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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保善:明清江南小說文化論

清代嘉定錢大昕有云:「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

錢大昕以小說為誨淫誨盜之書,認為「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受其誘惑而「近於禽獸」,因此刑獄日繁,盜賊日熾,進而主張嚴加禁毀,「焚而棄之,勿使流播」,此固本末倒置之論。但錢氏察覺到小說可以「盡相窮形,津津樂道」,富有吸引力,擁有廣泛的受眾,有宗教般的魔力,之於人心風俗影響深巨,則不失其敏感深刻。小說「未嘗自以為教也」,名之曰「教」,在錢氏,無非顯言之,大言之,欲聳人聽聞,以引起當道者高度重視;但從文化層面理解,以小說與儒、釋、道抗衡,殊堪注意。錢大昕的時代,在他的家鄉江南地區,小說的生產、閱讀及其社會影響,已然成為一個突出的文化現象,並為區域文化構成的重要部分,小說文化的存在,毋庸置疑。

一、明清江南小說生產與小說消費

小說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它的生產,包括了從編寫到出版的整個生產過程。作為文化商品的小說,這裡主要指通俗小說。

明朝萬曆二十年(1592)之前,通俗小說的出版,其時間大體能夠確定者,僅寥寥數種:嘉靖元年北京司禮監刊《三國志通俗演義》;嘉靖年間北京都察院刊《水滸傳》;嘉靖二、三十年間(1541-1551)錢塘洪楩刊《六十家小說》;嘉靖三十一年(1552)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新刊參采史鑒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嘉靖年間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南北宋兩傳演義》;隆慶三年(1569)四香高齋刊沈孟柈撰《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萬曆十六年(1588)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漢志傳》;萬曆十九年(1591)金陵楊氏刊佚名《新鍥龍興名世錄皇明開運英武傳》。元末明初創作的《三國演義》、《水滸傳》除外,自嘉靖元年(1522)迄於萬曆十九年(1591),凡69年時間,新編寫作品僅有7部,作者6位(錢塘2位,建陽1位,佚名1位),刻印地域分布於建陽、錢塘、金陵三地。應該說,這只是通俗小說生產的發軔期。

萬曆二十年(1592)以後,迄於明朝滅亡,凡52年,去其重複,新刊小說約72種,小說生產進入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時代。具體分析,萬曆、泰昌年間新刊小說約40種(建陽刊27種,金陵刊5種,蘇州刊4種,其他地區4種)。小說作者(或題評點者),南直以南京、蘇州為主,約9位,編寫(或評釋)小說9部;江西約6位,編寫(或校正)小說8部;浙江約5位,編寫小說5部;福建3位,編寫小說6部;廣州1位,編寫小說1部;其他不詳。考慮到其中江西、廣州等地作者可能為建陽書坊僱傭,並在建陽編寫小說,如此,建陽作者有11位。而南直與浙江作者總和約13位。據此可知,萬曆泰昌時期的通俗小說領域,江南與建陽雙峰並峙,皆為中心。天啟、崇禎兩朝,新刊小說約32種(杭州刊11種,蘇州刊11種,建陽刊5種,南京刊4種),江南已經明顯超越建陽,成為小說刻印中心。從作者來看,江南作家分布於蘇州、杭州、湖州、揚州、南京,約17位,編寫小說24部;其他不詳。小說編寫隊伍,也已集中於江南,江南並成為通俗小說創作編寫中心。

據相關資料統計,明清刻印通俗小說者金陵約計34家,刻印小說91部,去其重複,刻印通俗小說約50餘種;蘇州約73家,刻印通俗小說作品226部,去其重複,約160餘種;杭州約計34家,刻印作品71部,去其重複,約60種;光緒年間,上海出版小說的書坊、書局、報館等如雨後春筍,粗略統計,約有180餘家。其中刻印出版小說在5種以上者,約30家。如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前言》中說:「在近代小說的發展歷程中,上海佔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絕大部分作品都出自上海,上海的出版機構以及刊載小說的期刊也最多,而當時的重要作家基本上也都在此地區活動」。以小說作者及評點者而論,明清兩代,大體能夠判定江南作者(或在江南創作編寫小說者)約210位,其中明代約43位,清代約167位;小說評點家(或在江南評點小說者)約62位,其中明代20位,清代42位,呈現出群星璀璨之繁盛局面。

