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十載校長、鑄百年校魂，他是「學問不行」「辦事不行」的教育大師

在我國，對於「大學」二字最精闢的解釋，應該算是清華老校長梅貽琦所提出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著名論斷。從中，也足見「大師」對於大學的重要性，而如果這位大師又恰巧成為這所大學的「掌舵人」，那麼，「大師」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這座大學的發展軌跡，甚至徹底改變一所大學命運，成就一段新的輝煌。

梅貽琦

所幸，在我國高校的發展史上，這種「大師」與「大學」關係並不鮮見，如梅貽琦之於清華，蔡元培之於北大……

然而略有些遺憾的是，我們雖然對於此種「大師」與「大學」的關係並不陌生，但卻很少有人知道，在「大師」影響與改造「大學」的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大師們做了哪些具體的努力，大師的智慧與風骨又體現在何處？

■馬勇

蔡元培對北大，對中國的歷史性貢獻，主要是思想上的，不是事功上的。就蔡元培而言，其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兼容並包等，並不僅僅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價值導向。

對於北京大學，乃至國內的整體高等教育而言，「蔡元培」都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名字。

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在新文化運動幾個重大事件中，蔡元培都是直接的當事人。正如1919年五四大遊行之前，北京知識界許多老派人物所意識到的那樣，如果不是蔡元培主持北大，引進新思想、新人物，提倡新文化、新道德，那麼北大可能不會是如今的這個樣子。

新教育理念與早期實踐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清政府於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清政府此舉是對先前幾十年改科舉不成功的認同，旨在像日本一樣，在全國範圍構建一套完整的現代教育體制。按照章程，京師大學堂不僅是新教育的示範基地，也是全國最高教育管理機關，負有指導全國新教育的責任。在各省將陸續參照大學堂格局創建高等學堂；在各府將創建統一的中等學堂；各縣將有自己的小學堂。這是一套完整的新教育方案。

1901年漸次興起的新政撥正了中國發展的方向，但是由於清廷之前無數次耽擱拖延，使相當一部分知識人對滿洲人啟動的新政抱持懷疑態度，反滿運動並沒有因為新政而消解，反而因此更嚴重。我們看到一大批從體制內成長起來的知識人，比如我們將要討論的蔡元培，他通過科舉考試獲取功名，中了進士，並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成為體制內的「儲相」，具有遠大的政治前程。但蔡元培並不看重這些，反而因中國不進步，而漸漸踏上反滿革命之路。

革命打亂了中國現代化步驟，但是我們依然應該看到，近代中國歷史主題並沒有因為革命而改變，隨著中國工業化增長，需要更多有知識的勞動者。所謂「新教育」的發生與普及，就是基於社會進步的需要。

新教育的發生，一方面有賴於政府提倡、推廣，像京師大學堂的建立，各省府州縣高等、中等、初等學堂的普及，都屬於政府的責任。另一方面，新教育同樣有賴於一個全新的社會氛圍，需要一大批知識人進行新教育實驗、推廣。

在林紓、黃遵憲、陳獨秀改革基礎上，蔡元培走得更遠。作為一個老革命黨人，蔡元培在民國初建時，以為中國不僅應該進行文學、文化改良，而且應該完成倫理革命、道德革命，重建共和國新文化、新教育、新倫理。1912年2月11日，蔡元培以民國教育總長的身份發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以為所謂教育，就總體而言可以分為兩種情形，一種隸屬於政治，一種「超軼乎政治」。

後者當然是指非政治的知識教育，至於隸屬於政治的教育，蔡元培認為應該隨著政治變動而揚棄、重構。他說：「滿清時代，有所謂欽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可以不論。尚武，即軍國民主義也；尚實，即實利主義也；尚公，與吾所謂公民道德，其範圍或不免有廣狹之異，而要為同意。惟世界觀及美育，則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因而，在共和時代，在民國，就必須建構具有時代特色的新思想、新教育。

讓京師大學堂像個大學模樣

1916年底，蔡元培滿懷熱情來到北大，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就是要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改造北大、重建北大，將北大由先前的官僚養成所變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最高學府。他的思想傾向、價值理念，還有那時特殊的時代背景，讓北大迅即成為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多元並存，成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基本原則。

