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侄文稿》:顏真卿字字血淚,「政治獻媚」借展日本
文 | 周修文
編輯 | 子木
文物出訪本是各國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日本博物館展出中國的國寶級文物,《祭侄文稿》不是第一件。此前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也曾經多次借出文物到日本展覽。而《祭侄文稿》的出訪卻引發了兩岸人民的強烈不滿,人民日報也發文評論:
《祭侄文稿》全名《祭侄贈贊善大夫季明文》,是唐朝書法家顏真卿所書,後世譽為「在世顏書第一」、「天下行書第二」,與王羲之《蘭亭集序》、蘇軾《寒食帖》合稱「天下三大行書法帖」。而有「天下行書第一」的《蘭亭集序》原本自唐代之後從未現世,《祭侄文稿》的地位更是無需多言。
在中國書法發展史上,顏真卿可以說是王羲之後聲望最大的書法家。蘇軾曾言,「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盡矣。」
《祭侄文稿》橫59.6公分,縱29.2公分,計25行,共230字,是顏真卿因至親殉國,含淚所寫的「愛國血書」。
元代張敬晏題跋云:「以為告不如書簡,書簡不如起草。蓋以告是官作,雖楷端,終為繩約;書簡出於一時之意興,則頗能放縱矣;而起草又出於無心,是其手心兩忘,真妙見於此也。」元鮮於樞在《書跋》中稱:「唐太師魯公顏真卿書《祭侄季明文稿》,天下第二行書。」此評為歷代書家公認。
顏真卿-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絕不僅僅是一幅珍貴的書法作品,它有著難以估量的文化價值,背後亦有可歌可泣的忠烈英魂。短短兩百餘字,濃縮的是顏真卿面對親人逝去時的滿腔血淚,面對國家動蕩時的深深憂慮,更是中華民族在危難之際頑強不屈的脊樑。
安史之亂,顏真卿的堂兄顏杲卿鎮守常山,顏真卿則鎮守平原,兩人南北呼應,設計殺安祿山部將李欽湊,擒高邈、何千年,河有十七郡響應,受唐玄宗嘉許。天寶十五年(756年),叛軍圍攻常山,俘虜了顏杲卿之子顏季明,藉此逼迫顏杲卿投降。
最終,顏杲卿寡不敵眾,城破被俘,後被押到洛陽。當時安祿山大軍所過之處,唐軍「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可安祿山一手提拔起來的顏杲卿卻堅持,他親自親自勸降,顏杲卿卻說,「世為唐臣,常守忠義」,
顏杲卿的誓死不降讓安祿山怒不可遏,砍下他孫子顏誕的手足,又砍了他兒子顏季明的手足,顏杲卿仍不肯投降,瞋目怒罵安祿山,安祿山大怒,把他綁到橋頭柱上,派人鉤斷他的舌頭,然後問:「復能罵否?」
顏杲卿把碎了的舌頭含血噴在叛軍臉上,含糊著繼續罵。最終,被一刀一刀凌遲,「比至氣絕,大罵不息。」顏家三十餘口人也無一倖免。這也就是明代文天祥在《正氣歌》里所說到的「為顏常山舌」典故的由來。
兩年後,當顏真卿反攻收復常山後,面對著親人的遺骸忍不住老淚縱橫,寫下了這篇悲憤之作。九月初三,顏真卿沐浴更衣,正冠而坐,把畢生絕倫的技巧融入血淚,在一氣之間凝成的一紙墨跡,就是這篇《祭侄文稿》。
由於心情極度悲憤,情緒已難以平靜,錯桀之處增多,時有塗抹,但正因為如此,此幅字寫得凝重峻澀而又神采飛動,筆勢圓潤雄奇,姿態橫生,純以神寫,得自然之妙。通篇波瀾起伏,時而沉鬱痛楚,聲淚俱下;時而低回掩抑,痛徹心肝,堪稱動人心魄的悲憤之作。清代書法家王澍曾說,「然非有一段忠義鬱勃之氣發於筆墨之外,末由臻此」。
對於尚法度的唐代書法來說,《祭侄文稿》顯然不能算是一篇完美的書法作品——但卻超越了完美,在中國書法史上奠定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高峰。
此次《祭侄文稿》的出借之所以令網友氣憤不已,除了文物所蘊含的「氣節」與歷史轉折意義,更多的是對台北故宮「去中國化」的憤慨。很大程度上來說,此次《祭侄文稿》引起的反對之聲也是台北故宮政治爭議的一部分。
2018年,立場偏綠的陳其南出任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上任當天,他就公然揚言「故宮台灣化」稱:台北故宮一直不被認為是「台灣的故宮」,而是「北京的故宮」,台北故宮因此會成為北京故宮的「飛地」。他想讓台北故宮「台灣化」,將其定位為「東亞中心」,未來不排除興建具有歷史文化脈絡的主題館,如「琉球館」「西班牙館」「日本館」等。
而在此次《祭侄文稿》外借的事件中,去年東京方面大張旗鼓宣傳展覽時,台北方面卻一直對此「秘而不宣」,直到有人在日本看到海報並發出質詢,台北故宮博物院才公布消息,更讓人對其心態產生懷疑。