尤為重要的是,明清小說史上的創作和評點大家及其作品,小說版本史上諸多精刊名刊之本,均與江南存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名著如《三國演義》,其作者羅貫中,或稱之為「杭人」、「錢塘人」,其籍貫未必杭州,卻與杭州關係密切,甚至有可能在此完成了小說創作。該書最早刊本嘉靖元年刻庸愚子(金華人蔣大器)序中透露,其最初正是在江南流傳。有學者推測,此本很可能即刊於江南特別是南京。該書刊本,如金陵周曰校萬卷樓《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蘇州綠蔭堂《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蘇州《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金陵翼聖堂《李笠翁先生批閱三國志》、李漁序醉耕堂刊《四大奇書第一種》(毛評初刻本),均為名刊,特別是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本出版後,更成為該書最流行的一個定本。《水滸傳》之作者施耐庵,據載曾客居蘇州,為張士誠幕僚;其版本如杭州容與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無錫葉晝評點)、蘇州袁無涯刊《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傳》(袁無涯評點)均為名刊,崇禎十四年(1641)貫華堂刊蘇州金聖嘆評點刪定本《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出版,成為有清一代最風行的本子。《西遊記》作者吳承恩,南直淮安人,曾讀書南京,其最早與最佳刊本,即萬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此外如袁於令題辭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汪象旭刊《西遊證道書》、金陵世德堂刊《西遊真詮》,亦《西遊記》重要版本。《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是否南蘭陵人有待確證,但首先披露該書抄本消息者袁宏道,萬曆二十四年(1596)在吳縣縣令任上,其消息來源,則得之於松江華亭人董其昌;該書之首印本萬曆四十五年(1617)《新刻金瓶梅詞話》,一般認為刻於蘇州;《新刻繡像批評原本金瓶梅》刻於杭州;張竹坡評刊《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為有清一代最流行的版本,其與南京、揚州、蘇州關係甚密。蘇州馮夢龍編輯「三言」、編撰《新列國志》,其「三言」之原刊本:蘇州天許齋刊《古今小說》,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蘇州葉敬池刊《醒世恆言》,均出之於江南。湖州凌濛初編寫「兩拍」,其原刊本蘇州尚友堂刊《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均在江南。江南杭州陸人龍編寫《型世言》,杭州周楫編寫《西湖二集》,湖州董說編寫《西遊補》,金華李漁在杭州編寫小說《無聲戲》、《十二樓》。文言小說巔峰之作《聊齋志異》的最早刻本,為杭州鮑廷博初刻青柯亭本。《醒世姻緣傳》「傳自武林,取正白下」(東嶺學道人識語),最早在江南流傳刻印。吳敬梓在南京創作《儒林外史》。《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其「秦淮風月」和「揚州舊夢」的生活經歷與體驗,為其小說創作的重要基礎。該書成一百二十回全帙,蘇州人程偉元居功甚偉。李汝珍《鏡花緣》初刻於蘇州。晚清「四大譴責小說」均首刊於上海。其例甚多,不勝枚舉。謂江南為通俗小說的生產中心,絕非虛譽。

明清江南不僅是小說商品的生產中心,亦為其消費中心。明人趙琦美《酉陽雜俎序》中說:「吳中纏市鬧處,輒有書籍列入檐蔀下,謂之書攤子,所鬻者悉小說、門事、唱本之類。」這是在鬧市處擺設書攤,販賣大眾通俗讀物。胡應麟云:「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涌金門之內,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余,則徙於岳墳,遊人漸眾也。……自餘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此乃據時節變化,在熱鬧處設攤,以便讀者。江南書賈不僅生產小說售賣,還從外地書商手中換取未刊之書銷售,如道光十八年(1838)江蘇按察使裕謙告諭中說:「訪聞蘇城坊肆,每將各種淫書翻刻市買,並與外來書賈私行兌換銷售,及鈔傳出賃,希圖射利。」這充分反映出江南有著廣闊的消費市場。

