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本旅遊雜誌面對戰爭，它的選擇是什麼？

撰文 | 楊瀟 作家

1937年7月的《旅行雜誌》里尚聞不到戰爭的氣味，你可以讀到廬山半日遊記、廈門寫生紀行和張恨水的小說，在一篇《掀起了夏季歐洲旅行的序幕》的文章里，作者提醒讀者，1937年是「歐洲觀光年」，成千上萬的遊客都湧向歐洲，去觀看英王喬治六世加冕禮和巴黎世界博覽會，這一年還是蘇俄建國20周年，將於9月間舉行的戲劇節也值得關注。

這家中國第一本旅遊類雜誌已經來到它的第11個年頭，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創辦雜誌之初，以「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為宗旨，主編趙君豪在《編輯室十年記》里說，陳光甫認為，要提倡旅行事業，必先使一般人認清旅行是一件樂事，於是決定辦一種刊物。但與此同時，編輯部一開始就明確了，雖然陳光甫同樣創立了中國旅行社，但雜誌不是旅行社的宣傳品，而是大眾的讀物，所以編輯是客觀獨立的。

「我們的步驟，是先引起人家的『注意』attention，」趙君豪寫道，「引起了注意後，時期一長，不知不覺的便生出『興趣』interest來。有了興趣，常然連帶就是『慾望』desire；既生了慾望，就不難『決定』decision和『實行』action了。」

七月刊的重頭是「全國鐵路沿線名勝專號」，編者解釋說，雜誌創刊超過十年，國內名勝幾乎都介紹過了，但若有人希望找某一條鐵路線路，了解沿途景點有何特殊之處，卻沒有這樣系統的記載。沿鐵路旅行在1937年已非難事，如編者所言，「鐵道的運價廉，量大，凡由它帶去的旅客，必然不是寥寥幾個人，至少總是幾十，幾百或者一大批」——1927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開始了經濟建設的「黃金十年」，鐵路尤其受到重視，蘇州-嘉興，株洲-韶關，西安-寶雞等線路均在這段時間建成，截至1936年雙十節，全國鐵路完成者1.3萬公里，同時還有1.6萬公里在建。

資料圖：《旅行雜誌》封面

這期雜誌另一篇引人注意的文章是《京滇公路周覽團隨征記》，1937年年初，滇黔公路通車，這意味著從首都南京到昆明的京滇公路——當時連接西南地區的唯一公路幹線——全線貫通，1937年4 月5 日，國民政府組織政府官員、工商業者、大學教授、新聞記者等180人構成「京滇公路周覽團」，乘坐近20 輛汽車，從南京出發，途經江蘇、安徽、江西、湖南、貴州、雲南、廣西、四川、湖北9 省，沿途考察，歷時約50 天，行程11000 多公里，藉由媒體報道，在東部地區掀起一股西南邊疆熱。

當年秋天，上海作家施蟄存接受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邀請，赴滇任教，搭乘滬杭、浙贛鐵路抵達南昌後，即開始沿京滇公路一路往西行進，到了長沙，朋友在瀟湘酒家請客，大盤大碗，大魚大肉，「湘中款客，豐厚至此」，他大吃大喝一頓，「陶然而醉」，當晚回住店就鬧了肚子，連續兩天無法進食，到第三天才能喝一點稀粥和鹹菜，朋友前來探望，給他帶了六、七月刊的《旅行雜誌》消遣，他重點讀了《京滇公路周覽團隨征記》，希望了解湘西以及貴州的交通狀況，為接下來的行程做參考，可惜沅陵以西的情形要留待八月刊才會刊出。

八月，戰火燒到了上海。8月14日，黃浦江上空空戰激烈，槍炮聲震動了《旅行雜誌》位於仁記路110號四樓編輯部的窗欞，此時九月刊尚未關書，「編者在這一剎那間，很能鎮定，自忖此時宛然如在火線上工作。」

等到九月刊付印、出街，讀者發現這一期的封面由以往的全彩變成了黑白，選用的照片是北平青龍橋附近的長城——中國抵禦外侮的不二象徵，內文還有一篇文章介紹了吳淞炮台的歷史，「……在遭受欺凌的時節，我們對它更是有說不盡的期望。」

