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密會李士群，蒙冤「鎮江事件」廿七載

「鎮江事件」其實本不是一件「事件」，它僅是上個世紀40年代，我上海地下黨領導同志巧妙利用敵偽中的統戰關係，在敵人眼皮底下，似遊山玩水般安全而輕鬆地通過敵占區封鎖線，撤離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的一件頗具傳奇色彩的事情。然而十多年後，這件事情竟成了震驚國內外的「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重大罪證之一，當時被稱為「鎮江事件」。這起共和國歷史上的大冤案，使我黨隱蔽戰線上的傳奇人物——潘漢年蒙冤數十載，直至1982年才得以沉冤昭雪。

那麼，這起所謂的「鎮江事件」的本來面目如何呢？

形勢嚴峻被迫撤離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佔香港，並派兵進駐上海租界。日軍開進租界後，殘暴地對待原租界區的人民。他們經常挨家挨戶進行突擊搜查，深更半夜闖進民宅，或中途斷絕交通禁止車輛通行，宣布戒嚴，搜查行人，任意拘捕中國人。日軍對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更是特別仇視，他們聯絡漢奸，必要斬盡殺絕而後快。上海的形勢日益緊張起來，我地下黨的工作面臨著嚴峻的局面，在上海的領導同志及秘密機關處於極危險的狀況。鑒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指示：處於地下的中共江蘇省委領導機關，從上海向新四軍淮南根據地撤退。在轉移前，主持情報工作的潘漢年親自審定了交通站、交通員，確定了交通線。這些交通員大都是年富力強、精明能幹、革命性強的同志，他們冒著生命危險，陸續把大批幹部平安地轉移到了淮南根據地，中間沒有發生過什麼特殊情況，只有省委副書記劉長勝在撤退途中經過瓜州時，曾被偽軍盤查扣押了數小時，後來總算因處置得當而脫離了險境。但這也給我們提了醒，高級幹部的撤退行動必須更妥善地安排好交通路線，否則是很危險的。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又電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組織部長王堯山和潘漢年等人，讓他們考慮自己的撤退問題。鑒於劉長勝上次撤退時的教訓，而且這一次要撤離的人員目標更大，更需要保證安全。經過潘漢年與劉曉、王堯山等同志的商量，決定動用情報系統，利用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的關係另開闢一條交通線，以保萬全。於是，由潘漢年出面，通過聯絡人員提出同李士群進行會面。李士群大革命時期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中央保衛機關工作過，1934年被捕後為中統特務機關工作，不久又投靠日本特務，在汪精衛叛國後充當汪的得力助手，歷任汪偽警政部長、特工總部副主任、江蘇省省長等要職。他為了給自己留後路，又設法同中共方面聯繫。經中央社會部的批准同意，我們也希望爭取他做一些有利於抗戰的事，有限度地為我所用。這樣，當潘漢年向他提出「準備到新四軍根據地去一趟，可能還會帶幾名助手，希望能得到幫助，為路上的安全提供保證」時，李士群很痛快地就答應了：「這不成問題，而且今後我要到臨近新四軍根據地的地區搞『清鄉』時，也希望你們能夠諒解。還請你們繼續用電台和我保持聯繫，多交換一些情報。」此外，李士群還指派了專人具體負責，由特工總部設在鎮江的特工站護送，幫助潘漢年一行經由鎮江北上。這樣，一條安全撤退的交通線就被打通了。

巧用關係瀟洒過境

1942年11月初的一天，劉曉、王堯山和夫人趙先，以及江蘇學委書記張本，各自按約定的時間到上海四川路的一家旅館集中。第二天黎明，四人又分乘兩輛三輪車到廣東路的一家商號與潘漢年會合。這天，潘漢年穿了一套時髦的全身西裝，外加秋季大衣，派頭很足，儼然一副闊綽的洋派經理的樣子。正寒暄間，已經有人叫來了兩輛出租汽車，大家直駛上海火車站。到了車站又立即有一個商人模樣的人把他們引進了餐廳進餐。吃過早飯後，直接從貴賓通道乘上了二等車廂。車站外，熙熙攘攘的乘客正連推帶擠地向普通車廂涌去，日本憲兵和警察一一進行嚴格地盤查，而二等車廂里，設備豪華，環境優雅，只有寥寥幾個旅客。從上海到鎮江，一路上僅有幾個腰佩指揮刀的日本軍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車，中間未受到任何檢查。據趙先回憶，這樣闊綽的旅行還是她生平第一次，比起兩個月前和劉曉、劉長勝同去南京時，擠在做單幫生意的人中間，被日本憲兵推推搡搡的情景，簡直有天壤之別。

