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金這個全球性難題，需要思考這 7 個問題

有一些是持續變化的結果——它會進一步改變我們的生活；有一些是更不可控制力量對商業社會的干預，它使得市場參與者要不時調整自己的戰略；更有一些，它來自於公司自身，當公司發展到一定規模，它如何與公眾、消費者、公權力等環境因素調和。

有什麼樣的國家，就有什麼樣的企業。2018 年，商業世界一如既往變化很多。2018 年商業大事件，更多證實這一點。

1 月 12 日，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一個公開論壇上發表的觀點，再次勾起了人們對於養老金的憂慮。他建議，在東北養老金告急的情況下，可以將南方省份的結餘通過中央掉配到東北。

很快，這則新聞引發爭議。《新京報》的評論文章認為，養老金的調配只能是權宜之計，而非長久之策，並認為只有發展經濟、開源節流，才能真正解決養老金目前的困境。

不過，就養老金這樣一個全球性的難題而言，這樣大而化之的方案或許並沒有太多的參考價值。而面臨養老金問題的世界各國政府，所採取的行動幾乎完全一致——提高或者計劃提高人們的退休年齡以及領取養老金的年齡。

更多的發達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要果決得多。美國也從 2017 年末開始，提高了人們可以從社會保障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領取養老金的年齡。美國人原本只需要年滿 65 歲就能足額領取養老金，現在變成了 66 歲零 2 個月。而想要提前領取養老金的人，也會面臨更大的養老金扣減比例。

顯然，這樣的決定並不受人歡迎。從 2012 年到 2019 年，中國延遲退休政策遲遲未能發布。《中國經濟周刊》報道援引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楊立雄的觀點認為，主要是因為「不太理解延遲退休，還有點抵觸心理」。而歐洲各國在延遲退休政策生效前後，更是有不同程度的示威遊行與抗議。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各國政府幾乎都沒有回應民眾的訴求。而他們強硬的態度說明了，延遲退休政策可能是當下所有選擇中唯一一種真正奏效的手段，以避免巨額的養老金虧空帶來更惡劣的社會問題。

養老金虧空有多嚴重？

而在中國，公共養老金的未來支付能力也已經越來越明顯。根據人社部在 2017 年底發布的報告，情況最嚴重的黑龍江省已經虧空了 232 億元。而廣西、江西、海南、內蒙古、湖北、陝西、天津、河北、遼寧、吉林、青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 12 個地區當年結餘的可支付月數已不足 1 年。這也意味著，這些省份需要依靠財政補貼，才能全額向人們發放養老金。

為什麼說養老金是個人口問題？

造成養老金虧空的原因複雜。僅從賬面來看的話，最直觀的解釋就是繳納的養老金少了，而需要支付的養老金變多了。

黑龍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方面，需要從黑龍江賬上領取養老金的人從 2010 年到 2016 年接近翻番，由 268 萬人增長至 457 萬人。但與此同時繳納養老金的人卻變少了，據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黑龍江省凈遷出人口達 322.5 萬人，其中 30 - 39 歲的遷出最多，佔比 32.6%。這一年齡段正是繳納養老金的勞動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的話，養老金能否收支平衡的背後是一個有關人口結構的問題。醫學發展以及生活水平提高，使得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久，目前發達國家的預期壽命大多在 80 歲以上。然而，發達國家的生育率卻在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逐漸下滑。美國的總和生育率（即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量）從 1964 年的 3.19 下降到 2016 年的 1.80 。同期英國的生育率也由 2.93 下降到 1.80 。

人口結構的變化意味著，繳納養老金的人口規模在下降，然而領取養老金的人口總量卻在不斷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戰後的嬰兒潮一代正在過去十年間逐漸進入退休狀態，從而大幅增加各國的養老金開支。養老金的管理問題也因此開始顯現，入不敷出逐漸成為公共養老金系統的常態。

為什麼世界各國都沒有解決養老金問題的好辦法？

在應對公共養老金虧空的問題上，各國政府除了延遲退休年齡以外似乎一籌莫展。事實上，這種無力的狀態並非不能理解，因為從歷史上來看，這是人類第一次面臨這樣的社會問題：老了以後，應該由誰來供養？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供養老人或許會成為一個家庭的負擔。日本導演今村昌平在 1983 年的電影《楢山節考》就描繪了這樣一種習俗，當老人到了一定的年歲，就會由子女背上山，任由他們自生自滅。由於糧食短缺，不事生產的老人們，就被視為家庭的累贅。《中國國家地理》雜誌也曾經發布考證文章認為，湖北當地流傳的遺棄老人傳說並非妄言。

今村昌平的電影是對棄老習俗最直白的反應

然而就整個社會的層面而言，養老並不成為一個問題的原因在於，在 20 世紀以前，醫學的發展並不完備，疾病很容易就奪取人們的生命，能真正活到老年的人並不多。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在 1950 年到 1955 年大約為 41 歲，直到 1960 年代末期，才逐漸增加到 60 歲左右的水平。