1937年9月的《旅行雜誌》

在「敬告讀者」一文中，編輯部報告，因為戰事，工作停頓了兩周，但決不停刊，要在緊縮條件下繼續出版：

「把本志過去的內容檢討一過，我們的雜誌，除了切實提倡旅行的文字之外，又極力注意到印刷和紙張的精美……在這非常時期，如果再講究這些，我們便是浪費，便是不愛惜物力，更是太無心肝。……因此之故，我們決定將彩色封面取消，篇幅酌量減少，美術圖景，保存最前的兩面……」

一道取消的還有連載的長篇小說、旅行漫畫以及舟車時刻——中國令人痛心地被戰爭中斷了現代化進程，腳註之一就是所有的火車汽車都不可能再按照時刻表正常行駛了。末了，編者特意說明，在這非常時期，一般人也許會有山河破碎，旅行何處之感，但「中國所以至今日之地步，也就應該覺悟到從前太不注意旅行了。假使每一個人都能夠四處去旅行，則國內各地山川之形勢，人物之分布，與夫國防之重要，一一有正確之了解，把愛一鄉的觀念，擴大到愛整個的國家，我想，國家是不會破碎的。在今日而談旅行，並非是不急之務，確是很急切而且很需要的。」

從10月刊到12月刊，《旅行雜誌》一連三期的封面照片都是晉北的崇山峻岭，顯然是為了呼應當時的山西戰事，11月刊還刊載了一篇恆山遊記，旅行是4月份所作，更多的是憶舊，作者乘坐笨重的大車在山間吃灰，一邊懷念南方的烏篷船，一邊感同身受孔夫子當年風塵僕僕周遊列國的滋味。國土淪喪，憶舊的文章不少，一篇連載長文乾脆就叫《憶舊遊》，作者琅玕回憶了他1929年造訪東三省和北平的經歷。從瀋陽到長春，琅玕感慨南滿鐵路的規劃有序，又嘆息：在1927年以前，中國是軍閥割據的局面，誰會打算這種事情呢？他尤其注意到，到東三省旅行的日本人很多，政客、記者、教授，往來如織，往往火車一開出，看到廣闊的平原就嚷道：「好一片肥美的土地呀！」

從長春到哈爾濱，琅玕走的是俄國人修建的中東鐵路，晚上登車時，昏暗燈光中俄式車廂感覺寬大豪華，早晨起來才發現車廂其實相當破舊了——布爾什維克革命20年後，莫斯科已無暇顧及這遠東鐵路的修繕。同期雜誌有一篇譯稿恰是一位英國議員所寫的《蘇聯印象記》，作者對這個新生國家的實驗提供了非常混雜的信息，稱讚它的工人福利很好，不管是生病還是休假工資都要照發，而且有許多休憩娛樂場所，又批評這個國家的檢查和監視太多，短缺尤其令人不快。在一些更大的問題上，作者不帶感情地說，俄國人已經取消了階級、種族甚至性別的觀念，他們也不需要宗教，因為斯大林和列寧（但主要是斯大林）取代了上帝。還有一個細節頗耐人尋味，這位作者在蘇聯的街頭只看到青年人，看不到老人，「那不外是老年的人，因為在過去二十年中，他們對於現行政治的不滿，尤其是都變成了奉養無人的老人。於是便在貧困的摧殘下，漸漸地泯滅了。」

隨著淞滬會戰的展開，身處江浙的人們開始感受到戰爭的直接影響。11月刊登載了胡行之發自杭州的文章《警報聲中一日游》。他說，抗戰以來，杭州筧橋一帶幾乎天天被轟炸，近來轟炸區域又擴大到閘口和湖濱，「天堂般的蘇杭，也不似從前的幸福了」。10月初，他和友人相約去前一日被轟炸的閘口看一看，同時遊覽從未去過的九溪十八澗。兩人剛走到蘇堤，警報就響了，只能停下來坐在柳樹下小憩。等遊了九溪，不免有點失望，想起故鄉奉化隨處都是這樣的溪澗，覺得九溪「享什麼盛名」，又算什麼世外桃源呢？準備離開時，茶場接到電話，說外面在響警報，只好抄一把藤椅坐著，等警報解除。在這兒什麼也聽不到，倒真有點世外的感覺。不久，警報解除的電話來了，往外走，不到半里，被警察攔住，說還在警報中呢，遊人也都眾說紛紜，半信半疑，於是，在這山間又嘗到了點兒「不知漢無論魏晉」的滋味。返城時經過之江，看到一周前剛剛建成、中國人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鋼鐵大橋錢塘江大橋，紅色鋼鐵如一道長虹，胡行之頗感自豪，可惜非常時期，無法登橋參觀，那時他肯定不會知道，兩個多月後的12月23日，杭州淪陷前一日，為阻日軍前進，大橋的設計者茅以升又親手炸毀了它。回到湖濱天色已晚，胡行之和朋友進了一家小吃店，還沒吃，警報又響了，「嗚嗚似泣的悲聲」，電燈隨即熄滅，全市燈火管制，「天堂」落入一片黑暗中，他感嘆，「何處是天堂？也只有起來打退敵人，再取得世外的桃源！」

