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采詩說與詩歌集成

我們習慣上稱《詩經》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錄詩歌三百零五首。從跨越的年代看，大約為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即：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約五百多年間的詩作。最早為《商頌》》，最晚的是《陳風.株林》，產生地域大致就是今日之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安徽、湖北北部的長江流域。

問題是：跨越時空距離如此久遠，如何收集而編纂而成的哩？其次在漫長的五百多年間，難道就僅為三百零五首嘛？這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從典籍與史料記載看，詩歌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尚書.舜典》即有「詩言志」之說。不僅表明詩的重要性，而且亦為詩定了性。史傳舜繼位之後，便命夔為樂官，並且確定了職責與詩歌的屬性。「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吁！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事實上，詩是伴隨歌、舞、樂而生。原初大致沒有教化之功能，僅為祭祀愉神，以及慶典娛樂之功用。漸趨為教化，春秋後期，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至於諷諫作用，可能是稍後的事了。此舉在《國語》、《左傳》、《戰國策》、《春秋》之類的典籍中較為多見。

說到跨越五百多年的時空，怎麼把散落、流傳各地的詩歌收集、編纂而成的哩？《左傳 襄公十四年》引《夏書》云：「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晉代杜預解釋：「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西漢劉歆在《與楊雄書》也說：「昭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東漢班固在《漢書 食貨志》里說的更具體、全面：「孟春三月，群聚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循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由此看來，所謂的「采詩說」是成立的，並且很久便開始了。藉此，亦可看出詩歌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重要性了。古代詩歌的集中，除了設有專門的官員負責之外，還有官僚和文人學士獻詩一說，大致類似現今的投稿吧？漢代專設「樂府，」專事詩歌的採集、編排、表演。似乎很像如今的文化、宣傳、作協之類的行政機構。采詩制度在漢代很興盛，據悉，募集了一幫鰥寡孤獨著和瞽叟，上邊發工資、給津貼搜集。一方面解決了這些人的生計問題，一方面也能觸及到更底層更偏遠的地方，看生活在底層的百姓說些什麼？

既然，執政者與朝廷如此重視，並且花費這般大的人力、財力，著意徵集，怎麼弄了五百多年，才整了三百零五首？據說原先約有三千多首，孔子整理、刪減、精選、編輯為三百零五首了。此說是否成立？存疑。就此而論，則不是詩歌總集，而是一部詩歌選集了。其實，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詩經》，僅為古代歌、舞、樂三位一體的歌詞了，具體與之相諧的音律、曲譜早已消軼了，至於配舞，也不知所蹤了。如今，我們只能偶爾有興誦讀一下便是了。

至於詩歌之教化、諷諫的功能早已弱化而消弭殆盡，然而「言志」的作用倒是還剩那麼一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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