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說，是特務幹掉了《申報》館主史量才，可信嗎？

作者：金滿樓

1934年10月13日，《申報》館主史量才在由杭回滬路上突遭暗殺。這一刺案，究竟是何人所為，在當時一直是一個謎團。

倒是多年以後，曾任軍統要職的沈醉將謎底輕輕揭開——此案確為軍統特務所為。

沈醉當時在復興社華東區擔任區交通與組長等職，是1933年「楊杏佛案」和「史量才案」的間接參與者。

特務沈醉

抗戰期間，沈醉曾以兩案為教材案例，為此他還親自訪問過兩案主持趙理君並調閱過相關檔案。

據其所述，特務們事前將車輛停在浙江警官學院內，並特意準備了兩個車牌，一個是京字72號（後來才知道南京鹽業銀行的），另一個是杭州警察局的試車牌照。行兇後，特務們在途中換了兩次車牌。

此外，手槍也是特意準備的，因為史量才乘坐的是防彈保險汽車，所以選用的是洞穿力很強的駁殼槍和強力手槍。副駕駛座的那位同學，被誤以為是保鏢所以被打死。

事後，蔣介石、汪精衛假模假樣地嚴令江浙兩省、滬杭兩市緝拿兇手，並懸賞一萬元破案。

而背後，特務們卻領取了五千大洋作為犒賞。特務們還開玩笑說，「如果是自己破自己的案，哼，倒可以多拿五千獎金!」

國民黨高級特務們

直指特務作案之外，沈醉還補充說：

「我所了解的主要是由於蔣介石得到情報說史當時很同情某某，曾經接濟過上海某地下黨的經費，所以決心要殺害他，並以此警告其他同情某某的人士。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報》經常有一些不滿於蔣政權黑暗統治的言論。」

1959年毛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中也說到：「大革命失敗後，無產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因素還在，如宋慶齡、何香凝堅持同我們合作，『九.一八」事變後，楊杏佛、史量才也轉過來靠近我們了。」

從脈絡上看，史量才辦報可分兩階段，最初持論穩健，較少涉及政治，其理念是「廣告第一，新聞第二，言論第三」；

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亡國危機的壓迫下，史量才邀請陶行知、黃炎培、陳彬龢、黎烈文、魯迅等名家或高參或加盟或主筆，《申報》政治立場日益鮮明，風格轉而激越。

1934年史量才被刺後，某署名為湘如的記者在《北洋畫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胡適之批評史量才》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胡適評論史量才的一段話，說：

他「唯近年以來也不大安於現實，所以有人罵他，只顧推銷路，迎合一般年輕人好亂的心理；尤其是以『自由談』供左翼作家作用武之地，最為一部分人所不滿。」

胡適是否說過這段話？由於類似文章或觀點不曾見於《胡適全集》，或為湘如記者借名人之口言自己之所言也未為可知。

不過，其中說的「自由談」欄目「供左翼作家作用武之地」倒也是事實。

《申報》「自由談」欄目歷史悠久，其創辦於1911年，最初由周瘦鵑主持而多刊登一些「鴛鴦蝴蝶派」文人的小說作品，其中儘是風花雪月而不問政事，供讀者茶餘飯後之消遣。

但1932年12月史量才邀請留法歸來的黎烈文為該欄目編輯後，「自由談」一改往日「茶餘酒後消遣」的傾向而大量發表左翼作家品評時事的雜文，「自由談」遂由一文藝副刊而轉為一個準《時評》欄目，社會影響日著。

據說，國民黨方面也曾與史量才交涉，要求其撤換黎烈文，但被史量才一度頂回，說：「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作『不自由談』吧！」

儘管如此，史量才最終還是做出讓步，黎烈文於1934年5月離開《申報》。由此，說「自由談」導致史量才被刺，似乎言過其實了。

另外，與通常說法不同的是，「自由談」風格的轉變雖然提升了《申報》的聲譽與社會影響力，但對《申報》銷量並未有實質性的促進作用。

據1935年《申報》館所編《申報概況》，《申報》日銷量於1925年首次突破10萬份，1926年至1930年徘徊在14萬份左右（1927年下半年一度跌落至12萬份），1931年因「九.一八」事變的緣故而首次突破15萬份，當年底一度突破至19萬份。

但1932年後，又重新跌落到14萬份左右，1934年也就回到15萬份。可見，改組「自由談」欄目並未對《申報》提升銷量產生大的作用。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