小說抄本在江南的流行,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其在江南受歡迎的程度。成化年間崑山葉盛《水東日記》中載:「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蓄而人有之。痴駿婦女,尤所酷好。」江南小說抄本的存在由來已久。據錢希言說:「武宗南幸,夜忽傳旨,取《金統殘唐記》善本。中官重價購之肆中,一部售價五十金。」此重價所購之《金統殘唐記》善本,必然也是江南書肆中抄本。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評說:(《三國志演義》)「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如此「爭相謄錄」,抄本流傳,自然包括了序作者生活的江南地區。《金瓶梅》早期抄本流傳,也集中於江南文人圈(或當時身在江南的文人),如華亭徐階、董其昌,浙江鄞縣屠本畯、薛岡,浙江秀水沈德符、沈伯遠,蘇州馮夢龍,以及在江南任職的袁宏道、謝肇淛、馬仲良等,都參與了《金瓶梅》的抄本傳播。吳敬梓死後十餘年,其友人程晉芳撰《文木先生傳》云:「又仿唐人小說為《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士爭傳之。」《儒林外史》早期抄本流傳階段,吳敬梓生前所在地南京及其周圍,是主要的區域;同治、光緒年間,上海以黃小田為先驅,張文虎為中心,還曾經形成了一個研讀《儒林外史》的「沙龍」(11)。這都是小說抄本流傳江南的記載。

清人鄭光祖《銷書可慨》中說:「偶於書攤見有書賈記數一冊,雲是歲所銷之書,《致富奇書》若干,《紅樓夢》、《金瓶梅》、《水滸》、《西廂》等書稱是,其餘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數。」(12)由此圖書銷售排行,亦可見出當時暢銷書之一斑。清刊《功過格》中說:「江南有書賈稽留者,積本三十金,每刻小說及春宮圖像,人多勸止之,不聽,以為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13)此條內容又見《文昌帝君天戒錄蓮池大師注》中,均印證了鄭光祖的說法,反映了小說在彼時彼地之暢銷。清李必恆《濫刻》云:「紛紜逮百家,媟褻至稗官,奸賈競牟利,各各爭雕鐫。此事江南盛,此風吳會繁,薰蕕誰能判,梨棗亦何冤,真堪剡溪吊,翻思瀛秦燔。」(14)清陸文衡《鑒戒》中說:「吳門有慣造小說者,無影之事,平空構撰,務極淫穢,無非迷惑狂徒,爭先購買,為取利計,而實傷風敗化之尤也。」(15)晚清丁日昌《札飭禁毀淫詞小說》「札蘇州、江寧兩藩司並各府州縣」稱:「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又其《山陽縣稟遵飭查禁淫書並呈示稿及收買書目由》言收繳此等圖書及書板,「上元等縣續報搜索八百餘部,並板片等件,今山陽又復繼之,蘇、常各屬,報繳尤多,或數千數百部不等」(16)。這些記載,都說明小說在江南社會有著巨大的盈利空間,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江南小說文化的繁榮景象。

江南小說消費中心的形成,與明代中期以後該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消費能力的提升,商業化的加劇,大眾娛樂休閑文化思潮的崛起,有著直接的關係。

二、明清江南戲曲曲藝中的小說故事傳播

中國傳統戲曲是綜合性的舞台表演藝術。劇作家宋詞先生《一代伶傑——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說周信芳的表演藝術:「京劇的程式似乎被他化掉了,還原於生活真實,卻又展現出唱、做、念、打高度完美的功力和技巧,技巧融入人物的感情、血肉、靈魂中,爆發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周是精通程式,不受制約,可以駕馭程式的藝術家。」(17)這對於我們認識經典劇目之所以常演不衰,以及傳統戲曲常常據舊有素材改編的特點,富有啟示。作為表演藝術,劇本敷演的故事,遠不如其表演技藝之重要。換言之,觀眾首先是欣賞演員的表演,其次才是接受其故事。人所熟知的經典故事,更適宜於演員施展其表演的功夫。

