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城市中的流動人口，四位演講者和一場對談嘗試回答

1 月 20 日，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場關於城市的講談活動——遷移者之地：影像工作者說。四位講者分享了以「影像」為媒介，以流動人口為主題的一系列城市觀察結果。

儘管講者分享的內容各有側重，而當這些影像放置在一起時，一座城市中的特殊人群——流動人口的樣貌也呈現在人們面前，在城市當中的他們擁有怎樣的生活、思考、困境和歡笑，成為關注城市問題的人們一個更微觀的透鏡，從中可以窺探出一座城市局部的縮影。

第一位演講者賈茹分享了她與上海久牽志願者服務社（以下簡稱「久牽」）之間的故事。「久牽」是一個公益教育機構，主要致力於上海外來務工子弟的教育，也會舉辦一些支教援助活動。在與「久牽」的接觸過程中，作為拍攝者的她用鏡頭記錄了 9 個孩子的生活片段。這些孩子因高考政策無法在上海順利升學，於是或者選擇了回家參加高考，或者留在上海，選擇上一個職高這樣的技術院校，並留在上海工作。

第二位演講者與第三位演講者都用攝影的方式在有意無意間介入了城市改造中產生的問題。但兩位講者的姿態和角度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前者施佳宇用相機記錄了上海老西門清拆地段的人們的普通生活，他認為紀實攝影在沾染個人色彩後比留下簡單的事實更加有趣。

儘管出發點是記錄老西門的動遷，但施佳宇並沒有著眼於「拆遷」話題，他的鏡頭瞄準的更多是生活在老西門的住客、孩子、小動物和三家煙紙店，「煙火氣」、「好玩」和「有趣」在演講中被頻繁提及，與老西門生活的人們建立情感聯結成為他的一件樂事，而「拆遷」在他的攝影作品中更像一個結局，人們的生活在拆遷降臨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另一位攝影師徐明用更積極地姿態在運用攝影這一工具，人權、現實、邊緣人群等元素是他攝影作品的偏重點，在他的作品《百人一語》中也往往蘊涵著激烈的衝突：拆遷街道上的國旗，拆遷牆面上的習近平像，獨自守店的小女孩，住在舊包身工公寓的居民，住在閣樓的計程車司機，因違法建築拆遷無法得到補償的老皮匠，因拆遷而破碎的家庭，等等。

徐明認為，歷史和現實往往過於瑣碎，但攝影可以作為一種整理手法，留下一些歷史的證據。他幾次提及「證據」一詞，講述了他親歷的一些社會事件，並引導觀眾直面這些無法忽視的現實。在他的講述中提及了一位致力於用法律手段解決「拆遷」中的爭端的退休工程師。徐明認為這位老人「扮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是一種推動法制進程的民間力量。

第四位演講者是《72 小時》的製片人郭靜，她的演講圍繞這一檔紀實性節目展開。《72 小時》節目組每一集會擇取一個公共空間，採訪在此出現的不同人群。郭靜認為，《72 小時》關注的是人本身，一切圍繞人展開，貼近日常生活是節目的宗旨。呈現出人的生活、狀態、難題和遭遇，通過這種微觀角度來記錄普通人「片段人生」，郭靜希望《72 小時》能傳達日常生活賦予人們生活的力量。

在後續的對談中，四位講者與特邀嘉賓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陸銘一同探討了關於流動人口問題的看法，陸銘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社會的巨變，像外來務工人員這樣的特殊人群成為了城市生活中的弱者，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出現了一些隔離的狀態。

Q = 現場觀眾和記者提問

陸 = 陸銘，徐 = 徐明

Q：對於這場活動，陸銘教授和幾位講者還有什麼看法？

陸：作品反映出了各種流動人口的生存狀態，但我想到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社會的巨變，人在這裡面必然會產生很多複雜的境遇和心態，我們每個人在社會生活當中都可能遇到一些衝突和矛盾，落入一個弱者的境地，關鍵在於有訴求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其實我們希望的是有一個制度能幫我們去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制度並不一定會給每個人都帶來更好的生活，畢竟社會的蛋糕就那麼大，但每個個體應該能拿到與他相襯的那一部分，讓每個人在分這塊「蛋糕」的時候能感受到是在一個公正公平的過程中獲得的，這就特別需要一個制度。

但這個制度是怎麼來的呢？我們經常能聽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我們工作的目標」這句宣傳口號，但這裡面有幾個問題。首先是「人民」是誰？外來務工這些低收入人群算不算「人民」？「美好生活」到底怎麼來的，是我們自己選來的，還是別人幫我們安排的？我更希望在未來我們能更多地去選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而不是別人來告訴我們什麼是美好生活。以及這句話中的「我們」是誰，它是一個政府，一個組織來安排我們的生活，還是包括了我們每一個人？

