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孩子讀「國學」，不如自己先學會說謝謝

魯迅：國學就是一口鍋，什麼牛鬼蛇神都能往裡放。

1.

五四剛過還沒幾年，社會上曾經掀起一股國學熱，魯迅當時就寫過文章怒懟「偽」風氣，他痛陳當時暴發的所謂「國學」，無外乎兩種：「一是商人遺老們翻印了幾十部舊書賺錢，二是洋場上的文豪又做了幾篇鴛鴦蝴蝶體小說出版。」

前者是整天喊著國學復興的那批人，其實目的是靠販賣國學掙錢（做精裝本賺遺老的錢，做二手書賺窮學生的錢）——「商人遺老們的印書是書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書籍而在古董。遺老有錢，或者也不過聊以自娛罷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藉此獲利……巧妙的商人可也決不肯放過學生們的錢的，便用壞紙惡墨別印什麼「菁華」什麼「大全」之類來搜括。」

後者則是整天寫些「卿卿我我」「蝴蝶鴛鴦」古文風小說的人，不過是為了討好（可能同樣不懂國學的）讀者的尚古風氣，然後在商業販賣中分一杯羹——「他們之所謂國學，是『拆白之事各處皆有而以上海一隅為最甚（中略）余於課餘之暇不惜浪費筆墨編纂事實作一篇小說以餉閱者想亦閱者所樂聞也』。」

簡單來說，魯迅罵架的核心觀點就是，人們當時所謂的崇尚國學，既不是真的崇尚，甚至也不是真的國學。

但他可能想像不到，以前販賣國學的商人們還只是販賣點「假古董」的高價書。近百年後的今天，現代商人們已經將其做成產業鏈，甚至開辦所謂的國學學校了。如今所謂的尚古之風也有，有點尷尬的是，他們甚至批評起了「現代感強曹雪芹、做作仿古李太白、難登大雅之堂屈原、辭藻堆砌李清照……」

2.

國學究竟是什麼？

反正如果讓魯迅來說，肯定不是《弟子規》。寫《弟子規》的李毓秀本人可能也不敢妄自鼓吹，畢竟老孔庄孟四大天王都沒說過自己是國學代言人。更不會是孫楠把孩子送去讀書的華夏學宮所宣揚的《孝經》和《黃帝內經》。

《弟子規》、《孝經》們最核心的「孝悌仁愛」，本質不過是為在從前的專制社會中，給人們樹立階級、等級規範。那些所謂的長幼有序，絕對服從，如此不平等的人與人關係，居然能在現代文明社會被人信仰，大概只有兩種可能，要麼家長想把孩子教成傻子，要麼孩子就是傻子。

導演李安採訪

國學這一概念，大約誕生自清末，中國人第一次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家國觀念。在那以前，學術只分派別和朝代，你去文化圈子裡談「國學」，人家會問你：你想說先秦的、兩漢的、魏晉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還是清代的？或者你想談哪家的？儒學？道教？還是佛學？

1898年維新改革最高漲的時期，那年5月，晚清重臣、洋務派著名代表張之洞寫過一篇《勸學篇》，號召國民「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後來被視為近代新文化發展過程中，國內思想轉變的重要標誌。從張之洞的「新舊學」之說開始，到新文化運動以來，跟「西學」相對應，慢慢有了「中學」的概念。1922年，北大成立「國學門」，1925年，清華成立「國學研究院」。

值得一提的是，孫楠孩子們就讀的華夏學宮的校長易菁，就宣稱自己是張之洞的曾孫女，立志要嚴格「復興中華文化」的家訓。

北大的「國學門」在1923年時出版過一本《國學季刊》，邀請教授胡適為其撰寫發刊詞，胡適第一次對國學的概念下了定義，他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國故」一詞最早出自章太炎先生的《國故論衡》一書。

不過胡適定義的概念內涵還是太寬泛了，在當時也並沒有被學術界採納。畢竟中國的「國故」太龐雜，包含著古代的社會制度、人物、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禮儀、風俗、習慣、衣飾……可以說是漫無邊際，更別說哪些可以為之「學」，哪些糟粕應該摒棄。

3.

事實上，學術界在三四十年代更加認同「國學」的另一個定義——「中國固有的學術」。在《國學季刊》以前，北大還有一本學生自辦的雜誌《國故》，辦刊宗旨就是「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

「中國固有的學術」相對來說比較具體，就是從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到宋代的時候，以朱子為集大成的理學。而到明代，則出現了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清代的學術比較發達，到清代中葉時（主要是乾隆和嘉慶時期），以考據為主要特徵，被稱為「樸學」，也叫「清代漢學」。與其稱其為某一種學術，不如說所謂的「國學」，其實是上千年來中國學術史的更迭流變。

錢穆後來在北大講國學的時候，首先就提出「國學」這個概念將來「恐不立」，他還特意說明自己的課程講的是「本國學術思想的流變和變遷」。同為北大的教授、著名經學家劉師培也說「通群經才能治一經」、「文章都是千古事，豈可亂下筆？」

不過國學作為中國固有學術的定義流行了沒幾年，還是被認為「廣籠統，使人聞之，不知所指為何種學術」。

1938年，馬一浮先生又為其劃定了新的範圍。從前的學術範圍專業人員研究起來尚且困難，為了使國學成為能夠引起普通民眾關注的學術，他提出：「今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馬一浮所認為的「六藝之學」，其實是採取了孔子之教，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與《周禮》中傳統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不同。）

馬一浮

這個定義曾受到同時期的國學大師熊十力和梁漱溟的贊同，認為中國人的精神源頭和根底在「六經」。

4.

儘管國學簡化為了「六經」，這個詞也成為現在不少所謂「國學學校」宣稱的辦學課程，但二者所包含的內涵和意義可以說是天差地遠。

以馬一浮先生最推崇的孔、孟思想中的「敬」、「誠」、「信」三個基本義理為例，其中的「敬」，被他解讀為「自性莊嚴」，也就是個體生命的莊嚴，以及人性的至尊至重。他講《論語》「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志」就是「敬」，「敬」是不可以被「奪」的，因為已經構成個體生命的價值信仰。跟陳寅恪先生一生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脈相承。

不是什麼「女德」、「孝道」、「男為武，女為紅」就可以簡單粗暴統稱為「國學」，更不是寫兩首平仄押韻、詞藻堆砌的歌詞，就能夠稱之為「古風」。

作為嚴謹職業的研究者們，尚且要「通群經」，還不敢「亂下筆」。少不更事的孩子要如何理解，那些古文書所存在的複雜的社會背景，和與現代社會脫節的旨趣道理。

如果真想提高孩子的道德水平，不如教他們學會平等地跟人說「謝謝」。畢竟連該不該對外賣小哥說謝謝的話題都能在微博吵翻天，別說國學了，至少先讓「禮儀之邦」實至名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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