古代小說作品,是古代戲曲據以改編的重要素材領域。在戲劇藝術十分繁榮的明清江南,劇作家們據小說以編寫劇本,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以白話小說之被改編為例,如紀振倫據《三國志演義》編寫傳奇《七勝記》(以下凡傳奇者不另注);許自昌據《水滸傳》編寫《水滸記》;汪廷訥據《七國春秋平話前集》編寫《七國記》;凌濛初據《水滸傳》編寫《宋公明鬧元宵》雜劇;傅一臣據「兩拍」有關作品編寫《鈿盒奇姻》、《蟾蜍佳偶》、《死生冤報》、《人鬼夫妻》、《義妾存孤》、《賢翁激婿》、《錯調合璧》、《智賺還珠》、《沒頭疑案》、《賣情扎囤》、《買笑局金》雜劇;沈璟據「兩拍」編寫《博笑記》之《巫舉人痴心得妾》、《賣臉客擒妖得婦》,據《幻影》編寫《惡少年誤鬻妻室》,據《水滸傳》編寫《義俠記》;沈自晉據《醒世恆言》編寫《望湖亭》,據《水滸傳》編寫《翠屏山》;謝國、陳一球各據《警世通言》編寫《蝴蝶夢》;李素甫據《水滸傳》編寫《元宵鬧》;鄒玉卿據《三國志演義》編寫《青虹嘯》,據《拍案驚奇》編寫《雙螭璧》;範文若據《古今小說》編寫《鴛鴦棒》;張琦據《禪真逸史》編寫《靈犀錦》;路迪據《醒世恆言》編寫《鴛鴦絛》;許恆據《醒世恆言》編寫《二奇緣》;夏基等據《二刻拍案驚奇》編寫《撮盒圓》;范希哲據《三國志演義》編寫《補天記》,據《水滸傳》編寫《偷甲記》,據《載花船》編寫《鴛鴦帕》,據《逢人笑》編寫《雙錘記》;曹寅據《三國志演義》編寫《續琵琶》;南山逸史據《三國志演義》編寫雜劇《中郎女》,據《古今小說》編寫雜劇《翠鈿緣》,據《醒世恆言》編寫雜劇《長公妹》;邱園據《水滸傳》編寫《虎囊彈》;史集之據《水滸傳》編寫《清風寨》;張大復據《西遊記》編寫《釣魚船》、《芭蕉井》,據《古今小說》編寫《金剛風》,據《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編寫《醉菩提》;張照據《西遊記》編寫《昇平寶筏》;劉百章據《封神演義》編寫《摘星樓》及雜劇《翻天印》,據《說唐演義》編寫《瓦崗寨》;鄭小白據《金瓶梅詞話》及《水滸傳》編寫《金瓶梅》;李玉據《古今小說》編寫《太平錢》,據《警世通言》編寫《人獸關》,據《警世通言》編寫《風雲會》,據《醒世恆言》編寫《占花魁》,據《醒世恆言》編寫《眉山秀》,據《隋史遺文》編寫《麒麟閣》;朱素臣據《醒世恆言》編寫《十五貫》;徐石麒據《古今小說》編寫雜劇《大轉輪》,據《警世通言》編寫雜劇《買花錢》,據《玉嬌梨》編寫《珊瑚鞭》;李漁將個人小說四種分別改編為傳奇;沈君謨據《人中畫》編寫《風流配》;夏秉衡據《警世通言》編寫《八寶箱》,據《金雲翹傳》編寫《雙翠圓》;黃圖珌據《警世通言》編寫《雷峰塔》;畢魏據《警世通言》編寫《三報恩》;董達章據《醒世恆言》編寫《琵琶俠》;李斗據《金瓶梅詞話》編寫《奇酸記》;謝宗錫據《拍案驚奇》編寫《玉樓春》;葉稚斐據《殘唐五代史演義》編寫《英雄概》,據《金雲翹傳》編寫《琥珀匙》;陳二白據李漁《無聲戲》編寫《雙冠誥》,據《人中畫》編寫《稱人心》;周稚廉據《無聲戲》編寫《元寶媒》;劉熙堂據《紅樓夢》編寫《遊仙夢》;萬榮恩據《紅樓夢》編寫《醒石緣》;吳蘭征據《紅樓夢》編寫《絳蘅秋》;石蘊玉據《紅樓夢》編寫《紅樓夢》;陳鍾麟據《紅樓夢》編寫《紅樓夢傳奇》;徐子冀據《紅樓夢》編寫《鴛鴦劍》;嚴保庸據《紅樓夢》編寫《紅樓新曲》;李應桂據《好逑傳》編寫《小河洲》,據《春柳鶯》編寫《梅花詩》;高奕據《好逑傳》編寫《雙奇俠》;汪柱據《人中畫》編寫《詩扇記》;張瀾據《載花船》編寫《萬花台》;石琰據《錦香亭》編寫《錦香亭》,據《二度梅全傳》編寫《兩度梅》;周書據《情夢柝》編寫《魚水緣》;朱夰據《平山冷燕》編寫《玉尺樓》;顧彩據《平妖傳》編寫《如意冊》;周淦據《薛仁貴徵東》編寫《定天山》;石子斐據《楊家將演義》編寫《正昭陽》。

