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發兵兩萬騎掠漢塞，漢昭帝派兵出擊活捉了甌脫王

匈奴發兵兩萬騎掠漢塞，漢昭帝派兵出擊活捉了甌脫王

漢昭帝即位後，因年幼，遵從漢武帝的遺詔，由霍光等四位大臣輔政。在燕王劉旦等人發動陰謀叛亂時，漢昭帝與霍光，君臣相互信任，在關乎朝廷安危的關鍵時刻，平定了政變，保持了西漢王朝的穩定。其後，漢昭帝在霍光輔政下，沿用漢武帝末期的刑法制度，重視吏治，調查民間疾苦，平反冤案、徹察官吏失職等事宜，明經治獄處置了縱容反叛的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等人。並且，先後四次察舉賢良，任命楊敞為相，雋不疑為京兆尹等。

因內外措施得當，使得武帝後期遺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漢王朝衰退趨勢得以扭轉。漢朝自「文景之治」後，被漢武帝的窮兵黷武政策耗空的國力開始得到恢復，為「昭宣中興」揭開了序幕。

鹽鐵之議：漢武帝時期施行的鹽鐵官營、酒榷均輸等經濟政策，是在打擊匈奴、財政空虛的情況下實行的。雖然充裕了國家財政，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經濟基礎；但這些政策逐步使一部分財富集中於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剝奪了中小階層的利益。出現了官吏「行奸賣平」、「農民重苦，女紅再稅」、「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的局面。

為了保證「與民休息」政策的實施，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漢昭帝下詔，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國所舉賢良文士，詢問民間疾苦所在。賢良文士與桑弘羊意見不一，雙方就民間疾苦的原因、對匈奴的政策、施政方針和治國理念等多方面展開了激烈交鋒（史稱「鹽鐵之議」）。

會議並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但爭論雙方的觀點，對「昭宣」時期漢王朝的統治政策，還是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從主流上看，大權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堅持了漢武帝輪台「罪己詔」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與民休息」的措施，將公田給貧民耕種，貸給農民種子口糧，免除部分賦稅、徭役，降低鹽價，與匈奴保持友好關係。這些措施符合賢良文士提出的「行仁政 ，以德治國」的意見。賢良文士也受到皇帝的重視，成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躍的力量。

漢昭帝時，烏桓逐漸強大，匈奴也趁機數犯漢邊。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冬，匈奴入侵北方國境，殺略吏民；朝廷徵募能征善射的士兵，屯田於張掖郡，派左將軍上官桀巡視北部邊疆。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左谷蠡王在衛律等人支持下繼位，稱壺衍鞮單于，改與漢通好，並釋蘇武歸漢。

不久，匈奴又發兵兩萬騎掠漢塞，漢昭帝派兵出擊，活捉了甌脫王，從此，匈奴不敢再入侵張掖郡。

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冬，匈奴壺衍鞮單于，怨恨烏桓為漢朝傾力偵察動靜，遣騎兵兩萬襲擊烏桓，烏桓猝不及防，傷亡慘重。漢昭帝遣度遼將軍范明友率軍出遼東，迎擊匈奴軍，匈奴見漢軍出，乃退軍。范明友遵從了霍光「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之謀劃，趁烏桓遭匈奴襲擊之機，驅兵直奔烏桓，一舉擊殺其烏桓三名首領並部眾六千餘人，得勝還師。

元鳳六年（公元前75年），烏桓再次發兵犯幽州，范明友率軍出擊，再次擊退烏桓。隨後，昭帝調整北方防務，縮減玄菟郡疆界、設立金城郡，並招募郡國民眾修築防禦工事。

漢武帝劉徹駕崩後，西南部分地區開始不服漢朝統治，多次發生反叛。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夏，益州二十四邑夷民反漢，漢昭帝遣水衡都尉呂破胡，率軍迅速將其平息，劃分河內歸屬冀州、河東歸屬并州。

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西南姑繒、葉愉等夷民部落，再次起兵反漢，漢昭帝復命呂破胡率軍征討。由於呂破胡此次未能迅速進抵益州，致益州太守被殺，死傷四千餘人。

始元四年冬，為平定反叛，漢朝廷又命將軍王平、田廣明率部征討，並調句町侯毋波的武裝親兵配合，至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秋，漢軍捕斬夷民三萬餘人，虜獲牲畜五萬餘頭，遂平益州郡，鉤町侯毋波斬首捕虜有功，封為句町王，封邑句町國，享受國縣並置的特殊待遇。

漢武帝晚期，因為對外戰爭、封禪活動等造成國力嚴重損耗，發布《罪己詔》，及時扭轉了對內對外的方針政策。漢昭帝即位後，沿續了漢武帝末期與民休息的政策，對內繼續休養生息，多次下令郡國官員，以勸勉農桑為首要政務，並躬耕於鉤盾弄田、上林苑，示民從事農桑，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為了減免窮困百姓的負擔，昭帝多次頒布了減免田租、口賦及其他雜稅的詔令，凡遇郡國遭受水旱及地震災害，當年租賦徭役皆免，並頒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廢除了律外苛稅。

同時，採納鹽鐵之議時，賢良文士的意見，停止了酒類專賣，免去酒類專賣官吏；並罷不急之官，體恤民間疾苦。在漢昭帝一系列措施下，漢武帝奢侈無度、連年征戰所導致的「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形勢，終於得以顯著扭轉。因此，昭帝之世，「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解決西域問題：因為龜茲、樓蘭聯合匈奴，殺死漢朝使官。元鳳年間，朝廷派傅介子出使大宛前去問責，使龜茲王和樓蘭王服罪，並於龜茲斬殺了匈奴使者。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漢昭帝再次派遣傅介子前往樓蘭，傅介子以發放漢廷賞賜為名，攜帶黃金錦繡至樓蘭，在宴席中，斬殺樓蘭王安歸，另立在漢樓蘭質子尉屠耆為王，改國名為鄯善，遷都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成功解決了西域問題。

漢武帝時期創建了太學，但規模很有限，只有幾位經學博士（專掌經學傳授的官員），但到漢昭帝時，已增加到一百人。太學的興立進一步有效地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逐漸得到了入仕的機會。

在如何對待秦朝的思想方面，漢朝的官方意識，在漢武帝之後開始發生變化，從含糊的泛泛否定，轉而為總體否定，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尤其體現在賢良文士的議論中。譬如在桓寬《鹽鐵論》中，就有不少涉及批判秦文明的篇章：《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

另外，漢昭帝時期還是漢代漆器生產的發達時期；元鳳年間的沂水鮑宅山鳳凰畫像是現存最早的畫像石；最早的完整箭支，也是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所制。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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