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危急，面對求援，曾國藩如何抉擇？看似高明實則離真梟雄很遠

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太平天國李秀成大軍攻陷杭州，浙江巡撫王有齡自殺殉節。

杭州失陷使太平軍的勢力在蘇南、浙江一帶如火如荼地連成了一片，天下富庶之地上海頓時陷入兇險境地。

此時的上海，各國洋人不少，以何桂清為首的浙江敗逃官吏和以錢鼎銘為首的江浙逃亡士紳也困聚在此。雖然官府和洋人都組織了武裝，試圖阻擋太平軍對上海的進攻，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華爾指揮、武器全是洋槍洋炮的中外混合軍——常勝軍。但在李秀成的二十萬大軍面前，常勝軍的這點人馬顯然是抵擋不住進犯之敵的。

為保全富貴，上海的權貴豪紳們於是公推錢鼎銘前往安慶，請求曾國藩發兵救援上海。

此時的曾國藩已今非昔比，其統帥的湘軍對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已呈現出攻圍之勢，但恰恰因為不世之功預顯在眼前，錢鼎銘的到來才是對他一次巨大的考驗。

淺顯地看，這所謂巨大的考驗對曾國藩而言並不是什麼難事，無非是願不願意在全力攻取天京的同時，克服一些實際困難去分兵救援上海。

但即便如曾國藩這樣層次的人，在可預見的事功面前也容易出現境界不高的失誤，那就是看不清、看不透別處潛在的機會到底意味著什麼？

所謂一葉遮目，不見泰山。這話從來不是說給愚蠢之人的，而是說給那些小有成就或者大功即成的聰明人的。

當時的曾國藩就是這樣一葉遮目的聰明人，或者說他沒能做到果斷地將這一葉從眼前拿走、去掉。

對於是否要救援上海？錢鼎銘請求之初，曾國藩是有猶豫推脫之意的，原因很簡單，分兵救援上海將影響湘軍儘快地攻取天京。

但經門生李鴻章點出要害，曾國藩很快去除了猶豫。

李鴻章是怎麼點出要害的呢？

很一針見血，但更透徹的一層卻並沒有向曾國藩敞開。

李鴻章說，上海每月僅厘金、捐輸的收入就達六十萬兩銀子，這筆錢對餉銀極缺的湘軍是有戰略意義的。同理，如果上海讓李秀成奪了去，由此形成的此消彼長極有可能導致兩軍實力的可怕逆轉。

對李鴻章所說的要害，曾國藩其實是心知肚明的，他之所以猶豫，那是因為他在取捨上犯了難。

可一旦定下取捨的決心，曾國藩自然不是一般人，很快，他就拿出了求援上海的方略。

按曾國藩的計劃，救援上海不能影響攻取天京，因此分兵不是上策，只能招募新勇。但湖南兵源已日趨緊張，迅捷招募困難很大，而安徽民風素來剽悍，可以一用，因此從安徽招募兵勇是為理想之選。

這差事誰來辦最合適呢？

自然是安徽人李鴻章。

但把招募的差事交給李鴻章，並不代表將救援上海的大任也交給他。在曾國藩心中，控制上海這一天下第一富庶地，意義非同尋常，非自己兄弟不可。

如此，救援上海的方略就清晰了，由自家兄弟曾國荃任主帥，李鴻章輔佐。

客觀地講，曾國藩此等方略若能實施的話，日後再有對曾國荃的調教及時，對李鴻章的駕馭有度，晚清隨後的朝局絕不會是曾衰李盛，而一定是曾氏兄弟雙雄夾奉清廷，再不濟，也是國荃繼國藩。

