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院的藏書與刻書

書院教育是我國古代的一種私人教育形式，藏書與刻書構成書院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本文闡述了二者間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辯證關係。

「書院」一詞，源於唐朝。作為一種歷時千餘載的獨特教育機構，它萌芽於唐，興盛於宋，延續於元，全面普及於明清。起始時作為官方設立的書院，其主要職責是「掌刊輯古今之經籍」。至宋代，書院演變為我國民間聚徒講學的一種教學組織。據有關資料統計，我國歷代書院總數當在六千六百所以上。

書院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學問，培養人才，傳播知識，而與此相關的書院藏書與刻書活動，在中國出版史中亦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文以載道」，研究學問、培養人才、傳播知識須臾離不開圖書。有鑒於此，我國古代書院，特別是著名的書院，大都建有藏書樓，擁有豐富的藏書。例如，宋代書院著名的藏書樓計有：嵩陽書院藏書樓，嶽麓書院御書閣，鶴山書院尊經閣，麗澤書院遺書閣，溪山書院崇文閣，白鹿洞書院雲章閣，扎溪書院明經閣，龍山書院六經樓等。至清代，書院藏書受到普遍重視，凡建書院即謀藏書，因此，各地書院都創建了名目繁多的藏書處所，收藏經史百家之書，以為師生研習講誦之資。

追根溯源，書院的藏書來源大致有四。

一是御賜，歷朝皇帝經常賜書給書院。宋初四大書院中，就有白鹿洞、嵩陽、嶽麓三大書院得過皇帝的賜書。白鹿洞書院得書的時間最早，在太平興國二年（977年），當時應江州知州周述之請，宋太宗趙光義將國子監所印《詩》《書》《易》《禮記》《儀禮》《周禮》《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儒家九經賜給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在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得到皇帝所賜的印本九經。嶽麓書院在宋初也兩度得到皇帝賜書。第一次是在咸平四年（1001年），應潭州知州李允則之請，宋真宗賜國子監諸經釋文、義疏及《史記》《玉篇》《唐韻》等書，藏之書樓。第二次是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其時山長周式以「學行兼善」，辦學頗有建樹而受到宋真宗的召見，並被任命為國子監主簿。周式堅請回山教授，乃賜給內府中秘書、鞍馬，並御書「嶽麓書院」匾額，以示彰顯。

二是社會賢達、文人墨客常有對書院贈書之舉。《碑傳集》卷十七載：張伯行「建鰲峰書院以祀宋五先生，廣置學舍百二十間於會城，俾有志正學者肄業，出家所藏書千卷，充牣其中，又廣搜先儒文集遺書，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興，理學復明」。該書卷一百十一載：李兆元「聞耿逸庵倡學嵩陽書院，君命子瀚往問策，復購書送藏書樓」。《續碑傳集》卷二十五載：胡林翼「為箴言書院，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該書卷二十一載：湖南巡撫李堯棟「以公幣五百緡（一千文為一緡）購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士子」。