由上所列舉可知,被戲曲改編次數最多的小說,首先是一些深受大眾喜愛的名著,如《水滸傳》、《紅樓夢》、《三國志演義》、「三言兩拍」等;其次,世情題材如《無聲戲》、《十二樓》、《金瓶梅詞話》、《幻影》、《玉嬌梨》、《人中畫》、《金雲翹傳》、《好逑傳》、《載花船》、《錦香亭》、《情夢柝》、《平山冷燕》、《紅樓夢》;歷史演義與英雄傳奇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七國春秋平話前集》、《說唐演義》、《隋史遺文》、《殘唐五代史演義》、《薛仁貴徵東》、《楊家將演義》、《二度梅全傳》;神魔題材如《平妖傳》、《西遊記》、《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封神演義》、《禪真逸史》等,為劇作家所關注的焦點內容。熱門題材是大眾藝術的必然選擇。將小說故事演之氍毹,反過來也擴大了小說的影響,為小說開拓了市場,進一步促進了小說創作與出版的繁榮。

明清江南曲藝中,小說故事也是重要的取材內容,所謂「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18);「評話盛於江南……郡中稱絕技者:吳天緒《三國志》、徐廣如《東漢》、王德山《水滸記》、高晉公《五美圖》、浦天玉《清風閘》、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惡圖》、顧進章《靖難故事》、鄒必顯《飛駝傳》、慌陳四《揚州話》,皆獨步一時」(19);「平話一流,已見宋人小說中,此技獨盛於蘇。業此者多常熟人……所說如《水滸傳》、《西遊》、《鐵冠圖》之類,曰大書」(20);「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21);張岱《陶庵夢憶》卷四《不系園》載:「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清初李延罡《南吳舊話錄》卷二一《寄託部·莫後光》載:「莫後光三伏時每寓蕭寺,說《西遊》、《水滸》,聽者嘗數百人,雖炎蒸爍石,而人人忘倦,絕無揮汗者。」李斗《揚州畫舫錄》載:「大鼓書始於漁鼓簡板說孫猴子。」(22)在在都說明了曲藝與小說故事的關係。

清人金連凱《靈台小補》中說:「余平生最惡,莫甚梨園。……專心留意,無非《掃北》;熟讀牢記,儘是《征西》。《封神榜》刻刻追求,《平妖傳》時時讚羨。《三國志》上慢忠義,《水滸傳》下誘強梁……此觀劇之患也。」(23)晚清署名箸夫《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戲本為先》談舊本戲曲:「其所扮演者,多取材於說部稗史,綜其大要,不外寇盜、神怪、男女數端。」(24)徐珂《清稗類鈔》談「徽調戲」:「其時徽班……每日亭午必演《三國》、《水滸》諸劇。」又論戲劇情節:其原本全出於《列國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演義》諸書」(25)。諸多論說,足證戲曲之改編小說故事,乃普遍的現象,已然成為一種傳統。