今天這個活動讓我們看到了那些群體，影像工作者呈現出的世間百態更體現出我們每個個體的渺小，當未來我們能自己選擇美好生活之前，我想首先應該訓練自己成為一名合格的公民，這個學習需要兩點，一個是每一個個體都能擁有一個發聲的機會，一個是每個人要進入公共生活。這樣在存在更多的議事的可能性時才能使每個人都擁有參與的能力，讓每個人都獲得更加公正的結果。

徐：我認為這當中還有一個層面，就是所謂「社會階梯」的問題，現在制度有沒有提供一個「社會階梯」？現在的「中國夢」其實蘊含了「社會階梯」的含義，但它過於含糊所以依舊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例如一個受拆遷影響的人能不能通過一些正常的手段來解決他的社會訴求？甚至於這只是一個基本的生存的訴求。這是在一個合理的要求範圍之內的，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操作方法，但是許多部門沒有致力於解決問題，而是把這個問題踢來踢去。

這個不是在於受影響者多寡的問題，如果問題出在結構上，體系上，那為什麼偏偏是這個人要遭受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因為人少就不去解決，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被影響者。現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問題可以用法律來解決，其實個人與制度之間的問題也應該能通過法律來解決。因此每一個小人物所做出的努力對社會提議的推動都是有貢獻的，但現在來看大部分底層的聲音依舊缺乏傳達的渠道。所以對於「百人一語」，它是一種民間的聲音，這種聲音需要被聽到，被關注。

Q：既然提到公民、公共生活和美好社會的概念，那麼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歷史上，擁有來自民間的強大力量能使政府妥協，才使一種制度性的框架被定下來，社會穩發展，大家實現雙贏，那麼中國有沒有可能也走這樣的道路？

陸：按照目前情況是不太可能的。當下老百姓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有什麼權力，我經常被問到像「陸老師您說這麼多，我們的政府難道不知道嗎？」這樣的問題，因為社會公眾始終會認為政府是對的，這種思維方式需要轉變，這就需要更多的懷疑精神和更多獨立的聲音來撼動這個現狀。最可怕的是我們自己主動放棄了對「美好生活」的選擇權和界定權，把它交給了一個我們認為能幫我們做出選擇的主體，但當更多的年輕人成長起來，意識到「美好生活」是我們自己選來的，才有可能改變這個狀態。

Q：當地居民接納外來人口後是不是會有更大的賬目在等待居民支付？我們怎麼算關於流動人口的這筆經濟賬？

陸：城市規劃者對人口的流動和城市的概念依舊存在一些盲區，人口必然是從農村流向城市，從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的，但我們在討論城市問題的時候會把中國想像為一個特殊案例，希望找到一些特殊的解決辦法，這是不實際的。二元化的戶籍制度催生的問題是什麼，大量拆掉外來務工子弟學校，當下大量流動人口的孩子無法接受教育，一個是當政策把這些人趕回家，把這些孩子從城市趕回家後，在他們長大後他們還是會回來，這些留守兒童會成為社會上的一大隱患，因為他們對城市的情感是負面的，仇恨的。

另一方面當地居民會把外來人口視為資源爭搶的對象，但這是一筆小小帳。大賬是什麼，把流動人口驅走的後果就是勞動資源會減少，進而導致當地居民的居住成本，生活成本會上升，吃一碗面的價格都會上漲。越來越多的父母回到農村後，社會的扶貧工作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這種資金的轉移支付最後分攤下來還是落到「城裡人」的手中，對整個社會而言這筆賬是不划算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城市規劃者在資源分配上是否欠考慮？花了很多錢投在基建上，投在產業上，像上海的臨港，但根本沒有人去，形成了一些空城、鬼城，這些錢花在教育和醫療上是不是更划算？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思考的。

Q：城市規劃者在面對人口流動這一問題的時候總是更偏向於用政策來解決問題，人太多了用政策驅逐，人太少用政策吸引，這樣頻繁地用宏觀力量介入會催生什麼問題？

陸：違反經濟規律的事一定會遭受一些懲罰，當下的中國正在處於這樣的拐點，因為以往政策對人口流動的阻礙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如勞動力短缺，企業成本上升，老百姓生活滿意度下降，傳統的戶籍制度把人分為兩類之後導致的社會不和諧，留守兒童問題等等，同時地方政府大量投入去建房子、建工業園，結果沒有吸引到人口，地方政府的債務卻上去了。這些後果都是因為之前的方法不奏效了，就還是會選擇其他的方式，像建立都市圈這樣的事情未來都會有的，因為這是經濟規律決定的。前提還是先解放人口的流動性，先把制度的問題解決掉，不要去阻礙流動。

題圖，Banner 圖為活動對談現場 拍攝者：郭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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