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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得一身污名,保住一座北平

黃郛與蔣介石

「弱國無外交」在中國近代史上得到了最真實的印證。而作為那個時代的外交官,可謂受盡屈辱。在對外爭取主權時,即使擁有三寸不爛之舌,奈何失卻支撐;面對民眾,他們不得已而為之的謀略往往被誤解為喪權辱國,人人喊打,恨不能群起而誅之;而在政客那裡,他們又成為替罪羊和遮羞布。1933年的黃郛便是如此。華北危及,日人虎視眈眈,黃郛「徹夜周旋,心酸膽裂,勉獲緩和,重留北平。」收穫的卻是輿論的重壓和蔣介石日記中記載的「無能」。

再讀今天這篇文章時,拿來了書架上邵建的《胡適的前半生》,其中有一文講「愛國癲」。1912年2月到5月之間,北美的中國留學生以空前的熱情討論「二十一條」,達成的一致意見是「對日宣戰」,這樣的口號登報,顯「吾輩非戰即死」、「決一死戰」的義憤填膺。胡適批評這是不負責任的言論。這篇文章挺長,在此沒法展開。邵建在文章中所述,擇其扼要:

面對這麼多的生命,輕言開戰,儘管是為國,恐怕這國不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想到了構成這國的無數血肉之軀嗎?挺戰者看起來佔據了「意圖倫理」,但沒有「責任倫理」極為可怕也極不負責。愛國的「愛」,是一種心理狀態,或者是一種動機,誰也看不見,能看見的就是各自面對問題的方式,很難說「戰」就是愛國,「不戰」就是不愛。不以別人的血肉饜足自己的愛國熱枕。如果「我」因愛國而「他」則必須隨從,作為一種道德綁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編者按有點長,就此止住吧。今天文章為騰訊新聞抗戰七十周年紀錄片《堅忍》第二集《委曲》之文字稿,在理想國首發。

拼得一身污名,保住一座北平

1933年2月,日本關東軍悍然進攻熱河,其目的,旨在切斷東北義勇軍在關內的補給通道,以鞏固新成立的「偽滿洲國」。中國軍隊奮起抵抗,終因實力懸殊,節節敗退。3月,熱河淪陷;4月,長城失守;5月,日軍入關,平津危急。

戰不能勝,平、津關係民心甚巨,又決不能失。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唯一應對途徑,就只剩外交了。而由何人來負責此番對日外交,則是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最為頭疼的問題。幾乎所有人都明白,缺乏籌碼的弱國,欲單憑口舌之利,挫退強敵,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沒有人願意接下這個燙手山芋。

萬般無奈之際,蔣介石想起了自己隱居在浙江莫干山的盟兄黃郛。

1.

黃郛,字膺白,浙江嘉興人。1904年入浙江武備學堂,一年後被選派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學習,入同盟會。1910畢業歸國。辛亥之役,黃郛與蔣介石參與了陳其美主持的光復上海活動,三人義結金蘭,陳居長,黃居次,蔣居末,約誓「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此後,黃郛的從政之路頗為順暢,北洋時期曾一度代理過內閣總理之職,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又出任外交部長要職。

黃郛

蔣介石之所以在此時想起請黃郛出山,既因為黃郛與自己乃是金蘭之交,也因為黃郛乃是當時政壇上少有的知日派,對日本國內政情頗為了解,且與日本駐華公使及武官,多有私人交誼。

但在黃郛的立場,卻一直對蔣介石存有心結。事情緣自1928年的「濟南慘案」——日軍以保護僑民為借口,出兵濟南,進攻國民革命軍,殺害國民政府駐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等17名官員;重炮轟城,中國軍民死傷達萬計。當時情形,為完成北伐,國軍不得不與日軍妥協,但身為軍事統帥的蔣介石愛惜名聲,不願承擔「親日和議」的罵名,一切談判俱交由黃郛出面。黃郛雖然多方奔走,左右折衝,然投鼠忌器,立場自然難以強硬,一時間,遂成了國內輿論抨擊的焦點。而最讓黃郛意外的是,深知交涉內情的國民政府高層,居然也不體諒自己的難處。自己在前方與日軍艱難談判,高層政要們則在後方大唱高調,以博取輿論的稱讚;連「盟弟」蔣介石,也迫於輿論壓力,勸黃郛辭去外交部長之職,以謝國人。