在歲末的12月刊，琅玕的憶舊遊從哈爾濱來到了北平，他前後去過三次北平，非常喜歡，感覺到了北平，一顆心便自然舒散下來，「在東交民巷或者東長安街一個明媚的早晨，或者斜暉將遠的薄暮，攜著手杖散步，無論外國人或中國人，都是緩緩地行走，假如我們用很急遽的步武，就是沒有樣子，非但咱中國人向你注意，就連英國老紳士也有些皺眉。」他事無巨細地回憶了北平的吃穿住行種種「生活美」（譬如，到正陽樓吃烤羊肉在當時蔚然成風），又彷彿帶著自責說自己也許有神經質——最後一次到北平是1937年4月，表面安寧的北平暗涌不斷，他望著東郊民巷美國兵營里無線電台的紅燈，心中對這故都有無限感慨，不知是悲是喜——數月後盧溝橋事變爆發，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小康的局面」並不能真的持久。

1938年新年到來之際，上海、南京、杭州、廣州等大城市已紛紛淪陷，中國丟掉了華東和華南的大片國土，1月刊的《旅行雜誌》發起了一次「我的故鄉」的徵文，一位祖籍藍田，出生於長安的作者宣布「我沒有故鄉」，在一片感時傷懷的氛圍中顯得頗為不同：「戰爭能改變地界，也能改變血族。戰爭把原有的秩序打破了，讓人們之間產生一種新的聯繫。人不要抱著死守故鄉的觀念，人能充實自己，即使離開故鄉也能保住故鄉，人沒有進步，即使死守著故鄉，故鄉也保不住了！我希望故鄉的人去遊覽他鄉，我希望他鄉的人來把故鄉領賞。」

也是在新年第一期，這本旅遊類雜誌上出現了「流亡寫作」，大背景正是沿海城市的文化機關向內地的大遷徙。為雜誌撰文的是上海大夏大學社會學教授張少微，淞滬會戰爆發後，上海四所私立大學大夏、復旦、光華、大同組成聯合大學，後因意見不合，光華、大同兩校退出，大夏與復旦兩校聯合遷往廬山牯嶺，張少微記述的正是這一旅程。

牯嶺是民國著名避暑勝地，從上海前往原本公路鐵路水路都非常方便，但戰爭爆發後道路皆成畏途，師生們搭乘汽車、輪船，又轉步行，終於抵達，一路上張少微用社會學家的眼睛記錄了不少有趣的細節：前往九江的輪船上有胖子瘦子在船艙表演辯論，討論的題目是舊式婚姻到底好不好；一路許多新生活運動標語，但山路上師生們遇到的一副花轎和一副棺材卻標識了「一般婦女生活的始末」，當然，這些城裡人在圍觀別人時也被別人圍觀，前往鎮江途中，汽車拋錨，「一般鄉民皆來圍觀，如看西洋鏡般，興味盎然。」

浙江大學大一學生華小劍的記述更富個人色彩，1937年9月，浙大決定大一新生全體遷往西天目山，兩個月後杭州告急，全校遂開始漫漫西遷路，最終落腳貴州。在遷校未定，人心惶惶的11月，包括華小劍在內的若干位無錫同鄉決定不再苦等，步行回家。他們在浙西北的山間徒步了五天，因為找不到挑夫（居民害怕被拉去充軍，均深居簡出），只好負重前行，曾一日之內涉溪19次，走得一腿爛泥，過城門時又差點引來守軍射擊，全靠歸家信念才得以支撐——因為每走一步就離家鄉近了一步，「想著家裡人嘴角露出微笑」。這中間一位同學還度過了他的20歲生日，大家在山野里，「苦酒一盅，青菜一碗，作苦笑，一呷而盡之」。