此外，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即便年長，也並不意味著只能依靠親人的供養才能生活。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賀雪峰在《最後一公里》一書中指出，在當下的農村，家庭是一個共產單位，「在老年人身體很好的時候，他們不能說自己已經 60 歲了，應該退休了，所以就不再勞動了，就該兒子養著。」

「當前中國農村普遍出現半工半耕的家庭結構，年輕人外出務工，年老父母在家務農，他們的勞動收入足以養活自己，還可以支持子女……一般情況下，農村老年人從喪失勞動能力到去世的時間都不會很長，所以贍養父母對農村子女來說並沒有很大的壓力。反倒是超過 60 歲的老年人普遍從事農業生產，可以為農民家庭提供農業收入，因此他們就不是負擔，而是財富。」

養老金是如何誕生的？

將老人視為不適合工作，是一個典型的工業革命產物。隨著工業革命帶來勞動分工，生產成為了一個需要工人之間協作才能完成的任務，而工廠的效率就取決於其中動作最慢的那一個。生理機能逐漸衰退的老人就逐漸被看作是拖緩工作效率的累贅。此後，隨著流水線等生產技術被引入，老人又進一步被工業體系所排斥。

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創始人、外科醫生威廉·奧斯勒在 1905 年發表了一個演講，為這樣的觀點提供了看似科學的佐證。他認為，25 到 40 歲是一名工人的黃金工作時期，40 歲到 60 歲就變得毫無創造能力，但依然可以容忍。而 60 歲以上的工人，就變得毫無用途，應該讓他們徹底退休。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最早的面向所有老人的公共養老金方案開始推出。在此之前，國家通常只會為軍人、消防員等從事危險工作的公職人員提供養老金。

被稱為鐵血宰相的俾斯麥 圖 / photophoto.cn

而在美國，率先啟動了養老金計劃的則是私人企業。1875 年，美國運通公司——當時它還不是如今的信用卡發卡商，而是一家基於鐵路網路的郵政以及貨運公司——啟動了最早的養老金方案。與其說是養老金計劃，倒不如說是一種賠償機制，以便安撫在工作中受傷的員工，減少糾紛。

隨著時代發展，福利國家逐漸在 20 世紀成為一種主流的意識形態。不少政客認為，國家有義務為退休者提供統籌的養老金安置。由此，許多國家建立了由政府統一管理的退休基金。1920 年美國的第一個公共退休基金成立。

歷史總是在嘲笑人類的短視。隨著二戰結束以後，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增加，而生育率因為經濟增長、觀念改變、甚至是國家政策而不斷壓制。完全憑藉公共養老金支撐老人們的退休生活已經全然不可能。

設計不完善的養老金制度會造成哪些問題？

一些制度上的改革早就已經開始。1987 年，美國就推出新的養老金管理方案，在公共養老金之外，加入了企業的退休金制度，並鼓勵人們自行開設私人養老金儲蓄。然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類並不涉及到人口結構的改革方案並不那麼奏效。花旗銀行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的私人養老金也面臨 3 萬億美元左右的虧空。

在制度層面上，中國養老金體系面臨的問題更加嚴重。現行的中國養老金制度是在 1991 年正式開始建立的，並從當時就開始向離退休人員發放養老金。然而，這些離退休人員其實自身從未真正向社保基金繳納過養老金。他們所領取的養老金事實上是在職員工所繳納。

這種現付現結的制度，雖然保障了一部分人的養老生活，但同樣是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的。該問題被稱為個人養老金空賬，即個人儘管了繳納了養老金，但這筆錢已經發放出去。在養老金未來越發不樂觀的情況下，目前的在職員工未來能夠獲得多少養老金就成為了一個問題。

此外，機關和事業單位無需繳納養老保險，但卻可以從中央財政中領取養老金。而企業員工不僅需要在在職時繳納養老保險，並且退休後領到的養老金也要低於機關和事業單位。這樣的養老金雙軌制長期以來為公眾詬病，也使得養老金繳納不足。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過去多年發展很快，人們的工資水平也在不斷上漲。保險作為一種金融產品會出現嚴重的落後於整體社會發展的問題。

在制度設計本身欠缺合理性的情況下，中國人口結構帶來的問題將會被進一步放大。在 1980 年代嚴格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了長期的生育率低下的問題。進入 2010 年代，曾經響應號召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生育潮人口步入退休，而獨生子女一代逐漸成為社會生產主力，也就意味著繳納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少，而領取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

電影《愛在記憶消逝前》

人們創造的財富能否維持養老金制度？

如果當下養老金問題的本質在於人口結構，這是否意味著養老金體制天然就不可依賴？事實上，最關鍵的問題應該是人類有沒有為退休這種制度做好準備。

如前所述，21 世紀是人類第一次真正大規模面臨衰老以後的人生。就個體而言，人們傳統上都需要一直勞動到生命的終結，然而現在他們需要在不工作的情況下，供養自己的老年生活。在沒有養老金這一體系的支撐下，從工作的第一天，人們就理應開始為自己存錢，從而供養自己的生活。

養老金體系的出現，似乎給了人們一種感覺，那就是供養自己老年生活的責任，落在了政府或者是企業身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的觀點並非沒有道理。當政府或者企業收取養老金之後，他們自然就承擔了管理養老金的職責。而對於那些固定收益計劃的養老金，即政府或者企業承諾人們在退休後可以領取固定數額的養老金，承諾本身就是一種責任的體現。