政府高層及「盟弟」蔣介石的這一態度,令黃郛極為寒心,待「濟案」事了,遂辭去所有職務隱居莫干山。後來,在給張群的一封書信中,黃郛如此吐露心結:

「濟案所受刺激,公私兩項皆為生平未有之傷心事。……兄在政治上勉有二十年之經驗,決非量窄之人,惟此一段內外交迫之傷心史,實令我沒齒不能忘。……嗚呼,人生二十年以上之朋友,能有幾人?不為利合而以義聚者,能有幾人?歷辛苦而不變者,能有幾人?」

正因為存有此般心結,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黃郛一再婉拒蔣介石的邀約,不願涉足政壇。直至1933年平津危在旦夕之刻,才再次答應出山。

2.

妻子沈亦云,及諸多親友,均反對黃郛此次出山,認為此行缺乏軍事後盾,也難期望國際牽制,交涉只會有過,不會有功,無論結局如何,必遭輿論猛烈攻擊,純屬犧牲個人名節來為國家背黑鍋。對此,黃郛的解釋是:

「我豈見不及此!第國事危迫,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我遲早終為犧牲,如其犧牲於將來,與國人同盡,何如犧牲於今日,猶有幸全之望。我自出山以來,豈復計及毀譽?!佛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今實踐此言。天若憐予,當不虛負此行也。」

黃郛與夫人沈亦云。1913年,天津。

1933年5月,蔣介石設立「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任命黃郛為委員長,專職負責處理對日交涉停戰問題,力爭以最小的代價,保住中國在華北的主權。5月17日,黃郛抵達北平,當天參加華北軍分會會議,與會將領們的消極悲觀,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黃在日記中寫道:

「前線支持已不能以日計,而以時計。宋哲元將軍言其兵在喜峰口,進時如虎,退時如狗,此時則如綿羊,驅之不動。商震將軍允在某翼支持一日,為全場最能負責之人。形勢如此,已準備撤退,放棄平、津矣。」

與軍事上的全線失利對應的,是輿論一片喊戰。民心激憤,加之各種在野政治力量秘密策動,對日強硬聲浪之高,使得政府高層面對媒體質問,也不敢承認「和談」的存在。黃郛身處「和談」中心,困境更可想而知。事實上,坐火車北上途中,黃就曾被愛國青年投以炸彈。

這種「不敢言和」的困境,也與華北軍方及南京政府此前不切實際的宣傳有重要關係。譬如,此番中日兩軍交戰期間,日本天皇曾發表意見,認為對華政策底線,是鞏固偽滿洲國,對關東軍越過長城進入華北境內,表達了不滿。受此影響,4月19日,關東軍高層遂命令華北前線日軍撤回關外。日軍此番撤退,則被中國軍、政當局作為莫大勝利,大肆宣傳。5月6日,蔣介石致電北平軍分會,對此種傳揚,表達了異議。電報說:

「此次敵兵自動撤退,本非我軍戰勝之結果,中外共知。我軍乃據為通電報捷之資料,乃雪片紛飛。內長國人之虛妄,外招友邦之訕笑。致外報竟有『我國軍人太不知恥』之譏,實可痛心。應即切實糾正。一切標語、口號之政策,徒增倭寇之敵愾心,於我毫無實益,亦應予以停止撤銷。」

蔣電發出次日,本已後撤的關東軍,因做通了天皇的思想工作,再度越過長城,進入華北。其出兵目的,也從「切斷東北義勇軍在關內的補給通道、鞏固『偽滿洲國』」,升級為「瓦解華北中國軍戰鬥力,煽起內變,分化華北」。

3.