經過五天跋涉，他們抵達浙江長興縣，旅途近半，漸入險境，已可以聽到前方戰場隆隆炮響。在長興，他們才知道國府遷都重慶，無錫江陰已成火線，再往前進猶如自入火坑，「聞之如晴天霹靂，不知所措」，最後11人的隊伍，6人決定繼續前進，華小劍和另外4人原路返校，返校路上大家默默不語，而想到每走一步，就離家更遠一步，年紀最小的朱君放聲大哭，其他人都不敢相勸，「心中悲痛正同，甫出一言，亦必淚水奪眶而出。」又走了五天，回到西天目山，見到門口迎接的同學和山寺中坦腹大笑的彌勒佛，悲欣交集，「今日又投入大團體中，不致孤零漂泊也。」

戰爭爆發近一年來，《旅行雜誌》收稿困難，從1938年的幾期雜誌能感覺到「稿荒」，主要原因是郵路阻塞和交通危險——一篇發自淪陷前廣州的遊記，說那裡只有幾家最大的酒店受歡迎，因為建築堅固，且在屋頂和窗外都安裝了應對空襲的防炸沙包和避彈網，最慘的是那些中檔酒店，一律六折，門口貼著「保證安全」，仍然無人問津，因他們的屋頂太脆弱，炸彈碎片就能穿透。另一個原因是編輯部對選題的自我限制，他們「既不忍登載過去悠閑的文字，更不願刊錄淪陷山河的圖景。」話雖如此，1938年6月刊還是登出了一篇《蘇州紀行》，寄居上海租界孤島的作者孟才，和朋友在仲春季節探訪了蘇州，勾勒出淪陷區的圖景。

在淪陷區旅行的麻煩事之一是要準備照片，再向當地「市民協會」或「自治會」領取通行證，還要繳費。孟才一行人搭乘汽車經過太倉，遠望城牆完好，但是上面寫的抗戰標語都給塗抹掉了。蘇州街道上最刺目的是「自治會」警察的制服，軟式帽子，有一道耀目的黃邊。觀前街還不得進入，只有零星攤子做點零星生意，景德路成了城中最繁華的通衢，開滿了日本料理店，飄揚的旗子上都寫有日語。從前的蘇州大戲院成了咖啡館，大光明大戲院劫後做過一陣「慰勞皇軍」的營業，現在關門了。重新開業的只有開明大戲院，演出曲目是乾隆下江南。蘇州公共體育場，以前是民眾集會活動地點，「記得以前在這裡有許多集會演說，高呼激烈口號，現在都暫歸沉寂，這裡做了日軍的跑馬場了。」

戰爭帶來影響遠不止這些。戰前，蘇州執行了六年禁毒計劃，已很見成效，現在鴉片又開始公然出售了。留下的住戶也重新編號，有許多「空戶」，許多人家門上都貼著字條，有的寫著：「屋內無人，東西已經搶完」，有的寫著：「歡迎皇軍」，還有的用日文寫著，「當家確系良民，請日本官兵幸勿留難」，或者，「此系某親日學者的住宅，請予保護」，等等。

從1938年2月刊開始，《旅行雜誌》陸續刊出《滇行速寫》《赴滇行程》《西南各省公路聯運里程錶/票價》等文章，為越來越多前往西南大後方的民眾提供服務。回想起趙君豪在《編輯室十年記》對遊記作者的期望，除了要「能文能畫能攝影」，尤其要「能導遊」，也就是說要為讀者提供「遊程的支配，舟車的上下，食宿的的情形，費用的多寡等等」。好像沒有比現在好的「導遊」時機了，於是我們能看到這本雜誌事無巨細地教你如何領護照（乘坐滇越鐵路要經過法屬越南），告訴你各艙票價、換乘方法、住宿條件，還特別叮囑，從香港到海防要乘坐法國輪船不要乘坐英國輪船（更舒適且能行通關方便）。「中國的旅行雜誌……特別要幫助最大多數的逃難人民的旅行。」《旅行雜誌》的主筆孫福熙在一篇文章宣布。