三、明清江南社會生活中的小說文化元素

晚明以後,江南小說消費之崛起與小說閱讀的流行,戲曲曲藝之多取材於小說故事,均反映出小說在江南社會的深入人心,豐富的小說元素成為江南社會生活的有機構成部分,則進一步昭示,明清江南小說文化通過對該地域人們思想觀念的滲透與潛移默化,所產生的深刻社會影響。

1.小說與遊藝民俗

遊藝民俗是流行於民間,為百姓喜聞樂見、自發參與,有著廣泛群眾基礎的文化娛樂活動,反映了最具有代表性意義的社會文化心理。江南遊藝中的小說元素,表現了江南民眾對於小說文化的普遍認同與接受。

明人陸容《菽園雜記》卷十四載:「鬥葉子之戲,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豎,皆能之。……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渾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王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張橫,九萬貫插翅虎雷橫,八萬貫急先鋒索超,七萬貫霹靂火秦明,六萬貫渾江龍李海,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小旋風柴進,三萬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華榮,一萬貫浪子燕青。」潘之恆《葉子譜》云:「葉子始於崑山,用《水滸》中人名為角觝戲耳。」(26)錢希言《葉子戲》云:「葉子戲……近又有馬吊之名……皆《水滸傳》中人,故余嘗戲呼戲者曰宋江班。」(27)徐復祚《紙牌》云:「又問:『今崑山紙牌,必一一綴以宋江諸人名,亦有說歟?』曰:『吾不知其故。或是市井中人所見所聞所樂道者,止江等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恐未有深意。』」(28)關於水滸葉子,記載甚夥,不復贅引。崑山興起的鬥葉子為什麼以《水滸》人物編製,徐復祚所說的「市井中人所見所聞所樂道者,止江等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婦孺皆知,喜聞樂道,乃其原因。

清無錫人俞敦培《酒令叢鈔》卷二《四書貫水滸人名令》、《名賢故事令》、《尋唐僧令》分別以《水滸》、《三國》、《西遊》人物故事為酒令,應當是在其家鄉江南一帶非常流行的娛樂遊戲,而小說元素成為江南日常生活組成部分,足見其影響的廣度與深度。

2.小說與民俗信仰

民俗信仰即民間信仰,是歷史形成的民眾神靈崇拜觀念和儀式制度,「神靈信仰與鬼靈信仰的區別在於人們信仰態度的差異,前者大都被恭敬與虔誠地奉為正神,乞求神靈福佑;後者人們一般將其視為怪邪進行迴避與禳除,以祛災無禍」(29)。

在明清江南,諸多小說人物成為民俗信仰中的神祇,如清人陸次雲《湖堧雜記》載杭州「涌金門金華將軍,人以為即張順歸神」(30);梁紹壬《兩般秋雨酓隨筆》載:「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遷祠,凡行竊者祀之。……涌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31)華亭顧祿《清嘉錄》載:「夜分易門神。俗畫秦叔寶、尉遲敬德之像,彩印於紙,小戶貼之。」(32)

張岱《陶庵夢憶》中還記載其家鄉以《水滸傳》人物祈雨事:「壬申七月,村村禱雨,日日扮潮神海鬼,爭唾之。余里中扮《水滸》。……季祖南華老人喃喃怪問余曰:『《水滸》與禱雨有何義味?近余山盜起,迎盜何為耶?』余俯首思之,果誕而無謂。徐應之曰:『有之。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書「奉旨招安」者二,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二,前導之。』觀者歡喜讚歎,老人亦匿笑而去。」(33)以小說人物為神靈,或祭祀求福,或祈雨禳旱,可見江南民間對於小說的高度認同並影響及于思想靈魂。

3.小說與人物品鑒

如眾周知,天啟年間,魏忠賢閹黨為打擊東林勢力,以《水滸傳》人物綽號造《東林點將錄》,有「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二員: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二員:天機星智多星左諭德繆昌期,天閑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34)諸說,值得關注的是,此《點將錄》之作者,為浙江歸安人韓敬。