黃郛抵達北平時,前線軍事已徹底糜爛,無可挽救,日軍所謂「瓦解華北中國軍戰鬥力」的目的,已接近達成,正致力於收買華北失意政客,企圖造成華北「自治」,脫離中央。

黃郛接手談判後,一面利用其與日本政界人士之私誼,探查雙方和談達成的底線;一面利用其在北洋政府時期所積累的與北方政界人士的交情,安撫華北,消除地方與中央隔閡,擊破關東軍運作「華北自治」的陰謀。

但最讓黃郛頭疼的是,華北軍方與南京政府,均不能配合和談。華北軍方高層此前自吹自擂過甚,此時礙於輿論壓力,既不能有效抵抗日軍攻勢,又不敢命前線部隊堅決執行後撤停戰指示,遂導致後方已在和談,前線仍在衝突,日方則利用此種衝突,一再擴大談判優勢。南京政府高層,同樣不敢負責任地給出對日和談的政策底線。所以,談判進展極難。拖延至5月22日,日軍已是四路進逼北平,城內秩序大亂,暴動迭起。北平軍分會認為大勢已去,北平難逃淪陷厄運,決定整個軍分會南撤至保定,僅留部分軍隊作守城犧牲之用,以告慰輿論。南京行政院這才發出非正式指示,確定和談底線:「除簽字承認偽國、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蔣介石則補充道:「惟盼文字斟酌,打磨乾淨,不可有影射,縱屬同一意義,而用語必須堂皇,則電呈核准,自亦可不成問題也。」

接獲上述指示後,黃郛緊急約談日方代表,次日,雙方達成初步協議,北平遂免遭淪陷。對這一夜的具體經歷,黃郛所談甚少,但曾留下這樣十六個字來形容:「徹夜周旋,心酸膽裂,勉獲緩和,重留北平。」

與日軍談判之「心酸膽裂」尚未回復,來自「盟弟」蔣介石的傷害又至。作為軍事統帥,蔣介石不能公開表態贊成對日和談,黃郛是諒解的。黃郛所不能諒解的是,深知內情的蔣介石,在聞知和談達成初步協議之後,為了個人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竟在給黃郛的電報里,做起了文字遊戲。5月24日,蔣介石致電黃郛,表示認可初步協議,「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轉而卻又要求黃郛一面向日方力爭停戰協議不要「形諸文字」,一面「激勵士氣,重整軍容,以備最後之犧牲。」

黃郛與蔣介石

5月25日,同樣的文字遊戲,再次見諸蔣介石給黃郛的電報:「至於協定一節,總須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將來引以為例。最高無上之決心,不可須臾或忘。弟以為不有一北平死戰,決不能滿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國人諒解也。」

蔣的文字遊戲,用意相當明顯。日軍重兵而來,非痴非傻,如何可能應允停戰協定不形諸文字?作為軍事統帥,又如何不知「決一死戰」乃是空談;若真能「決一死戰」,又何必請黃郛出山主持和談?這兩封電報蘊含的真實心思乃是:既然和談已初步達成,接下來給黃郛的指示中,不妨多說一些立場強硬的漂亮話,以迎合當前輿論及後世史家。

針對這兩封電報,5月27日,黃郛給蔣介石回了一封長信,信中滿腹悲辛。黃郛說:

「弟既強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給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載,雖不敢謂已達悲智雙修之域,然自信悲願決不至賣國,智慧決不至誤國。至尊電所謂『應下最高無上之決心,以求得國人之諒解』一語,則兄尤不能不辯。兩年以來,國事敗壞至此,其原因全在對內專欲求得國人之諒解,對外誤信能得國際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無上之決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時早已下定,無待今日。兄至今尚未就職,弟如要兄依舊留平協贊時局者,希望今後彼此負責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誤國者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內擾外壓,感慨萬端,神經刺亂,急不擇言,唯吾弟其諒之。」

「希望今後彼此負責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誤國者為兄也」一句,可謂直接道破了蔣介石的隱秘心思。

雖然蔣為安撫黃郛,立即再去長信解釋,否認自己有上述心思。但當5月30日《塘沽協定》簽訂,華北危急解除時,其日記中還是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昨日停戰協定在塘沽簽字,事實並未有過,而文字實令人難堪,代表之無能與前方之怯餒,不勝慚惶。」(1933年6月1日)

蔣很清楚自己的日記,將被後世史家所批閱,所以給了黃郛「無能」二字作為評價。

4.