但在另一個層面上，由於這些基金並不能無中生有地創造財富，而只是承擔一種特殊的再分配功能，因此從實質上來看，養老金本質上就是將人們的錢存起來進行投資，然後再將投資收益在人們退休以後，返還給個人。換句話說，所謂的養老金不過就是人們的投資本金以及收益而已。

從這個角度來看，退休制度能否維持與兩個因素有關，即人們能否創造足夠的財富作為本金，以及投資的回報率能否在人們退休後支撐他們維持體面的生活。

後者是一個相對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投資收益都是明面上可以追蹤的數字。2018 年，中國養老金入市的規模進一步擴大。7 月，人社部表示全國已經有 14 個省、區、市與社會保險基金理事會簽署了委託投資合同，其中 3716.5 億元資金已經到賬並開始投資。而 11 月底，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首次公布年度投資收益。2017 年，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收益額 87.83 億元，投資收益率 5.23%。

此前，養老金有超過 86% 是作為銀行存款而存在的。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鄭秉文在 2015 年的測算，若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作為基準，我國養老金在過去的 20 年裡，貶值了近千億元。能夠進入市場進行投資，養老金的收益率將會有一定程度的增長。

然而，前者則並不容易回答，因為它本質上是在問這樣一個問題：人們工作的年限，能否在經濟上支撐起自己完整而又體面的生命歷程？以中國為例，國家衛健委指出 2017 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為 76.7 歲，而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齡則為男性 60 歲、女性 55 歲。若以 22 歲作為參加工作的年齡，一個人能否用 33 - 38 年的工作，去換取 75 年的體面生活？

這完全取決於一個人的生產能力。一位還在用刀耕火種的方式勞作的農民，顯然也無法過上頓頓能吃肉能喝酒的生活。月薪 8000 元的畢業生，在不考慮社會發展的情況下，只能過月薪 4000 元的生活，才能保證退休後的生活水平不出現明顯的下降。

若是考慮到社會發展的變化，那麼就能得出結論，現在已經退休的人們，受制於科技發展等因素，在他們的青春壯年的勞動產出大多並不能支撐他們現在的生活水平。因此，養老金的負擔就作為一種代際的產物，被傳遞給下一代，也就是如今的 70 後、80 後、以及此後出生的更多人。

事實上，這也是福利國家難以為繼的一個原因。二戰以後，出於防止戰爭的目的，西方國家紛紛建立起了完善的福利制度，其中尤以英國最為完善，覆蓋住房、醫療、教育等多個領域。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經濟增長快速，使得福利國家的模式得以維持。然而，進入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福利國家需要的政府開支變大，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對一些產業進行了私有化，英國福利國家的模式難以維繫。

而中國的特殊性更在於，在整體社會生產力並未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情況下，就已經面臨沉重的養老負擔，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未富先老」的問題。

面對養老金問題，人們能做些什麼？

由於勞動者才是真正創造財富的人，因此為了彌補養老金的缺口，為數不多的辦法之一就是讓勞動者創造更多的財富。這也便是各項退休年齡政策出台的原因。延長工作年限，不僅能夠讓人們做更多的工作，也能夠減少他們退休後對於養老金的支取。

最極端的做法來自於俄羅斯。該國男性平均預期壽命大約為 67.5 歲。如果普京的政策正式生效，男性退休年齡達到 65 歲的話，這就意味著俄羅斯男性只能領取兩年半的養老金——聽上去就是一個讓人悲觀而無望的前景。

此外，各國政府還調整養老金的收付政策，政府或者企業不再承諾人們退休後可以拿到一筆固定數額的養老金，而是根據人們繳費的金額動態調整。繳得越多，領取的就越多。199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莫頓認為，這些政策上的變化都意味著，退休保障的責任從政府和僱主轉移到個人身上。

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要籌劃自己的養老並不容易。美國養老金體系分為三個部分，政府強制建立的美國社會保障信託基金、僱主和企業建立的養老金計劃（以 401k 為代表）、以及個人自願建立的個人養老金賬戶及其他個人補充養老計劃。他們被稱為養老金的三大支柱。

相比之下，中國的養老制度遠非完善。政府部門負責的養老金體系可能無法維持一個理想的退休生活。而由於在現行養老金體制之下，企業需要為僱員支付相當於薪資 20% 的養老金，他們也沒有動力建立相應的企業年金和養老金制度。長期以來國家包辦一切的做法，更是讓許多人意識不到個人儲蓄對於養老的重要性。清華大學與騰訊共同發布的《國人養老準備報告》顯示，有 91% 的受訪者尚未開始做退休規劃，69% 的受訪者尚未做養老財務準備。

最新的一個壞消息則來自於國家統計局在 1 月 21 日發布的數據，2018 年全年的新生人口為 1523 萬人，出生率為 10.94‰，創下了 1952 年以來的新低。通過代際轉移養老壓力的希望也正在變得越來越渺茫。

題圖 / 《愛》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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