如果說以《水滸》人物品鑒東林,是為達逞其誣良為盜,造莫須有之罪名,那麼,乾隆朝詩人,江南舒位撰《乾嘉詩壇點將錄》,則是一種不無自得自許的行為。其《點將錄》稱:「詩壇都頭領三員:托塔天王沈歸愚德潛、及時雨袁簡齋枚、玉麒麟畢秋帆沅;掌管詩壇頭領二員:智多星錢籜石載、入雲龍王蘭泉昶;參贊詩壇頭領一員:神機軍師法梧門式善;掌管詩壇錢糧頭領一員:小旋風阮雲台元;馬軍總頭領三員:大刀手蔣心餘士銓、豹子頭胡稚威天游、霹靂火趙甌北翼;馬軍正頭領十四員:雙槍將邵夢餘無恙、雙鞭蕭子山掄、沒羽箭舒鐵雲位……」(35)

從江南歸安韓敬造《東林點將錄》,到舒位撰《乾嘉詩壇點將錄》,目的不同,其以小說內容品鑒現實人物的做法則一,此頗能說明小說在江南具體影響的演嬗進程及其深入的程度。

4.小說與社會時尚

前揭丁日昌「札蘇州、江寧兩藩司並各府州縣」雲「《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楊懋建《夢華瑣簿》記陳森《品花寶鑒》雲「此體自元人《水滸傳》、《西遊記》始,繼之以《三國志演義》,至今家弦戶誦,蓋以其通俗易曉,市井細人多樂之」(36);昭槤《嘯亭續錄》云:「自金聖嘆好批小說,以為其文法畢具,逼肖龍門。故世之續編者,汗牛充棟,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為把玩。」(37)這些記載,均反映了小說在清代社會的風行。《紅樓夢》出世,更是風靡一時。毛慶臻《一亭考古雜記》云:「乾隆八旬盛典後,京板《紅樓夢》流衍江浙,每部數十金。」(38)蘇州吳雲在嘉慶十五年(1810)為《從心錄》題詞云:「二十年來,士夫幾於家有《紅樓夢》一書,仆心弗善也。」(39)會稽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更明確揭示了晚清江南的一個小說閱讀現象:《紅樓夢》「甫出即名噪一時,至今百餘年,風流不絕,群屐少年以不知此書者為不韻」(40)。以讀《紅樓夢》為時尚,以不知此書者為失風雅,恰透露出一種觀念上的變革。

小說之影響江南社會,最根本的還是一種思想觀念上的滲透與潛移默化,以及由此導致整個社會風氣的轉移,並進而危及專制統治政權。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頒布的禁毀令中說明了禁毀小說的原因:「《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為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為盜案姦情,紛歧疊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為功,奸盜詐偽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為表裡。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閒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毀,流毒伊於胡底。」(41)丁日昌強調了四點內容:其一,小說之類,流傳甚廣,影響面很大;其二,此等書內容上敘寫綠林豪俠、男女戀情,誨淫誨盜;其三,此等書導引了風俗人心的變易;其四,當下社會動蕩不安、兵戈擾攘,與此等書之潛移默化,影響風俗人心,有直接關係。

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小說禁毀有四次: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蘇松太道周氏應吳縣廩生陳龍甲等呈請,禁毀「淫書」116種;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地方官員仿效江蘇,在省城收買、銷毀「淫詞小說」120種;同治七年(1868)江蘇巡撫丁日昌禁毀「淫詞小說」122種;光緒十六年(1890)江南蘇州等處承宣布政使黃彭年禁毀「淫詞小說」112種(42),均在江南,這應該不是一個巧合,反映了小說在江南最盛,及其對江南社會產生的影響最烈。