火車到鎮江後，李士群指派專門負責此事的胡均鶴和鎮江特工站站長劉毅親自到車站迎接。這胡均鶴是何許人也？此人大革命時期也曾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從事工人運動和共青團的領導工作，1929年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32年被捕叛變，投靠了中統。抗戰初期，被汪偽逮捕後就在李士群的手下工作。他的夫人趙尚芸是東北抗日聯軍司令、抗日英雄趙尚志的親妹妹，他倒是很好地照顧了趙尚志父親的生活。當時他擔任汪偽特工總部副廳長兼江蘇實驗區區長。1941年間，經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漢年同他之間建立了情報工作關係。此人在上海解放前夕向我方要求給予立功贖罪的機會，後來擔任過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所屬的外圍組織情報委員會主任，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敵特線索，參加了上海的鎮反工作，潘案發生後也受到牽連，1982年得以平反，這是後話了。

胡均鶴將潘漢年一行安排住進了鎮江有名的金山飯店。路上，王堯山頗有點緊張地悄聲告訴劉曉：「那西裝小個子是胡均鶴，那長衫是劉毅，他們都是中央通報過的叛徒！我們可要當心點。」劉曉聽了也頓時警覺起來。午飯過後，劉曉徑直找到了潘漢年:「漢年，我看咱們要趕快離開。」「到了鎮江了，忙什麼？下午逛金山寺，明天地方長官請吃飯。這裡的明蝦、活清水蟹、鰣魚，可比上海的鮮，咱們在上海可沒錢吃這個。」潘漢年笑著說。劉曉著急了：「你知道胡均鶴、劉毅他們是誰？他們都是我們黨的叛徒，是汪偽的特務頭子！」潘漢年正色起來：「沒錯，他們都曾是我們共產黨的幹部，後來因為受不了國民黨的嚴刑逼供而被迫叛變。他們對國民黨其實是非常恨的，也明知跟著汪精衛、李士群乾沒什麼好結果，所以都想為共產黨、為抗日做些事，以爭取黨的寬大。我們就是要利用他們的這種心理，儘力幫助他們從敵偽陣營中分化出來。再說，南京、瓜州渡、江陰都有『檢問所』，特務多如牛毛，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別想出鎮江一步。況且，他們並不認識你們，只知道我是共產黨員。你們儘管去赴宴，自稱上海商人，是跟我到新四軍那邊做生意的就行。」