蔡元培

蔡元培曾公開過他辦教育的兩大主張：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講授，以無背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論行動，悉聽自由，學校從不過問，當然也就不能代其負責。比如帝制復辟的主張，為民國所排斥，但本校教員中照樣有拖著長辮子而持復辟論者如辜鴻銘，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所以也就沒有人管他；再如籌安會的發起人，被清議所指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員中就有劉師培，只是他所講授的課程為中國古代文學，亦與政治無涉，所以也就沒有必要由學校過問；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就沒有辦法辦下去。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然則革新一派，即或偶有過激之論，但只要與學校課程沒有多大關係，何必強以其責任盡歸之於學校呢？

經過差不多兩年的奮鬥，在上述理念指導下，蔡元培起用了一大批新人，替換了先前一大批舊人。

蔡元培聘請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聘請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一大批新人物加盟。必須指出，蔡元培此時強調的「兼容並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讓新人包容舊人，而是向舊人說法、勸諭，讓他們包容新人物的新思想、新學術，在蔡元培等潛意識裡，他似乎看到了新學術、新思想與舊學術、舊文化的差異、距離。

對於北大內部，蔡元培接續嚴復民國初年的改革繼續往前走，讓這個原本只是「官僚養成所」的京師大學堂漸漸像個大學模樣，像是一個現代教育機構，「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蔡元培對北大、乃至於對中國的歷史性貢獻，主要是思想上的，不是事功上的，後來蔣夢麟、傅斯年自嘲他們兩位只是北大的「功狗」而不是「功臣」，意思就是他們分別協助蔡元培、胡適兩位校長，都屬於事務性的，而蔡元培、胡適兩位校長，則是道德性的、超越性的。就蔡元培而言，其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兼容並包等，並不僅僅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價值導向。

蔡元培的「兼容並包」以思想自由為前提，但蔡元培的說法對象不是新派，不是要新派兼容、並包舊派，而是要舊派不要那麼苛刻，不要對新派求全責備，吹毛求疵，要看大節，看總體。胡適等年輕學者已經很不錯了，具有新思想新方法，如果還要求他們舊學學富五車，怎麼可能呢？

胡適

我們後來在很多時候可能理解反了，我們以為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是向新派人物喊話，希望他們包容辜鴻銘、黃侃、林紓，以及那些所謂「桐城謬種」「選學妖孽」。不是，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期待舊派接納新派，他的思想傾向就是要庇護新思想新文化。蔡元培的想法是對的，處於萌芽狀態的新文化新人物如果沒有舊文化舊人物（飽學之士）的寬容、體諒，可能永遠沒有出頭之日，永遠不能結出新文化之果。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理念為中國開闢一個全新時代，也為北大奠定了現代學術基礎。在蔡元培管理北大短短三年（1917-1919）中，他沒有像前任那樣進行派別清理，他在湯爾和、沈尹默等浙籍學者幫助下，引進了一批「（章）太炎門生」，也通過陳獨秀接納了一批皖籍新人物，但他並沒有絕對排斥嚴復老校長先前引進的桐城派學者。寬厚的蔡元培真誠期待將北大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氣息的大學，期待北大在學術上與世界名校看齊，而不再是官僚養成所。

天生教育家

蔡元培的行政能力是極為有限的，其學問似乎也一直不被那時的學界重視，但蔡元培是天生教育家，具有教育家天資。他有長期參與新教育管理的經驗，具有博大的胸懷，這是他對北大的貢獻，具有精神上、思想上的意義，而不是具體的事務、事功，更不是蓋幾幢大樓、聘請幾個世界一流學者那樣的瑣事。

所以，寬厚如胡適，都忍不住在日記中貶損蔡元培，讓胡適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蔡先生學問不行，辦事能力不行，但人們為什麼一定如此恭維蔡先生為北大的精神先驅呢？

作為教育家的蔡元培之所以成為北大精神導師，一個最主要也是最偉大的地方，是蔡元培的擔當及對學生的愛護、負責。晚清新教育發生以來，各類學堂學潮不斷，背景、理由也不盡相同，許多教育家對學潮都很頭痛，但究竟應怎樣處理，見仁見智。蔡元培對學潮有自己的姿態及處理程式，當學生沒有鬧事，學潮未起時，蔡元培對學生嚴格要求，不斷告誡學生的職責就是讀書，勸導學生不要去鬧事。

