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歐陸大學哲學系的風格差別太大了！

緊密的共同體和多元的思想廣場

比較俄亥俄州立大學哲學系

和維也納大學哲學系

武小西（WU Xiaoxi）

（維也納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轉自：清華西方哲學研究

哲學園鳴謝

在一個純粹的分析哲學系受幾年訓練，再到一個選題自由度稍大的地方做博士論文，也算比較幸運的經歷了。俄亥俄州立大學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哲學系，系裡保持著排他的分析哲學傳統，當代哲學的各個核心領域，形而上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認識論等等，都分別有兩三個教授，有人退休或跳槽，便立即招聘新人來填上。除了這些當代核心領域，早期現代哲學也是系裡一直很突出的強項。在純粹分析哲學傳統里，哲學和哲學史時常被看作兩個不同的學科，前者以問題為核心，局限在非常前沿的文獻格局裡；後者則因為前人不同於現在的術語習慣和闡釋導向，常常被硬核派分析哲學家看作是不同於「哲學」的另一件事。但英國經驗論很符合英語哲學圈的普遍氣質，所以，研究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的學者的授課幾乎沒有阻力，學生接受得很順利，他們的話語模式也很容易和研究當代哲學的教授進行對話，在各種講座和討論會上，從事英國經驗論的哲學史研究者（比如Lisa Downing）經常會參與當代話題的問答環節，反之亦然。而研究歐陸理性傳統的教授就不一樣了。

出於學科設置的考慮，系裡儘管有著強烈的經驗主義傾向和當代哲學導向，也必須配上一個研究康德哲學的教授和古希臘哲學研究者，因為這是哲學從業者的基礎、必備知識。系裡很多研究生，都是出於某種「義務感」去選關於柏拉圖和康德的討論班，唉聲嘆氣地認為這是「不得不」經歷的一道程序。比如講授《純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哲學家（Lisa Shabel），在研究生討論班半開玩笑地說，「我知道你們都來自休謨，不樂意接受康德。但既然來了，不妨盡量嘗試，爭取同情地理解康德，好不？」而一位硬核派分析哲學家（Robert Kraut）對康德的態度則是，「需要有種宗教般不加反思的迷信，才能讀得下去康德」。

柏拉圖的待遇顯然不會比康德更好，研究生選修柏拉圖討論班時，幾乎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柏拉圖局部的論證上，他們會用形式邏輯，清晰地翻譯出一個個論證，然後滿臉疑惑地問教授：都是些很糟的論證呀。教授（Allan Silverman）只好迂迴地說：「不妨這麼想，柏拉圖的智力水平一定不會低於我們，但他仍然寫下這些論證，不妨想一想，他為什麼要這麼做？」那位研究當代形而上學的博士生倒也謙虛，接下來也樂意聽課並積极參与討論。

但維也納大學哲學系是另一回事。各路哲學傳統都有一席之地，古代哲學、德國古典哲學、現象學、美學，同樣也有直接和英美風格接軌的實踐哲學、社會本體論、政治哲學、（應用）倫理學、科學哲學和邏輯學等等。教授們來自各個國家，很多課程和研討班都是英語，比如前年來到維也納的兩位教授：從Durham大學來的英國人Matthew Ratcliffe，從現象學出發研究情感和精神病學；和研究機器人倫理學的比利時人Mark Coeckelbergh，他的教席是傳媒與技術哲學。還有無比國際化的德國人Martin Kusch教授，研究科學哲學和知識社會學，之前一直在劍橋任教，習慣了盎格魯-薩克遜人的熱情，時常對德語國家的學者之間的刻板和苛責感到不滿，「英語國家的同事總會拍著肩膀笑著鼓勵彼此，而德語國家的同事認為，板著臉批評你，已經是非常給面子了」（請當玩笑來聽）。當然，非常堅持德語傳統的教授也不少，比如研究康德和費希特的德國人Violetta Waibel教授，大概便是Kusch所說的典型的老派冷臉學者。不過因為領域不同，Kusch和Waibel沒有什麼學術上的探討，所以，Kusch的小抱怨並非針對她。

於是就來到了另一個問題，即這種多元化的學術氛圍。對於學生，尤其是本科生來說，是極好的，因為可以在學業之初，接觸到哲學的豐富性和研究方向的各種可能，是一個非常能夠激發人的學習和探索熱情的思想集市或廣場。但潛在的弊端在於，教授之間的思想性交流並不太多，有時甚至讓人覺得，這些分別頗有建樹的學者，似乎只是碰巧出現在同一個系樓里。他們組織學術會議，邀請各自領域的知名學者來講座，但他們似乎並無參加別的教授組織的學術活動的習慣或精力。