三是書院自刊書籍。如江陰南菁書院曾專設書局刊印圖書。王先謙《自定年譜》卷中，有光緒十二年（1886年）正月的《奏報歲試五屬情形及設局刊書事宜》一文，其中提到：「臣昔於阮元所刊經解外，搜采說經之書，為數頗多。抵任後，以蘇省尤人文薈萃之區，檄學官於儒門舊族，留心搜訪，時有採獲，共得近二百種，都一千數百卷，類皆發明經義，為學者亟應研究之書。稔知寧、蘇兩書局，近來經費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於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刊，曾函知督撫臣在案。臣已捐銀一千兩鳩工繕寫。」南菁書院刻有《續皇清經解》和《南菁書院叢書》，都是重要的解經和考訂經書的著作。實際上，書院刊書除備以自用、擴充院藏的目的外，正如下文將要談到的，它在保存典籍、傳承文化、傳播知識等方面亦發揮了不可或缺的功用，書院刻書已然構成了我國古代圖書出版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四是在社會上採購書籍。有些書院地處僻壤，藏書來源受限，就派人到社會上求購書籍。元代的四川草堂書院藏書甚豐，究其圖書來源，《草堂書院藏書銘》記曰：「蜀都阻於一隅，去之萬里，孰雲能阻，稽於版籍，詢於文獻，北燕南越，西陝東吳，有刻則售，有本則書，仆輸肩赬，車遞中汗，厥數惟何？廿有七萬，載之以舟，入於蜀江……」另據《碑傳集》卷七十一載：馮光裕「喜讀書，好禮士大夫，篤交誼，葺貴山書院，取諸生文行優者肄業其中，僻遠，無從得書，遣官之江南，購經史群籍數千卷，俾縱讀之」。《續碑傳集》卷二十八載：黎培敬，視學貴州，葺諸書院，「以邊隅貧僻為廣購經籍，逮牧令律例醫藥之書，罔不畢備」。同上書卷二十八載：廣東巡撫馬丕瑤，在他巡撫廣西時，「兵燹後文籍蕩然，奏刊有用書，並請各省局官書藏書院中，惠學者」。曾鉌，簡放陝西督糧道，以「督糧道故總司通省書院事，公乃為延各師主講，廣購東南諸官局所刻書籍，遴高才生肄業焉，陝人之知有正學而講求時務，自茲始也」。

書院多方搜集書籍的結果，使一些著名書院的藏書富甲一方，社會上鮮有其他機構能出其右。例如，歐陽厚均在掌教嶽麓書院期間，就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聚書活動。據《（嘉慶）湖南通志》第六卷末《嶽麓書院新置官書總目錄》22—23頁記載：「右經、史、子、集分貯肆櫃，共三百三十函，計三百八十七部，三千二百七十一本，統計一萬零五十四卷。」其中版本較好、傳本稀少、史料參考價值較大的有：1）殿版《子史精華》《唐宋詩醇》；2）明毛晉汲古閣校刊的《說文解字》《十七史》《樂府詩集》；3）邵遠平撰著、清乾隆掃葉山房刻本《元史類編》；4）明商詞浚刻的《辭海》；5）湖南巡撫陳宏謀編輯、清乾隆刻本《陳氏遺規六種》；6）明唐富春家刻本《新編古今事文類聚七集》；7）清海綠軒朱墨套印本《文選》；8）清雍正刻本《邵二泉分類集義杜詩》；9）汪立明編訂、清一隅草堂刻本《白香山詩集》；10）明李東陽的《懷麓堂全集》；11）清阮學浩、阮學浚編次並補遺附錄的《本朝館閣詩》；12）清程洵、葉抱嵩等編錄的《本朝館閣賦》；13）清俞長城編次的《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共四十八卷，收錄了宋王安石、陸九淵、文天祥等七家，明于謙、薛瑄、李東陽、李夢陽、王守仁、歸有光、黃道周、董其昌等九十一家，清初劉思敬、張玉書、陸爛、趙炳、李光地、金居敬等十九家關於制義方面的名著。

再如西湖書院在我國古代刻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藏書亦甚豐，為此專門編有《西湖書院書目》。更具特殊意義的是，西湖書院收藏有原宋國子監雕刻書板片，「凡經、史、子、集無慮二十餘萬（片）」，約三千七百卷。另據泰定元年（1324年）書院對這些書板進行整理後所編《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載，計有：經部四十九種，約一千一百卷，其中包括《易》《詩》《書》《春秋》《穀梁》《公羊》《論語》《儀禮》《孝經》《周禮》《爾雅》《說文解字》等；史部三十五種，約一千六百卷，主要有《史記》《漢書》《三國志》《南齊書》《北齊書》《宋書》《陳書》《梁書》《周書》《刑統》《資治通鑒》《唐六典》等；子部十一種，近百卷，主要有《顏子》《曾子》《荀子》《列子》《揚子》《文中子》《武經七書》等；集部二十四種，約九百卷，主要有《韓昌黎文集》《蘇東坡集》《張南軒文集》《曹文貞文集》《張西岩集》《林和靖詩》《宋文鑒》《文選文臣注》等。