但是，當學生運動因某種原因還是發生了之後，蔡元培的表現可圈可點，他一定要營救學生，不論受多大的委屈、多大的磨難，他都堅定不移。這是一個教育家必要的擔當。即便從舊倫理說，子不教，父之過。學生出了事情，老師、校長以為事不關己，甚至以為政府、軍警替學校教育了學生。這種想法當然很難獲得人們的尊重。

所以在二十世紀中國教育史上，面對學生因愛國、因政治而被逮捕投入監獄，敢於與政府抗爭，敢於捨身營救學生的實在太少，這是蔡元培作為大學校長讓人尊重的一個重要原因，不論面對怎樣的強權，學生畢竟只是孩子，校長不出手營救，就等於將孩子推向了火坑。

基於這樣的價值觀，蔡元培與學生的關係、以及與五四運動的關係，就比較清晰了。北大以及北京其他學校學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大遊行，事前固然有蔡元培的因素，至少他知道巴黎的情形，與政府和與巴黎方面有某些聯繫，他不僅沒有阻止學生去表達愛國立場，事實上也是他鼓勵學生這樣做。然而我們看到，當遊行學生被政府大規模抓捕後，蔡元培並沒有將頭縮回去，而是利用各種各樣的關係，甚至不惜委屈自己，放下身段去求人，也要將被捕學生營救出來。

其實，在五四遊行之前一段時間，蔡元培與此時北京政府一些人已有很深隔膜，林紓致蔡元培公開信表明社會上也有一些人對北大相當不滿，以為蔡元培沒有盡到大學校長應盡責任，管束學生，示範全國，反而縱容什麼「新青年」、什麼「新潮」。政府的傾向、提醒，又反過來影響蔡元培和他周圍的陳獨秀、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北大中堅力量，這些人提醒蔡元培要警惕政府對北大下手。如果我們仔細閱讀蔡元培、黃炎培、蔣夢麟、湯爾和、胡適等人當時留下來的書信、日記等文獻，很容易感覺1919年春天北京似乎一定要出點什麼事。

五四遊行發生後，蔡元培負起了一個校長應盡的責任，想方設法要將被捕的學生保釋出來。也就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中的一些人對蔡元培更加惱火，以為蔡元培的態度是北京學潮的一個關鍵因素，因而有人建議撤換蔡元培，平息學潮。

蔡元培不是政客，而且具有民國政治家少有的政治潔癖，他不能容忍政府的撤換，更不能容忍任何言辭羞辱。蔡元培那時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動輒炒政府的魷魚，離職出走。只要他發現職務或政府舉措可能會侵犯其尊嚴時，蔡元培都會主動撂挑子，辭職、離職，甚至不辭而別，而不是被動等待政府發布免職令，他決不讓政府先出手。

在蔡元培以及其他許多人斡旋下，北京各校被捕學生5月7日上午獲釋。北大為這些被捕學生舉行了一個歡迎儀式，蔡元培也發表了一個訓話。他說了三層意思：第一，鑒於各位同學幾天來精神上的睏乏，准許當天不必上課；第二，他說：「諸君或許疑我不諒人情，實則此次舉動，我居間有無數的苦衷」；第三，蔡元培希望各位同學以後遇事能夠堅持冷靜的態度。這句話顯然對同學的舉動略有責備。

學生釋放了，學校秩序恢復了，蔡元培覺得自己也可以離開了。5月8日晚，他派人給大總統徐世昌、教育總長傅增湘送交了一份辭職書，稱「奉職無狀，久思引退。適近日本校全體學生又以愛國熱誠，激而為騷擾之舉動，約束無方，本當即行辭職；徒以少數學生被拘警署，其他學生不忍以全體之咎歸諸少數，終日惶惶，不能上課，本校秩序極難維持，不欲輕卸責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業已保釋，全體學生均照常上課。此事業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屍位本校，不特內疚無窮，亦大有累於大總統暨教育總長知人之明」。

因此蔡元培請求自動解除北大校長職務，然後趁著夜色不辭而別，悄然離開北京潛往天津，並給北京新聞界留下一份令人費解的告別書：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5月9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此後七年，雖然政治上狂風暴雨迭起，但北大在蔡元培所倡導價值觀的引導下，卻引滿帆篷，安穩前進。辦學條件逐步改善，規模也在有序擴大，圖書館、實驗設備逐年增加，中國高等教育因北大迅猛成長漸漸縮短了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新文化運動的成效漸漸呈現。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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