1938年11月，《旅行雜誌》時隔一年多再次推出專號，這一次是「西南專號」，在這期的書後，編者檢視了過去十二年的內容，說關注的名勝還是交通便利、路途不艱險的地方，「春天游西湖，夏天到海邊避暑，秋天上天平山看楓葉，冬天在家裡圍爐清話，走遠路是一件大事，江浙一帶，盡多佳處，所以東南人士是做夢也不會想到西南山水的雄奇」——有數據為證：已經發表的1500多篇遊記中，寫湖南的只有9篇，寫廣西的10篇，雲南也不過9篇，貴州甚至只有4篇，編輯部沒有統計寫四川的遊記篇數，但粗略看一遍，也很有限；再讀一讀內容，「湖南只說了一個衡山，廣西則狀述桂林陽朔之勝，雲南描摹了大觀樓與滇池，貴州的記述，尤帶一點神秘的意味」，「這實在太貧薄可憐了。」

「我常說人類是最下賤的動物，不鞭策是不前進的……」雜誌的編者——很可能就是趙君豪本人寫道，「如果我們不受到外族的壓迫，誰還去開發西南？就是去開發，又不知道要若干幾月？……現在我們是知道西南了，地方是這樣大，蘊藏是這樣富，風景又是永久妍麗的，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視西南為畏途了，更沒有一個人不知道西南對於整個國家軍事上政治上的重要意義了。不要小覷了這幾篇關於西南行程的文字，每一個作者都有他的血淚，他的期望，和他的偉大前程！」

這期西南專號刊登了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年輕學者李長之的文章《西南紀行》，李長之回顧了自己從北平到南京再到昆明，在昆明住了近一年後又輾轉貴州前往重慶和成都的經歷。李長之赴昆明，也是受雲大校長熊慶來邀請，他和施蟄存一樣是抗戰爆發後第一批到達昆明的外省人，而李長之離開昆明，卻很有點無奈。1938年5月，他在林語堂主編的《宇宙風》雜誌發表了一篇小品文《昆明雜記》，文章總體稱讚雲南人淳樸，但也調侃他們淳樸到行動緩慢、沒有時間觀念，乃至「可愛」的地步——他舉的例子是，昆明馬市口世界書局的門前，總是有成堆的熱心民眾在瞧那櫥窗里的自來水筆廣告和抗戰漫畫，廣告和漫畫半年內沒有換過，但民眾永遠不失熱情，永遠成堆圍觀。今天看這篇文章，實在只是一個文人印象式的評頭論足，但在當時的時代氛圍里——流亡到雲南的文化人對昆明總是恭維有加，本地媒體也願意擷取他們對天氣、人民、社會秩序的各種讚美（很大程度也的確是事實）加以刊登，而李的文章發表前一個月，滇軍在台兒庄戰役中大展神威，正趕上昆明人正為之揚眉吐氣的當兒——結果是《昆明雜記》被認為是地圖炮，輿論口誅筆伐，最後李長之不得不離開雲南大學。

「安富尊榮的公子小姐，大肚皮老班們，一世里不想離開他們舒適的公館的，現在……城市鄉村接觸了……」《旅行雜誌》主筆孫福熙半年前就這麼寫道，「這兩種生活的接觸，除非絕對麻木不仁的人，必定先在思想上發生疑問，繼之以實際上很大的影響，這影響，也許是很壞的，但我們可以設法使他成為安全良好。現在的旅行雜誌就是負擔這個使命的了。」現在，他更號召大家打破地域觀念，因為「中國是整個的，不可分的」，西南的同胞不要埋怨難民，同時難民也不要以自己的成見，蔑視當地風俗。

不知道這樁公案對李長之的內心有何觸動，在《西南紀行》里，他又調侃了昆明人的口音，「袁嚴楊這三個姓是永遠鬧不清的」，當然，或許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訓，他又寫道，「倘若讓我概況一句的話，我要說這地方天然環境很好，地方的青年很好，將來會有很富生命力的發展。」

「中日戰事，我錦繡河山，竟被摧毀半壁。幸有西南各省，是我國的上房，是我國的內室，是寶藏的倉庫，是生產豐富的田園，」在西南專號一篇名為《西南是建國的田園》的評論里，孫福熙如此開頭。

等到這期雜誌穿越戰區炮火抵達讀者手中時，武漢三鎮也已失守，東部的海岸線被日軍完全封鎖，中國與國外的聯繫只剩下了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抗戰進入了最艱苦、最難熬、「苦撐待變」的第二階段。屬於大後方的時代真正開始了。

1941年的《旅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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