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問題出在哪裡？

宋徽宗是一位很有藝術才華的君主，知名漢學家伊沛霞女士在她的《宋徽宗》中說：徽宗「是造詣很深的詩人、畫家與書法家，他熱衷於修建寺觀與園林，是開風氣之先的藝術品及文物收藏家，也是知識淵博的音樂、詩歌與道教的贊助人。在支持藝術的範圍、對藝術領域的關注及投入的時間上，世界歷史上少有君主能與他相提並論」。然而，宋徽宗絕對不是一名合格的帝皇，他當皇帝是一敗塗地的。

作為君主的宋徽宗，他的問題出在哪裡？

首先，問題出在「御筆行事」上。所謂「御筆行事」，即皇帝以手詔的方式直接下達命令。按宋朝制度，皇帝的詔命必須經給事中審核，由宰相副署、發布，才具有合法的法律效力，繞過程序直接頒發的君主手詔，是不合法的，通常也會受抵制。但宋徽宗與蔡京為避免他們的決策在走程序時被否決，大興手詔，「事無巨細，皆托御筆而行」，破壞了成法。不但如此，宋徽宗還規定手詔不容反駁、滯留，「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論」，延誤兩天執行手詔，即可能會受到「流三千里」的嚴厲懲罰。

因此，宋徽宗時代御筆盛行，「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複，不敢執奏」。詔命的出台與執行，「三省無所干預」，「給捨不得繳，台諫不得言，綱紀壞矣」。「綱紀壞矣」是宋人的誇大其詞嗎？不是。除了宋徽宗，沒有哪一個宋朝皇帝敢如此明目張胆地宣稱御筆高於常法，違者有刑。

宋徽宗的第二個問題是生活奢靡，揮霍無度。有一個細節可以顯示宋徽宗私生活之奢靡無度：「宣（和）、政（和）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焰明而香郁，鈞天之所無也」。到了南宋紹興年間，被擄的韋太后回到杭州，宋高宗事母極孝，在韋太后壽辰之日，「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但韋太后視若無睹，高宗問母親：「燭頗愜聖意否？」韋太后說：「你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閣分亦然。」意思是，就這幾支蠟燭，比你爹爹那時差遠了。宋高宗悄悄跟皇后說：「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本來，按宋朝制度，皇室的日常用度是受外廷約束的，比如內廷要造一個「熏籠」（點燃熏料驅趕蚊蟲的器物），不過數十文錢，但按宋代的「條貫」（法律），須經過政府層層審批，為什麼要這麼複雜？宋朝的立法者認為，這樣才可以防止「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

但宋太祖擔心的「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問題，在宋徽宗時代開始出現了。當時「蔡京當國，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為詞，遂至取民無藝」。 蔡京當國說，天子的用度不必會計、審計，想花多少錢就花多少錢，這就是「惟王不會」的意思。但「惟王不會」的觀念是不合宋朝主流觀念的，因為宋人認為，天子的用度必須接受制度的約束，比如朱熹主張：「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宋徽宗的第三個問題是好大喜功，自以為了不起。我們以宋徽宗對禮制的重視為例，來看看他的自大。

本來，北宋立國一百多年之後，禮制已非常完備，但徽宗不滿意，認為「自秦漢以來，禮壞不制，……時君世主，亦莫能興」，以致「今薦天地、饗宗廟之器」與三代禮器「無一有合，去古既遠，禮失其傳矣」。因此，徽宗詔令將「鼎彝、簠簋、盤匝、爵豆」等三代禮器「具畫來上，朕將親覽，參酌其宜，以革千古之陋，成一代之典，庶幾先王垂法後世」。又斥巨資、役萬夫建造傳說中的禮制建築——明堂；並且突破了宋仁宗朝已經形成的三年一親郊的祭天慣例，改為一年一親郊，勞眾而傷財。

從表面看，宋徽宗對於禮制顯然更為重視，對於祭祀更為虔誠，但實際上，這是權力者的狂妄、「理性自負」的膨脹，以為自己就是「議禮」、「考文」的哲人王，可以一舉而革千年禮制之陋。為此，不惜推翻成例，不恤人言，屈眾從己，任性而為，刻意泥古。所以宋人對宋徽宗的復古制禮之舉評價極低：「人非復古之人，治非復古之治，徒以竊虛名、飾美觀耳。」

可以說，政治家最不應該有的品格，宋徽宗全都具有了。所以《宋史》評他「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