此次危機過後,黃郛繼續留在華北,負責與日軍交涉,直至1935年春,才因病再次退隱莫干山。

黃郛1933年的對日和談,實際上開創了國民政府此後處理華北危機的一種「金蟬脫殼」模式,即將交涉責任,下放給如黃郛所負責之「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這樣的地方機構,由地方機構與日方周旋,中央政府則隱於幕後指導。這樣做對好處,正如黃郛所說:

「局部軍事長官所派之代表,其資格並不足以代表國家,何得議此種有關領土完整之政治問題?」

換句話說,由地方機構出面交涉,本身能夠緩和日軍的侵略;而地方機構交涉權有限,又可保華北主權不失。這一模式,當日在國民政府內部被稱作「退卻戰略」。這一戰略要獲得成功,有一個關鍵前提,即對方願意與華北的地方機構進行談判。而沒有外交談判許可權的日本軍方,恰正希望借「地方交涉」之名,來規避外務省對其自由行動的干涉。這種詭異的「一拍即合」,使得國民政府這一「退卻戰略」,能夠一直實施到1937年。期間,華北地方政治機構數量之多,設立、撤銷之頻繁,蔚為壯觀。

然而,這種謀略,顯然難以被一般愛國民眾所理解,輿論壓力之大自可想而知。1935年12月25日,曾參與中日和談的前外交部長唐有壬,在上海被愛國青年槍殺。同樣備受輿論壓力的黃郛,則在接受《大公報》記者王芸生的採訪時,這樣說道:

「這一年的經過,在明了國家情況的人,當然能夠諒解;一般人則以為我黃某天生賤骨頭,甘心做賣國賊。對外未曾做了什麼事,對內卻須時時做解釋工夫,真是痛苦萬分。一年以來對內對外,盡做矮人,我並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後有什麼善後辦法?為國家設想,不能那樣冒險。我現在好比打網球的球。日本人說:黃先生你若是沒有辦法,還不如請你趁早躲開,免得礙我們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來。到了南方,逢人便問:『膺白,你什麼時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談到辦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討債,夾在這兩種心理中間,能辦出什麼成績來?對方(日本)氣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無窮。國人則眼光是短的,調子是高的,肩頭不負責任。……但國家既需要我唱這齣戲,只得犧牲個人以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過,尚復何求?」

1936年12月6日,黃郛病逝,時年57歲。國民政府在其褒詞中寫道:「智慮忠純,文武兼資,致身革命,卓著勛勞……不避險阻,力任艱難,隱忍求全,用紓禍變,心孤事苦,尤人所難。」

1945年,黃郛的夫人沈亦云女士為乃夫撰寫《家傳》。蔣介石親筆作序,內有「大仁大勇」、「不計毀譽,以一身翼衛國族之安全」之評價,亦感慨其在世之日,「不能弭鑠金之口,……忍辱負重,誠有非常人所能堪者」,直至抗戰勝利,其委曲求全,「乃克大白於天下」。十年劫難,諸般滄海,蔣的心境也已變遷,不再執著於用漂亮的電報來塑造自己的歷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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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蔣介石與黃郛之間的結義情形,可參見:劉維開,《蔣中正在軍事方面的人際關係網路》,「蔣介石的人際網路」學術討論會,2010。

沈亦云,《亦云回憶》(下),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P445。

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台)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P690-693。

同上,P172。

楊永泰致黃郛魚電,1933年5月6日。此電,系蔣介石以親信幕僚楊永泰名義,致電黃郛,欲由黃郛轉達給華北軍方高層,約束其不切實際之宣傳。

蔣介石致何應欽、黃郛卅電,1933年5月30日。

蔣介石致何應欽、黃紹竑、黃郛迥電,1933年5月24日;蔣介石致黃郛有電,1933年5月25日。黃郛致蔣介石感電,1933年5月27日。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台)中研院近史所,2012,P220-252。

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P76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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