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晚年的生活來源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沒有生活來源，他的生活費用遂成大問題，以至朋友關心他（胡適和趙元任曾以《字義類列》稿費名義，送過陳獨秀一千元）、敵人拉攏他（蔣介石叫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驊出面，許以十萬元，請出獄後的陳獨秀組織一個「新共黨」）、王明造他的謠（說他每月領日本津貼三百元），都與錢有關係。他在1937年初秋出獄後的經濟生活來源，也就成為纏繞他生命最后里程的難題。陳獨秀晚年月生活費開銷很大。如1940年秋，陳獨秀在江津鶴山坪，大米三十餘元一斗，陳獨秀和夫人潘蘭珍以及一個用人共三個人，一月吃米一斗五，加上油鹽菜柴，生活費要月二百元；冬天，怕冷的陳獨秀遷到江津城過冬，大米七十元一斗，生活費要月三百元。到了1941年秋，陳獨秀在鶴山坪的生活費要月三百元，冬天到城裡要多一二倍，月花銷六百元。
陳獨秀晚年生活來源，大致有四種：
一是「北大同學會」（或「北大」）的每月三百元。這是陳獨秀維持一家人生命的基本生活保障，若不能按時收到，其生活不堪設想。因此，在一次沒有收到北大同學會的錢後，陳獨秀十分焦急，給昔日的同事蔣孟麟寫了信。二是文章稿費。出獄後，陳獨秀在《宇宙風》、亞東圖書館等雜誌、出版社發表文字學、自傳等文稿，獲得一些稿費；國民黨教育部國立編譯館預付《小學識字課本》稿費二萬元。三是演講課酬。出獄後，陳獨秀在武漢大學、重慶、江津一些單位，演講抗日問題，獲得一點稿費。四是朋友的救濟。其中，出獄後才認識的楊鵬升在1939年至1942年5月他去世前，救濟他的最多，如1940年初救濟三百元、1941年3月救濟一千元等（楊鵬升早年崇拜陳獨秀，他以個人友誼資助陳獨秀，不是以國民黨少將的身份）；此外，劉輔承在陳獨秀入川時資助五百元、晉先生1939年－1942年4月，先後資助陳獨秀二千二百元，包惠僧和段錫朋等北大同學在1942年5月陳獨秀病危時送三百元等。
蔣孟麟在《新潮》一文里說：陳獨秀「抗戰期間住在重慶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學維持，政府也要我們維持他……」這段話提到了國民黨政府要「維持」（資助）陳獨秀的觀點，也是符合實際情形的。一方面，陳獨秀的風骨決定了他不接受蔣介石的資助；另一方面，蔣介石想利用他反對共產黨，所以沒有放棄拉攏他的念頭。事實上，陳獨秀生前沒有要蔣介石的錢。如他在1938年退還國民黨特務任卓宣二百元；再如1941年3月15日，請鄭學稼退還張國燾五千元（此款先由朱家驊送陳獨秀，遭拒絕後，轉請張國燾送）。至於陳獨秀死後，蔣介石送錢葬他（蔣介石、朱家驊各送五千元），是北大同學會經手操辦，已由不得陳獨秀本人了。
舒蕪先生在《炎黃春秋》（2001年第四期）上發表文章，認為根據蔣孟麟的《新潮》里的觀點，是「北大」而不是「北京大學同學會」每月給陳獨秀三百元；吳孟明先生在《炎黃春秋》（2001年第十期）上發表文章《也談陳獨秀晚年的生活來源》，不同意舒蕪先生意見，他根據陳松年給南京《周末》報的親筆信以及吳孟明先生自己的了解，說明是「北大同學會」而不是「北大」每月資助陳獨秀三百元。舒蕪先生在《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21日）撰文，舉出陳獨秀1941年8月6日給楊鵬升的信、何之瑜1948年1月7日給胡適的信，以他們都提「北大」而不是提「北大同學會」作旁例，說：「我也不能相信陳獨秀和何之瑜都會把『北京大學同學會』簡稱為『北大』」。
我以為，資助陳獨秀的月三百元，是北大出錢，而由「北大同學會」出面經辦。具體經辦人，則先是羅漢，後是何之瑜（1939年下半年羅漢去世後）。為了照顧陳，北大同學會委託在江津九中教書的何之瑜就近照顧他。蔣孟麟在《新潮》一文中說：「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陳獨秀）的一封信……」說明蔣孟麟和陳獨秀此時沒有多少往來（陳獨秀1932年被捕後，蔣孟麟去南京獄中看過他），也說明不是北大校方直接經辦照顧陳獨秀的事。至於錢是北大的根據，除了種種信中提法外，還因為「北大同學會」不是經濟實體，無經濟能力保障每月付給陳獨秀三百元；而且，如果是「北大同學會」資助陳獨秀，在沒有收到錢後，陳獨秀也無理由給北大負責人蔣孟麟去信；此外，陳獨秀曾在1941年因為報答北大的資助，將自己的油印書稿《連語類編》送給北大，而不是送給北大同學會。
正因為資助陳獨秀的錢是北大的，同時又是北大同學會經手的，所以，當事人何之瑜有時候提「北大」，有時候提「北大同學會經手」，如1942年12月6日，何之瑜寫《〈獨秀先生病逝始末記〉後記》，就提到陳獨秀病逝前後的醫藥費和殯儀費由「北大同學會經手轉來」。這裡，何之瑜提北大同學會「經手」轉來，不是偶然的說法。對於陳獨秀來說，「北大同學會」和「北大」是一樣的，都是他感恩的對象，是沒有區別的。也正因為何之瑜、陳獨秀有時候不區別北大和北大同學會，陳松年在給南京《周末》報的親筆信中，也未作區別，就很自然了。
當然，國民黨政府不反對北大資助陳獨秀也是事實。但政府「維持」陳獨秀的目的和北大資助陳獨秀的目的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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