制性分配各國的溫室氣體減排量，而是允許各國按「國家自主貢獻」（NDCs）的方式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
不過，作為一份協定，《巴黎協定》並非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這份框架性文件需要一份細化的規則書才能於2020年正式啟動生效，這也是2018年卡托維茲氣候大會的主要任務——將《巴黎協定》的大框架落實成具體的、可操作的規則書。
法國前總理、聯合國氣侯變化巴黎大會主席洛朗.法比尤斯在綠色可持續發展大會上發表演講。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於2018年10月發布了《IPCC全球升溫1.5攝氏度特別報告》。報告稱，目前各國的減排承諾仍不足以將全球升溫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
此報告對氣候和人類影響進行了分析。報告表示，全球氣溫上升2攝氏度的影響將比預測更嚴重。若將目標調整為1.5攝氏度，則將能避免大量因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與風險。
在溫升2攝氏度的情境下，科學家預測，全球99%的珊瑚礁都將退化，北極夏天完全無冰的情況每十年就會發生一次。而在溫升1.5攝氏度時，珊瑚礁退化的比例減少到70%至90%，北極夏天無冰的風險將降低到每百年一次，森林火災的影響也會有所減弱。
IPCC報告表示，為避免地球遭到最嚴重的破壞，世界經濟必須在未來幾年徹底轉型。而轉型的關鍵在於，必須迅速摒棄煤炭——若將溫升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到2050年全球電力供應的70%－85％需來自可再生能源，而煤炭的比例需降低至接近為零。
這並不容易。根據全球碳計劃組織於2018年12月發布的2018年全球碳排放測算報告，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預計將增加2.7%。全球能源消耗的增長、煤炭消費的增加，以及交通、貨運、航空及航海運輸等的需求助長了碳排放。
坎坷的「去煤之路」
作為工業化動力之源的煤炭，如今已成為氣候變化與環境污染的罪魁禍首。
在19至20世紀，工業化的歐洲、北美和日本建立了基於化石燃料的資源密集型經濟體，在滿足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的同時，也帶來了高昂的環境代價。
公開歷史資料顯示，1850年後，基於煤炭的經濟體，如英國和德國，以及後來的蘇聯和美國，均產生了嚴重的空氣污染。其中無法忽視的是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此污染事件最終導致4000人在1952年12月喪生，並促使英國於1956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空氣污染防治法《清潔空氣法案》。
此法案要求大規模改造城市居民的傳統爐灶，逐步實現居民生活天然氣化，減少煤炭用量，冬季採取集中供暖，發電廠和重工業作為排煙大戶被強制搬遷到郊區。
美國喬治敦大學環境史教授約翰? R? 麥克尼爾在其著作《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中介紹，整個20世紀全球人口增加4倍，經濟規模則擴張14倍，能源用量增加16倍，工業產出則翻了40倍之多。與此同時，二氧化碳排放也上升了13倍，水用量增加9倍。
麥克尼爾在其著作中表示，這些並非全是壞事。生產力的提升提高了數億人的生活水平，讓他們脫離了先人的赤貧狀態。不過，無法忽視的是，依賴化石燃料能源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即使環境代價逐漸明顯，能源結構仍然難以改弦更張。
其中一個非常大的掣肘是，對不少國家而言，煤炭仍是確保其經濟發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元素。
例如，IPCC的報告中曾點名澳大利亞落實減碳政策的進度落後，提出澳大利亞應逐步淘汰使用煤炭，但澳洲政府立即表態說辦不到。
數據顯示，澳大利亞全國供電中有三分之二依賴燃煤，同時煤炭出口在2017至2018年度還創造了610億澳元的收入。在此背景下，儘管諸多科學家力圖說服各國領導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澳大利亞實行減碳政策的意願一直不高。
據工商時報報道，澳洲財政部長弗里登伯格（Josh Frydenberg）表示：「停止使用煤炭根本是打高空、不切實際的目標。如果我們將煤炭從能源系統中排除，那麼澳洲東海岸就有缺電的問題，將陷入一片漆黑。」
中國的能源革命
「中國是全球第一能源消費大國，用量大，而且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用化石能源。要把這個量用新能源替代下來，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石定寰告訴界面新聞。根據全球碳計劃組織發布的報告，中國的碳排放佔了全球排放量的27%。
麥克尼爾在其著作中表示，相比其他任何大國，中國處於一個塑造21世紀世界環境史的更佳位置。中國可以學習其他國家工業化、快速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的經驗，而中國採取哪一種環境策略——重蹈覆轍呢還是另闢蹊徑，對全球環境也至關重要。
「中國在建構其能源體系時，能夠找到一條避免那些20世紀的環境代價的道路嗎？中國能夠協調其持續的經濟增長與環境的健康嗎？」麥克尼爾表示，上述問題答案仍然不確定，跡象或許喜憂參半。
這其中的期許，與此次綠色可持續發展大會的議題不謀而合。「中國的城鎮化是全球規模最大、速度最快、影響最為深遠的城鎮化。能否實現綠色城鎮化，將成為中國城轉化的關鍵環節。」中央政策研究室前副主任、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會長鄭新立在大會期間表示。
多名與會專家表示，綠色城鎮化的根本在於能源結構的調整。在中國，能源革命的戰役或許才剛剛拉開帷幕。
根據全球碳排放組織發布的報告，2018年前9個月中國煤炭消費量同比增長3%，增長主要來自電力、鋼鐵、建材、化工等行業。報告數據顯示，中國要迅速告別煤炭並非易事。未來幾十年，煤炭可能會依舊主導中國的能源體系。
「能源替代的過程是一個非常艱苦的過程，需要引起很多產業結構、勞動力結構的變化，難度非常大。」石定寰告訴界面新聞，這並非一部分的替代，而是整個系統的變革，用一個新的體系來替代現在這個比較成熟的能源體系。
「不僅僅是生產過程，比如能源替代下來以後，煤礦工人的就業問題怎麼辦？再比如這個過程中，火電廠虧損的錢從哪來？以前很多大的設備廠都是圍繞火電廠來製造設備，傳統設備減少之後，這些工廠要如何轉型，都是很複雜的問題。」石定寰表示，如何協調好利益關係，是能源革命必將面臨的挑戰。
清潔能源替代所產生的成本同樣無法忽視。對此，石定寰表示，這需要相應的政策支持。「比如再生光伏的發展，最開始國家政策也給予了很大補貼。隨著技術進步，發電的轉化率在提高，從最開始的12%或13%一點點提高，現在很多光電轉化率都有20%，這也意味著用電成本的下降，從2007年到2017年成本降低了90%。」
「另外，目前化石燃料的成本看似比可再生能源低，是因為沒有把環境成本計算進去。比如空氣污染導致的肺癌，做個手術十幾萬，這個成本誰來出。如果有公費醫療可能國家來承擔，或者老百姓自己承擔，但並沒有說計算在發電廠的成本上。」石定寰表示，雖然現在講環境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但如果全部內部化，可能社會難以承受。
此外，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副會長兼首席環境政策專家駱建華在大會期間表示，中國面臨的問題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對中國而言，環境庫茲涅次拐點尚未出現，工業化建設還沒有完成，很多資源的消費峰值點尚未到來。在這個環境下，綠色城鎮化仍然是一場持久戰。
儘管困難重重，但「不解決能源的結構調整是不可能保證本世紀的升溫不超過2攝氏度的，可能所有人都會遭殃。」石定寰對界面新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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