劉曉終於表示了同意。大家換好了衣服，下午在胡均鶴、劉毅的陪同下遊覽了金山、北固山。一路上潘漢年談笑風生。第二天，大家又應邀赴宴。席間，胡、劉二人有點拘謹，劉曉他們也不太習慣，只有潘漢年從容自如。當然，談的也都是金山寺風景一類，有關政局的問題一句也未涉及。飯後，又由特務人員陪同著一起大搖大擺地逛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劉曉、潘漢年一行五人又在胡均鶴的親自安排下，乘上了一條去儀征的機帆船，劉毅親往護送。船上另有一些鎮江特工站派來的青年偽軍軍官和便衣特工，他們殷勤接待了劉、潘一行。劉曉與潘漢年並肩在甲板上站著，劉曉小聲說：「我們倒像是被特務和偽軍押解出境一樣。」潘漢年笑了。機帆船逆長江而上，下午就到了儀征縣城。劉毅早已在儀征安排好了旅店，大家就在儀征好好休息了一晚。次日天剛蒙蒙亮，劉毅找來幾名挑夫，幫劉、潘等人提著行李，大家換上了中裝短衫等方便行走的衣服，往城門去了。到了城門下，只見城門還沒有開，「檢問所」也空無一人。劉毅大聲叫道：「開城門！」不一會兒就見從警衛房裡跑出個偽軍，看了看劉毅，忙掏出鑰匙，打開了鎖，推開了老舊沉重的大木門。大家出了城門，誰知剛走了不多遠，城牆上就又有一名偽軍軍官探出頭來大聲喊叫：「站住！」潘漢年轉過身高聲呵斥：「和你們上面講過了，還不知道嗎？混蛋！」經過這一訓，那人沒聲了，縮回了頭。大家繼續在泥土公路上前進，走了十幾里路，就到了敵我交界的地區。拐進一條小岔路，走不多遠，迎面是一排小山崗，兩個站崗的兒童團員忽然探出頭來：「站住，不準動！」看著這兩個威嚴而又認真得可愛的孩子，大家都會心地笑了。潘漢年上前笑嘻嘻地對他們說：「你們羅炳輝師長的客人來了，還不快去報信。」一個孩子撒丫子跑回村裡去了，不一會兒，當地的鄉長就趕來迎接他們了，並招待他們吃了午飯。飯後，劉毅就帶著便衣和挑夫回儀征了，潘漢年向他們表示了謝意，並堅持付給了挑夫們酬金。他們一行又在新四軍二師防區內步行了三天，才到達了淮南根據地，找到了中共淮南地區區黨委，黨委書記劉順元親自把他們送到了上海撤退出來的幹部的集中地點——盱眙縣顧家圩子江蘇省委機關所在地。先期到達的省委負責同志劉長勝、沙文漢、劉一寧等都跑出來歡迎他們的歸來，祝賀他們撤退的勝利。這傳奇式的故事迅速在顧家圩子傳開了，大家紛紛稱讚潘漢年的神通廣大。要知道當時通過敵占區封鎖線是多麼的困難，有的出了危險，有的是黑夜偷渡，有的比如劉少奇到延安，在某些地段是硬靠武裝打過去的。像劉曉、潘漢年他們這樣大搖大擺，有專人護送，平安自在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到達根據地後，潘漢年很快就見到了新四軍軍長陳毅和政委兼華中局書記饒漱石，他向兩位領導彙報了自己的工作，把李士群表示願意和新四軍聯繫「合作」的意見向他們作了報告，並提供了所收集到的有關「清鄉」和「掃蕩」的情報，陳、饒二位以及中央情報部都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不久，潘漢年被任命為華中局情報部長，負責遙控指揮上海的情報工作。這次撤退的順利成功，同時也為新四軍根據地和敵占區之間建立了一條新的秘密交通路線。後來，潘漢年的政治交通員何犖以及其他幾位根據地的幹部都曾利用這條秘密交通線往來於敵我管轄區之間，一直沒有出現過安全方面的問題。

十三年後黑白顛倒

劉曉、潘漢年一行五人之所以能夠巧妙地利用統戰關係，順利平安地通過敵占區封鎖線，完全是按照中央關於敵區工作的正確方針，長期工作的結果，是潘漢年對李士群這樣上層漢奸特工人物所做的爭取工作的一個積極成果，也是他對胡均鶴、劉毅這樣的汪偽特工人員進行分化瓦解工作的巨大收穫。這本是潘漢年的一大功績，然而誰曾想到，十三年後功過是非卻被戲劇般地顛倒了。這次淮南之行成了所謂的「鎮江反革命事件」，成了劉曉、潘漢年一行勾結敵偽的罪行，成了「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重大罪證之一。

1955年是一個多事之秋，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之後，又一條爆炸性的新聞震驚了海內外。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參加黨代會時被秘密宣布逮捕審查，執行者是當時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7月16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宣布了對原人大代表潘漢年的逮捕決定，罪名是「內奸」、「反革命」。原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亦同時被捕，罪名和潘漢年大體相同，他們兩人被確認為是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後被相提並論，稱之為「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1957年，經審查給潘漢年戴上了三頂「大帽子」——「暗藏在中共黨內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內奸』」、「國民黨特務」、「日本特務」。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對潘案正式開庭審理，併當場宣布終審判決：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後被假釋安置在北京南郊團河農場。「文革」開始後，潘、揚案件又被重新審查，潘漢年再次被收監，並被開除黨籍、改判無期徒刑。1975年潘漢年、揚帆分別被遣送到湖南和湖北沙洋的勞改農場「監督改造」。1977年4月14日，潘漢年以「肖淑安」之名在長沙醫治無效，含冤去世，死後連真名也不允許刻上墓碑。受到此案牽連，胡均鶴、王堯山等人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鎮江事件」作為「與汪偽勾結」的重大罪證之一，被立為專案重點審查。

歷史是曲折的，但畢竟又是公正的。1981年，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始對潘、揚案件進行全面複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的紅頭文件，對潘漢年的一生重新做出了高度評價，「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對「鎮江事件」作出了結論，「在敵占區建立秘密交通線，不僅保證了淮南根據地與上海之間地下聯繫的暢通，而且當環境惡化時，把在上海難以立足的地下黨領導同志和大批幹部，安全地撤回根據地。」歷史終於還其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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