邱煒萲《小說與民智關係》一文中說:「夫小說有絕大隱力焉,即以吾華舊俗論,余向謂自《西廂記》出,而世慕為偷情私合之才子佳人多;自《水滸傳》出,而世慕為殺人尋仇之英雄好漢多;自《三國演義》出,而世慕為拜盟歃血之兄弟,斬木揭竿之軍師多。是以對下等人說法,法語巽語,毋寧廣為傳奇小說語。巍巍武廟,奕奕文昌,稽其出典,多沿小說,而黎民信之,士夫忽之,祀典從之,朝廷信之,肇端甚微,終成鐵案。若今年庚子五六月拳黨之爭,牽動國政,及於外交,其始舉國騷然,神怪之說,支離莫究,尤《西遊記》、《封神傳》絕大隱力之發見矣。而其弊足以毒害吾國家,可不慎哉!」(43)所論未免張皇其辭,但在教育普及程度不高的時代,通俗小說、戲曲演出,以及曲藝表演等,其對於社會的啟蒙影響力量絕對不可以低估。自由愛情與父母之命相悖,揭竿起義與君臣倫理相左,小說內容中與封建專制及倫理道德違背的內容,有著大眾民主啟蒙的意義,直接影響到專制制度的存在。而明清時期江南社會的思想觀念,之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顯得更為開放自由,與其大眾文化(特別是小說文化)的發達,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關係。

注釋: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前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頁。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三《辯證類》,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頁。

(18)[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卷二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韓]金文京《三國演義的世界》,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80-181頁。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93頁。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頁。

[清]余治《得一錄》卷十一之一,光緒乙酉寶善堂重刻本。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二十一《小說戲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錢希言《桐薪》卷三《金統殘唐記》,明萬曆二十八年刊《松樞十九山》本。

(11)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頁。

(12)[清]鄭光祖《一斑錄雜述》卷四,道光二十五年青玉山房刊本。

(13)[清]同治六年重鐫《彙纂功過格》卷七《與人格勸化》,轉引自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頁。

(14)[清]李必恆《樗巢詩選》卷二,嘉慶十四年夏氏半舫齋刻本。

(15)[清]陸文衡《嗇庵隨筆》卷五《鑒戒》,光緒二十三年石印本。

(16)(41)[清]丁日昌《撫吳公牘》卷一、卷七,卷一,光緒丁丑年林達泉校刊本。

(17)宋詞《我的歌台文壇》,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頁。

(19)(22)[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虹橋錄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57-258、258頁。

(20)轉引自譚正璧、譚尋輯《評彈通考·論「評彈」》,中國曲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頁。

(21)(26)[明]錢希言《戲瑕》卷一、卷二,叢書集成新編本。

(23)[清]金連凱《靈台小補》,道光原刊本。

(24)見《芝罘報》第七期,光緒三十一年刊印。

(25)徐珂《清稗類鈔》卷七十八《戲劇類》,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161頁。

(27)[明]潘之恆《葉子譜》,《說郛續編》本。

(28)[明]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紙牌》,轉引自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彙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第504頁。

(29)蕭放等《中國民俗史》(明清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頁。

(30)[清]陸次雲《湖堧雜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康熙二十二年宛羽齋刻陸雲氏雜著本。

(31)[清]梁紹壬《兩般秋雨酓隨筆》卷一《世俗誕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道光十七年汪氏振綺堂刻本。

(32)[清]顧祿《清嘉錄》卷十二《門神》,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233頁。

(33)[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七《及時雨》,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14頁。

(34)[明]文秉《先撥志始》,叢書集成初編本。

(35)[清]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光緒丁未九月長沙葉氏刊本。

(36)[清]楊懋建《夢華瑣簿》,張次溪編纂《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北平邃雅齋書店1934年版。

(37)[清]昭槤《嘯亭續錄》卷二《小說》,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抄本。

(38)[清]毛慶臻《一事考古雜記》,光緒十七年石印本。

(39)[清]潘炤《從心錄》卷首,嘉慶小百尺樓刊本。

(40)[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庚集下,商務印書館1936年影印本。

(42)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第六章《古代通俗小說書目的特殊存在方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9頁。

(43)邱煒萲《小說與民智關係》,轉引自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客雲廬小說話卷三》,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11-4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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