概而言之，書院豐富的藏書主要供研究學問（著書立說）和培養人才使用，歷代有許多人因此成就了功名。例如德化人何登棅著《石渠叢覽》，「始取材於豫章書院之官書，其後官宗學教習，益得尊藏賜書而遍讀之，標新立異，起例發凡」，功在書院。又如壽楊人祁叔穎年輕時因其父主講甘肅蘭山書院，前往省親，「因留侍焉。書院故多藏書，乃以其暇研精經史，縱覽諸子百家。公之殖學稽古，蔚為一代儒宗，實基於此」。但從另一側面來看，它亦為書院的刻書活動創造了良好的前提條件。

書院刻書以其藏書為基礎，以書院的學習、研究活動為依歸，但它本身亦受到當時外部環境與內部因素的推動與影響。

從外部環境來看，由於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出版活動變得愈加便利，書籍數量日增，書院不僅加大了藏書量，而且藉此刻印書籍。宋版書中就有所謂「書院本」，如婺州麗澤書院重刻司馬光的《切韻指掌圖》二卷；象山書院刻袁燮的《家塾書抄》十二卷；龍溪書院刻《陳北溪集》五十卷；建安書院刻《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竹溪書院刻《秋崖先生小稿》；豫章書院刻《豫章羅先生文集》；屏山書院刻《止齋先生文集》；龍川書院刻《陳龍川先生集》；龍山書院刻《纂圖互注春秋經傳集解》；鷺洲書院刻《漢書集注》《後漢書集注》等。元代書院發展速度較快，據曹之先生考證，元代書院刻書見之於記載者有：興賢書院刻《滹南遺老集》；廣信書院刻《稼軒長短句》；宗文書院刻《五代史記》《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本草衍義》；梅溪書院刻《校正千金翼方》《類編標註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書集傳纂疏》等；圓沙書院刻《周易傳義附錄》《廣韻》《大廣益會玉篇》《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記纂淵海》《皇鑒箋要》《山堂考索》；西湖書院刻《文獻通考》《國朝文類》《金陀粹編》；武溪書院刻《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龜山書院刻《道命錄》；建安書院刻《蜀漢本末》；屏山書院刻《止齋先生文集》《方是閑居士小稿》；豫章書院刻《豫章羅先生文集》；南山書院刻《廣韻》；蒼岩書院刻《標題句解孔子家語》《記纂淵海》；臨汝書院刻《通典》；桂山書院刻《孔叢子》；梅隱書院刻《書集傳》；雪窗書院刻《爾雅郭注》；圭山書院刻《黃氏補註杜詩》；風林書院刻《元草堂詩餘》；中溪書院刻《周易本義附錄集注》；陽平書院刻《聲律發矇》；象山書院刻《北史》，等等。明萬曆朝是繼嘉靖之後，書院刻藏圖書的另一個高峰期，其中如北京的首善書院、江蘇的東林書院等，刊刻了當時講會的《會語》，廣為流傳，對當時知識分子的清議影響甚大。明中葉以後，王學傳播迅速，與當時書院刻書的流布具有極大的關係。至清代，書院的出版功能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刊刻圖書成為大規模的經常性活動，形成了正誼堂、廣雅書局、桂垣書局、尊經書局、南菁書局、經苑、味經刊書處等聞名全國的書院專門出版機構。

從內部因素來看，書院的鼎盛時期，亦是我國古代學術研究的繁榮時期：宋代理學和書院並起；明代心學和書院同盛；清代漢學復興使訓詁考證之學勃興。由其性質決定，書院刻書與政府官刻、書坊刻書及私人刻書之間有聯繫亦有區別：它既有內容的廣泛性，包括經、史、子、集、叢諸部，又有較強的針對性，即重點為本書院師生學習、研究所用，故很少刊刻御纂制書，也幾乎沒有面向民間的農桑卜算、陰陽雜家、啟蒙讀物以及戲曲、小說類的文藝作品，而主要集中刊刻學術性著作，尤其看重師承學派，講求自成一家之言。著名學者顧炎武在論及此時說道：「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所事，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不貯官而易刊行，三也。」一語道出了書院刻書的真諦。具體而言，書院所刻書籍可分為如下四種類型。