究竟曾國藩看沒看到這一層，不得而知。

但由他的方略看，他隱隱是看到了一些大勢的，只不過不夠果敢，不夠堅決。

說曾國藩沒能做到果斷地將「這一葉」從眼前拿走、去掉，原因也正在此。

此話怎講呢？

當他派人火速趕往荷葉塘，要正在家修養的曾國荃領此方略時，曾國荃因為一心要奪攻取天京的天下第一功，很是不滿地拒絕了曾國藩。

在曾國荃看來，安慶已破，天京就是再下一城的概念，加之又自詡為天下第一福將，如此天時地利人和，豈有讓天下首功於他人，去救援上海的道理。

很可惜，在曾國荃的不滿辯詞下，曾國藩沒能堅持此前的方略，他接受了曾國荃的定見。

其實，比起攻陷天京後苦勸曾國荃急流勇退，剪除羽翼以自保，曾國藩此時幾句話就能讓曾國荃茅塞頓開、心悅臣服。

是天下第一功重要，還是天下第一勢重要？

成大事者豈能違大勢！

讓天京首功，避其鋒芒，赴上海取千載難逢的天下第一勢，我取天京，你成新雄，到時候朝廷若想鳥盡藏弓，你我兄弟二人互為支柱，朝廷是藏我，還是藏你！

藏我，你暗挺，曾門又豈會遭受如履薄冰自保之苦；再不濟，我讓朝廷半步，你也必能繼我之榮耀。

如此，才是攜手成大事之道。

而如果站在朝後的角度看，此時曾氏兄弟若是及時高明地分了家，一個取天京首功，一個取上海大勢，到天京城破那一天，清廷恐怕不得不兌現咸豐曾經許下的諾言，攻破天京者封王。

但歷史沒有假設，因為曾國荃的一葉遮目，加之曾國藩未能果斷去除這一葉，他們兄弟倆尤其是李鴻章的命運便走向了另一番境地。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因為未受那天下首功的困擾，當時的李鴻章實質上是高於曾氏兄弟的，他清晰地看透了赴上海便是贏取那難得的天下大勢。

如他樸素之言，亂世年頭，有槍便是草頭王。上海一月厘捐就是六十萬，拿出一半，養五萬精兵自不在話下。有這五萬精兵，誰還奈何得了！何況上海的戰略位置極佳，攻取地盤，經營勢力，幾乎就是順勢而為。

更關鍵的，來日，朝廷必折曾氏兄弟鋒芒，而由自己統帥的淮軍必將後來居上。

反觀曾國藩。

讀曾國藩的歷史，深入下去看，總覺得此人距亂世真梟雄總有半步之遙。

放棄讓曾國荃取上海大勢後，他的一番見解也能鮮明地說明這一點。

他的權謀總是落到周全之道上，少一些勇立的膽魄。

對於改派李鴻章出任救援上海的主帥，曾國藩並沒有多少糾結，相反他覺得因為曾國荃的拒絕，反倒是促成了更穩健的周全之道。

在曾國藩看來，曾門太盛，軍權太大，要謹防謗嫉，預留後路。眼下趁著軍威興盛，讓李鴻章出來建一支淮軍，名義為另立門戶，實則湘淮一家。他日若果遭不測，只要李鴻章在，淮軍在，大局就不會破裂。

此外，河南、皖北的捻軍勢力很大，剿滅太平天國後，北方將成為主戰場。風水輪流轉，到那時暮氣已重的湘軍難堪大任，不如讓李鴻章的淮軍去唱主角，還是那句話，挺李鴻章，就是保自己。

該怎麼評價曾國藩的這番見解呢？

退而求此次的高明往往只會說出事情的一面。

然而，所有的事情都有正反面，更重要的，正反面很多時候並非一樣大小。

就說此後的李鴻章和淮軍吧。

從正面看，他的確維護了湘淮一家的顏面。

但從背面看，淮軍卻是湘軍最大的制約。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因為存在李鴻章的淮軍和左宗棠的楚軍，在曾國藩攻下天京後，清廷才會那般強勢地對待他。

只封侯。

而且必須儘可能、儘快地自廢武功。

大膽地設想一下，但凡這時候曾國藩有些許造次之舉，李鴻章的淮軍是挺他，還是甘當清廷的利刃？

恐怕一定是後者。

再朝後說，曾國藩先是去剿捻，後又去處理天津教案，整體的感覺，清廷正是依靠著淮系人馬對湘系舊部的巨大制衡力，一步步地將曾國藩弄成了一個廢子。

與之相反，李鴻章卻趁勢成了清廷棋盤上最關鍵的大子。

大局確實沒破，但晚期的曾國藩著實可憐了些，事實上只落得個殘存的結局——

所以說，看待歷史中的高明，咱們要多一份辨證的心態，一份高明要看它是銳意進取的還是退而求其次的。

很多時候，銳意進取的高明總是先報憂後報喜，而退而求此次的高明卻是只報喜不報憂。

縱然銳意進取的高明很多時候都會半道而廢，但後來能成事的大人物恰恰是那些撿拾起這些高見的人，與此相對應的，真能成事者往往不會太推崇退而求此次的高明，因為那裡有陷阱。

為歷史智慧所誤，有時候就是這樣被誤的，學到了假高明，或者說是帶坑的高明。

除了這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讀史心態，最後必須強調一下這段歷史所蘊含的一個觀念——

成大事者不違大勢，尤其在所謂功成之時。

這不是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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