去年11月,「立法院」國民黨委員柯志恩就質疑:「如此重要的國寶外借,到底是誰決定的?」島內民眾也開始質疑「對日本太大方」「在台灣都看不到,為何突然送到日本展出,而且連個公開說明會都沒有」,台北故宮內部還為此互相推諉。
對此,台北故宮回應稱「這是在三年前馮院長時期就談定的交流展」,但遭馮明珠否認稱,「拿出合約來看看」,經她查實,《祭侄文稿》外借東博是前任院長林正儀18年5月敲定的。據報道,台北故宮在社交媒體上稱去年七月已發新聞稿,而其官網上並無相關稿件。台北故宮又表示,此事他們正在查,會再進一步說明。出借程序受質疑、推諉責任等事實讓一些網民認為,台北故宮難逃「政治獻媚」之論。
對這次《祭侄文稿》出借的出離憤怒,還有另外兩個層面,一是出於文物保護,二是民族情懷,可以去日本,那為什麼不能來大陸?!關於這些,小編亦有話要說。
從文物保護的角度看,「紙壽千年絹五百」,唐朝紙本的《祭侄文稿》現在已經1261歲了,比宋朝的《千里江山圖》時間還長,每一次展出對於它來說都是一次損傷。這種國寶級別的文物,平時都很少展出,上次展出還是在2008年,到現在已經時隔十一年。
之前引發大家不滿的是東京國立博物館稱並沒有對《祭侄文稿》做特別的保護措施,大家還可以對著它拍照,不開閃光燈就行。但在展覽現場我們可以看到,《祭侄文稿》有獨立展區展覽,真跡在低光玻璃展櫃中進行展陳,上面則展示著顏真卿書法及歷代題跋全卷的高清仿本,以及對書寫狀態的說明,以讓觀眾一窺全貌,而高仿本上面,則懸掛著《祭侄文稿》手跡的一條條紅紙放大版,東京國立博物館還在官方網站上特別標註了特展禁止拍照的信息,這樣的展陳規格是相當高的。
東京國立博物館是日本水平最高的公立博物館,日本天皇的收藏基本都放置於此,在硬體設施和保存技術方面要求嚴格。在博物館的主頁上,可以看到博物館寫的保護文物條例,包括文物的健康診斷、預防、修理等措施。對於文物的預防包括溫濕度、有害生物、空氣環境、燈光明度等幾個部分。至於在運輸過程中,為防止文物衝擊則會放入振動計進行判斷。
本次展覽的陣容相當強大,除《祭侄文稿》與懷素的《自述帖》,還有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褚遂良《雁塔聖教序》、顏真卿《千福寺多寶塔碑》、蘇軾《行書李白仙詩卷》等等,除了東京國立博物館自己的藏品,還向20家機構借展了文物。展品規格如此之高、來源如此廣泛的展覽,館方無論是展品的包裝、運輸還是保護上,必然會做到非常精細。
至於展品「可以去日本,那為什麼不能來大陸?!」的憤慨,究其原因是因為「文物司法免扣押」的條款,是指「借展國須為展品出具法律保證,擔保所借展品不會以任何理由被扣留在借展國。」
大陸方面認為,文物司法免扣押的協定雙方,應該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這樣的主體地位,在海峽兩岸不能達成一致。但是台北故宮方面認為,不簽署文物司法免扣押,就不能借出文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年《富春山居圖》的合璧展覽,是浙江博物館借出了《剩山圖》,在台北故宮與《無用師卷》合展,內地觀眾們卻無緣見證。
文物記載著國家的過去和文明特徵,館際之間互通有無的文化交流本也平常。在日本和中國之間也有良好的藏品互借記錄,同樣是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為慶祝中日外交正常化40周年,北京故宮博物館曾於2012年精選了200件文物赴日展出,甚至打破了「元代以前的書畫、絲作品禁止出國(境)展覽」的慣常規定,出借了鎮館之寶、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2018年12月7日-2019年3月10日,上海博物館展出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中,也有日本的藏品展示,日本中村不折氏書道博物館借展了顏真卿《自書告身帖》(傳為顏真卿所書),藏品在上博亮相了十多天後撤回日本,馬不停蹄地「投入」顏真卿特展。
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當下的文物保護和傳承,這是好事,我們痛惜戰亂對文物造成的破壞,但凡是過猶不及,文化交流不應被民族主義情緒所裹挾。同樣的道理,因戰亂而流落異國他鄉的流失瑰寶,有的固然是戰爭時掠取、騷亂時私運而輾轉進入博物館,但亦有通過正規渠道徵集、購買或捐贈,這些藏品雖遠在海外,卻傳承有序,應該以開放的心態對待,並從容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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