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為何命令所有大臣寫詩罵人 罵得不認真還要受罰？

受近年來清宮劇的影響，說起雍正皇帝，大家腦海中大概都會浮現出一個霸道總裁的形象。這種形象雖然有些臉譜化，但在真實歷史中，雍正確實發表過不少霸道總裁言論，比如我們都非常熟悉的，雍正對田文鏡奏摺的批複：

「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

由於霸道總裁的屬性加持，雍正的有權任性，在清朝的皇帝當中是獨一檔。其為人處世，都帶有十分強烈的個人風格，常常出人意表。其中有一項性格特徵，就是雍正對殺人誅心的偏執追求，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所謂殺人誅心，就是雍正在打擊政治敵人時，在肉體上的懲罰往往非常寬大，但精神上的處刑卻異常嚴苛。舉個例子，比如雍正在對待曾經爭奪皇位的政治對手八弟胤禩和九弟胤禟時，並沒有直接找理由將他們處決，而是加上一堆罪名，改名為阿其那和塞思黑，讓他們在幽禁中受盡羞辱而死。

如果說不殺胤禩和胤禟，還是因為顧忌努爾哈赤善待宗親的祖訓，那麼對曾靜案的寬大處置，則更加不合常理。

曾靜是雍正年間一鄉村先生，因受呂留良著述的影響，開始在民間傳播反清思想，後來因鼓動大將軍岳鍾琪起兵反清而被擒獲。對這樣的「重犯」，按照清朝律法，即便不株連親族，自身也難逃一死，但是雍正卻不顧群臣意見，硬把曾靜性命保了下來。

雍正把曾靜保下來干做么呢？是讓他在餘生的時間裡，每年到全國各地巡迴演講，反悔自己的錯誤，歌頌雍正的功績。我們彷彿都能聽到雍正那霸道總裁的內心戲：朕不要你死，但朕要全天下人都知道，這件事，是你錯了！

除了前面這些外，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即同樣發生在雍正年間的「名教罪人」案，故事的主角是翰林院侍講錢名世。

錢名世幹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怎麼就成名教罪人了呢？其實他本來也沒什麼大過，只是一直以來跟年羹堯關係比較好，偶爾會寫幾首詩送給年羹堯。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堯平定青海，錢名世就專門為他寫了八首詩，歌頌年羹堯的功績。

錢名世寫詩讚美年羹堯，頂多算是趨炎附勢，夠不上犯法，況且雍正自己當年寵幸年羹堯時，更加肉麻的話都說過。可是一旦翻臉，雍正對年羹堯立刻從春天般的溫暖變成了寒冬般的冷酷，而錢名世也受到了牽連。

按理來說，像錢名世這種情況，如果皇帝寬大一點，不處理也行。如果一定要處理，那也是輕則革職重則流放，可是雍正卻大費周章，除了將其革職外，還專門搞了個詩歌大賽，給錢名世送行。詩歌大賽的主題，就是一起來罵錢名世。

雍正手下這幫大臣，都是進士翰林出身。讀書人罵起人來，能把人給罵出花來。其中有一句詩罵道：「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減亮工奸。」借戴名世和周亮工（錢名世字亮工）兩位「奸臣」的故事，玩了個同名梗，雍正看了非常讚賞，將其列為第一。而有些官員不想摻和去寫這種政治詩，敷衍了事，竟還受到雍正的責罰。

除了詩歌比賽之外，雍正還做了一個牌匾，在其上親書「名教罪人」四個字，讓革職回鄉的錢名世掛在家中，每逢初一十五，當地知府和知縣必須親自到其家中檢查，確保牌匾一直掛在廳堂，讓錢名世終身受辱。

比起那些一言不合的就胡亂殺人的皇帝，雍正的做法當然是開明得多。然而雍正的這種「講道理」，實際上是建立在絕對的權威基礎上的，並沒有給予對方平等的申辯機會。所以儘管雍正在處理一些敵人時比較人道主義，但本質上而言仍是強權壓迫，並沒有像他自己所聲稱的那樣以理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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