其一，刊刻書院師生讀書札記、研究成果。如《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系輯其弟子九十九人的記錄而成；又如蘇州正誼書院設日記，記每日所讀的書籍，有心得，有疑惑，都記錄在日記上，《學古堂日記》就是正誼書院學古堂師生日記的彙編；關中書院也刊有《志學齋日記》；嶽麓書院多次刊印過書院學生的論文集，以《嶽麓書院課藝》《課文》《嶽麓會課》等名目刊行。至後世，這些書籍大都成為有一定價值的閱讀古籍的工具書和參考書。

其二，刊刻書院教學所需名家讀本和注釋本，作為閱讀之參考書籍和典範本。如朱熹專門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儒經作注，成為南宋時期書院的主要教材，南宋以後更演變為各級學校及科舉考試的指定參考書。又如清代刊印經籍之風極盛，在以經史訓詁為主的書院中，刊印各種經籍更被視為必作之工。阮元創建的杭州詁經精舍和廣州學海堂在這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杭州詁經精舍刊有《詁經精舍文集》共八集。廣州學海堂刊印經籍最多，如《學海堂經解》，包括清代經師註疏的書籍一百八十種，共一千四百卷；《學海堂文集》四集，共九十卷，收集了五百人的著作。

其三，刊印歷史上重要的叢書、文集。如廣雅書院設廣雅書局，刊印《廣雅叢書》，把唐宋以來的史部書籍大部分都囊括在內，搜輯堪稱完備。另外，廣州菊坡精舍刊有《菊坡精舍文集》，南昌經訓堂書院刊有《經訓堂書院文集》，四川尊經書院刊有《蜀秀集》，等等。

其四，刊刻歷代先儒大師的學術巨著和本院山長等人的名作，其目的在於將這些學術性著作流傳於世。如宋建安書院刻有《朱文公文集》《續集》，龍溪書院刻有陳淳的《陳北溪集》，竹溪書院刻有《秋崖先生小稿》，豫章書院刻有《豫章羅先生文集》，屏山書院刻有《止齋先生文集》，龍川書院刻有《陳龍川先生集》，等等。又如嶽麓書院末任山長王先謙，在經學、史學、文學、宗教學諸領域頗有建樹，經其編選的著作有兩千多卷，修撰的著作有一千多卷。

此外，有些書院還刊印有關自身歷史的志書，如嶽麓書院分別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2年）、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刻了《嶽麓書院志》《嶽麓書院續志》《嶽麓續志補編》；道光年間歐陽厚均又主持刊印了《嶽麓山長傳》《嶽麓詩文鈔》等，給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研究史料。

綜上所述，書院刊印之書不僅入藏本院藏書樓閣，惠及師生，而且為其他各書院的藏書樓提供了豐富的藏書。例如清代台灣鹿港的文開書院擁有圖書二萬餘部，三十餘萬冊，若以一般書院每冊（本）三卷左右的概率計算，將近一百萬卷，其藏量之巨，在中國書院藏書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清代後期，隨著封建制度趨於沒落，書院制度亦完成了歷史使命，但它連同藏書和刻書活動，在我國古代教育史乃至藏書史、出版印刷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視的歷史價值與意義。

參考文獻

［1］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2］陳之暉等.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3］楊布生.嶽麓書院山長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4］鄧洪波.清代書院的藏書事業.見：朱漢民主編.中國書院.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5］陸漢榮，曹曉帆.古代書院藏書的重要來源之一——書院刻書.圖書館建設，1995（1）

［6］蔡儀，蔡曉初.書院藏書談.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2002（2）

［7］金達勝，方建新. 元代杭州西湖書院藏書刻書述略. 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3）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