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邁士:南京大屠殺期間為了保護中國難民而奔走的外籍友人之一
隨著日軍的日漸逼近,安全區的建立被提上議事日程。在安全區的選址問題上,委員會聽取了外國軍事觀察員的建議,選擇了南京城裡最沒有軍事價值的地區。11月22日,外籍僑民組織正式建立南京安全區,此後20多名外國人利用他們的僑民身份,收容、保護無家可歸的男女老幼,救助了20餘萬南京難民,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頁。
圖1:南京安全區委員會的委員們
在安全區運行過程中,史邁士作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積極從事與日方交涉、清理安全區內的武裝士兵和組織紅十字會的相關工作,並向日方提供恢復南京正常秩序的合理建議。史邁士接受過高等教育,對國際形勢和中國戰況有較敏銳的觀察,具有在複雜局勢中處理突發情況的能力,從而能與日方進行交涉,最大程度抗議日軍暴行,維護留寧百姓的生命安全。他多次與福田、田中、福井等日本駐京外交人員交涉,竭力解救被日本士兵圍困的中國難民。他還參與了與日軍高級將領的會晤等活動,希望通過與日本軍隊上層人士的接觸,推進日軍內部管理機制的完善,從而對日本士兵的暴行予以揭露和懲治。
南京大屠殺期間,史邁士的主要活動之一是詳細記錄下了大屠殺過程中的日軍暴行。在日軍佔領南京後的最初六星期,他「幾乎每天都要發出兩封抗議信」,通常其中一封由他和拉貝親自交給日本大使館,另一封則由信使寄出。這些抗議信旨在抗議日本士兵搶劫、縱火、強姦等暴行,並為安全區爭取更多的權益,如在安全區收容所設置崗哨,保護安全區難民的生命安全,爭取糧食運輸,保障難民的糧食供給等。南京大屠殺期間,史邁士共給日本大使館寫了69封信以示抗議,有些信由安全區委員會主席拉貝簽字,但大多數由史邁士簽發。
有關這些抗議信的內容,主要來自安全區成員和南京家庭的親身經歷。威爾遜在他的日記中提到,「史邁士做了大量的官方記錄,並根據人們的所見所聞編寫了許多案例,我所講述的我的親身經歷的事例也被寫進了他的材料」。
史邁士的記錄內容除了他人的敘述外,更有一些是史邁士的親身經歷,這裡舉幾例予以說明。12月20日,史邁士在南京城南親眼目睹日軍毀掠南京的景象。當天日軍有組織地從店鋪拿走物品裝進軍用卡車,然後放火焚燒房屋。接下來的一個月中,日軍燒毀了城裡四分之三的店鋪(主要是大商店,只剩下一些小店,但也被洗劫一空)。更有一次在緊要關頭,史邁士挺身而出,制止日本士兵的暴行。12月20日下午2時30分,史邁士等人在接2名婦女送往大學的途中,一名修理工報告說日本人發現了他家的2名婦女,正準備強姦她們。史邁士等人立馬前往朝平倉巷13號,發現門房有3名日本士兵和那2名婦女,2名婦女的身上已經沒有衣服。他們要求日本士兵離開這所房子,後又用菲奇的車將這2名婦女送到大學。
圖2:金陵文理學院
面對史邁士等人提出的暴行證據,日方福井等人確切表示將「儘力設法,時局不久渴望好轉」。可事實是,「他們也無法控制軍人,軍人也無法控制士兵,據說有17個憲兵已經到達南京,將協助恢復秩序」17個憲兵控制5萬人的日本軍隊,簡直是痴人說夢!在暴力面前,日本當局從未給予書面答覆,只在口頭上偶爾表示不負責任的承認而已,甚至是以默許和縱容的態度致使暴力升級。但是南京安全區外籍僑民的抗議和交涉活動,一定程度上給日方施加了壓力,抑制了日軍的為所欲為。
史邁士記錄的這些真實報告後來體現在東京審判起訴方的總結中:「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每天都向駐南京的日本外交機構遞交以個人身份寫的報告,該委員會幾乎每天都向日本領事館和在南京的日本外交機構的代表遞交書面的報告,詳細地通報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區內的殘暴行徑。這些報告包括了從1937年12月16日到1938年2月2日的425起案例。」此外,史邁士還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一篇又一篇地給美國的機構和雜誌寄文章」,為全世界提供南京大屠殺的準確報道。正是由於史邁士等人的抗議和揭露,南京大屠殺的事實才逐漸為世人所知曉,侵華日軍的猙獰面目得以暴露。
除了上述抗議活動外,史邁士在安全區的日常工作是與貝德士、米爾斯、菲奇等人在安全區巡視。起初史邁士、米爾斯、費吳生、威爾遜、貝德士、林查理、邁凱倫等人合住在卜凱的房子,後輪換在大學收容所中值夜,保護那裡的難民尤其是婦女和兒童免受日軍侵害。史邁士等人從12月14日以來,一直在女子文理學院大門邊的一間屋子裡支床過夜,保護那裡的3000名婦女和兒童,一直到1938年2月份。麥卡倫在給妻子的信中提到了他們工作之辛苦,「我們每個人都干雙份的活。我們很難坐下來從容進餐,每隔5分鐘左右總會有人呼叫求援:要麼是為阻止卡車被搶,更經常的是從日本兵那裡搶救婦女,我們往往匆忙咽下食物便跑出去,難得一起進餐,天黑以後我們不敢獨自外出,總是兩三人結伴而行」,由此可見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日常工作強度之大,他們不得不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保護難民避免日軍侵害。
來源:張晶:《南京大屠殺日軍暴行記錄者史邁士》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蘇子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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