這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哲學系——或者一般的美國大學的哲學系——非常不同。俄亥俄州立大學哲學系通常都是集體活動，所有教授和研究生，都參加講座（以及party、新生兒洗禮等等），無論是關於哪個哲學子領域的報告（對此，也有人開玩笑說，這是因為分析哲學的套路是形式而普適的，換句話說，即並不深入不同問題本身獨有的脈絡和紋理）。他們大都積極提問並參與討論，閱讀彼此的手稿並給出建議，實質性的互動很多，形成一個非常緊密的學術共同體。而維也納大學哲學系，大概因為自身非常多元而龐大，於是內部分成了很多小共同體，通常是講席教授和他或她的助理教授、博士生、訪問學者等等組成一個小共同體，因為大家的關注點和背景相似，所以討論彼此的論文和構想也更加有效。

維也納大學的國際化傾向主要體現在制度和語言上。在制度方面，系裡這幾年進行了改革，追求客觀公開的評審制度。比如博士生培養，從前主要是導師說了算，有可能出現導師做好人，不合格的論文也能畢業的情況。但在新制度下，博士生的開題答辯，需要系裡其他教授投票通過，自己的導師沒有投票權。博士論文的審核也必須由兩位校外專家評定，導師和系裡的專家都無評審權。所以導師的作用在於，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進行幫助指導。系裡鼓勵博士生外出開會，多角度了解領域現狀，也對自己的博士論文的潛在評審人的期望標準做到心中有數。

國際化傾向的另一個體現，則是語言。德語國家的哲學研究正處於和英語學術圈的對焦狀態。除了部分研究德國古典哲學和老式解釋學的教授，其他不做哲學史的學者，大都主動或被動地向英美哲學圈靠近。主動，是因為用英語寫作會有更多讀者，可以獲得更多反饋，也能更廣闊地自己的影響力，比如在英語期刊上發表文章，在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作品，很為他們的職位增色。被動，則是因為，當很多同事開始展現出用英語做學問的優勢時，你不這麼做，似乎顯得被甩在了後面。也有些迫不得已吧，畢竟，很多在意語言的學者，非常懷念用母語表述的貼切和自如。比如我的導師Hans Bernhard Schmid，這些年幾乎所有的文章都是用英語寫的，組織的會議和工作坊也都是英語。儘管他的英語非常棒，但很多德語學者都對他美妙的德語文筆懷念不已。另外，英語論文的寫作風格也不用於德語論文。所以，改用英語寫作，並不僅僅是語言的事，同時也意味著運思方式和傾向的調整和改變。

並非所有對這種國際化、英語化持有疑慮的學者，都來自德國古典傳統。按說，研究邏輯學、數理哲學的教授，應該最支持英語化，畢竟，邏輯語言的抽象化最抽離於自然語言。但事實並非如此，比如研究邏輯學，擁有數學和哲學雙博士學位的Esther Ramharter教授，便對系裡的國際化現狀和傾向持保留態度。這些年很多作品都是用英語寫就的現象學家Sophie Loidolt，來自維也納世家，她認為系裡現在沒有多少教授來自維也納或奧地利，是件挺讓人遺憾的事。

但怎麼辦呢，奧地利並不是一個大國，維也納大學則是歷史悠久的名校，為了保持高質量的教授水平，似乎無從避免地需要從其他國家吸納人才。為此，Georg Winckler校長（1999年到2011年，之前是國民經濟學教授，卸任之後在歐盟研究委員會做顧問）在相對保守的奧地利做出了開放校門，從全歐洲吸納人才的決定。現在維也納大學哲學系的講席教授，似乎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奧地利人了，比如研究實踐哲學的Herlinde Pauer-Studer教授。就在上個月，她第二次獲得ERC(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歐洲研究委員會)獎金，幾百萬歐元，研究規範性的扭曲（Distortions of Normativity），比如納粹期間的道德和法律。她也成了系裡唯一一個兩次獲得ERC巨額研究經費的教授。

我所在的研究組，每年都組織兩周一次的「社會本體論工作坊」。去年來參加的訪問學者，來自德國、巴西和義大利，只有組織者是奧地利人，Gerhard Thonhauser，他去年博士畢業之後，被當時的奧地利總統Heinz Fischer授予學術榮譽戒指，全奧地利只有四人獲此殊榮。今年「社會本體論工作坊」的組織者，則是初來乍到的荷蘭小伙；參加的訪問學者來自捷克和塞爾維亞；教授是瑞士人，助理教授是德國人，而我，來自中國。沒有一個奧地利人，在奧地利這個典雅而保守的國家，開放而精彩的大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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