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更穩定、更國際化的歐元道阻且長
2019年是歐洲統一貨幣—歐元啟動的二十周年。作為歐盟政經兩開花的工程，歐元在二十年間既帶給了歐洲經濟紅利與繁榮，亦使得歐洲經歷了金融債務到社會政治危機全面蔓延的過程。經濟與貨幣聯盟雖然對歐元有諸多爭議，但它仍然是歐盟「大而不能倒」的一隻支柱。然而，鑒於歐元區作為貨幣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未來的發展恐怕道阻且長。
歐元的誕生是歐盟經濟與貨幣權力的極大整合，將德國馬克、法國法郎、義大利里拉等凝聚為全球第二大貨幣，覆蓋了全球40%的跨境交易以及歐盟50%的出口結算。對於歐洲內部而言，歐元成為歐洲單一市場經濟活動的助推器，大大降低歐盟內貿易的交易成本和匯兌風險，貿易創造效應明顯。同時，歐元也給歐盟帶來了豐厚的鑄幣稅紅利。
不僅是經濟，歐元更是凝聚歐洲政治的工程。在冷戰結束，兩德亟待統一的前夕，歐洲其他國家對於統一後的德國如何使用其經濟權力，是否重新成為歐陸強權心有餘悸。而法國則提出支持德國統一的條件是德國需加入歐洲單一貨幣。在德國與歐洲他國公用貨幣、共享貨幣主權的邏輯下，歷史上給歐洲帶來災難的德國與其他國家在經濟上徹底「同呼吸，共命運」，消除了歐洲國家對德國擴張謀霸的擔憂，也讓統一後的德國完全融入了歐洲，並且藉助歐元的紅利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徹底改變德國與歐洲大陸數百年的關係。
然而，隨著歐元體制的運轉，其內在缺陷與弊病亦逐漸顯現。歐元區國家經濟競爭力差距和單一市場財、人的流動程度差異，使得歐元在啟動之初並不具備最優貨幣區的條件，隨著歐元促進區內貿易增大，競爭力差距逐漸轉化成貿易逆差，又通過政府國債融資體系轉為巨額的財政赤字和公債規模，成為歐債危機的導火索。歐元區在歐債危機二次衰退期後，才通過逐步建立「歐洲穩定機制」，控制住重債國的國債違約風險和傳染效應，逐步恢復了市場信心，打破了「歐元崩潰論」的進擊，並在歐洲央行超常規貨幣政策以及敦促重債國改革配合下，逐步回歸增長和穩定的軌道上來。
歐元區雖然挺過了歐債危機並保住了經貨聯盟，但歐盟受到歐債危機的影響延續至今。歐債危機造成歐元區的多年經濟衰退，加之歐洲在全球化負效應以及緊縮財政政策的擠壓下，使得民眾在就業、福利等方面獲得感、幸福感銳減，並面臨著恐怖主義、難民危機等多重危機共振，一同推升民粹主義及極端政治思潮的崛起，傳統政治生態不斷遭到侵蝕，而政治上的嬗變也在侵蝕著各成員國對歐盟深入一體化、財政紀律的支持力度，近期義大利與歐盟的財政預算風波即是這種經濟政治社會問題交錯發酵的集中體現。
同時，歐盟也在內外變局中面對著一個更加自我主義、更加濫用美元體系權力的美國，從巴黎銀行2014年遭遇的重罰、到美國金融機構媒體對歐元區問題推波助瀾，再到圍繞退出伊核協議不斷揮舞的經濟金融次級制裁大棒。歐洲也逐漸意識到強化歐洲主權、鞏固歐元體制機制及國際地位，對於爭取戰略自主、保護自身利益的重要性。
歐元區勾勒著內外兩套強化方案。對內做實自己，通過構建歐元區預算、發行歐元區共同主權資產、建設實體化歐洲貨幣基金乃至歐元區財政部等機制，豐富歐元區在債務危機處理、扶持較弱經濟體、抵禦經濟危機的能力。對外則是高舉歐元國際化大旗，試圖進一步推廣歐元在能源、航空等領域的結算水平，同時與銀行業聯盟及資本市場聯盟的措施相結合，共同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歐元國際金融投資市場及產品，深化歐元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存在感。
歐盟雖然理想豐滿，但現實總是令人無可奈何。法國、德國均受到內政牽絆，歐洲民粹主義持續衝擊現有政治版圖，歐洲議會選舉更是一場即將去布魯塞爾的趕考。在這種民眾持續反彈，成員國矛盾加劇，共識稀薄的政治環境下，推動歐盟的進一步建設毫無基礎。同時，歐元擴大貨幣權力既要有強大經濟增長動力作保證，也要避免外部干擾。然而，在歐元區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增大，貿易、債務等問題聯動加劇的同時，美國也不會坐視自身貨幣權力被侵蝕，再度出手將是美國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後政策的慣性邏輯。因此，建設一個更穩定、更國際化的歐元，恐怕對歐盟將是道路且長的漫漫旅途。（董一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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