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日記為何易失真
評判一部日記的價值，與評判其他作品不同，關鍵看它是不是為自己而寫。是有心傳世，還是毫不避諱地與自己談話，讓日記總是遊走在真實與失真之間。
從「結繩記事」起，就算有了日記，「記事」是為了拒絕遺忘。陸遊的《老學庵筆記》，提到「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黃庭堅那時把日記稱為「家乘」，這可視為私人日記之始。日記與回憶錄不同，它是一種個人的、私密的文體，所以評判一部日記的價值，與評判其他作品不同，關鍵看它是不是為自己而寫。是有心傳世，還是毫不避諱地與自己談話，讓日記總是遊走在真實與失真之間。
研究魯迅日記的人很多，讀過一篇文章，說的就是魯迅日記中1932年1月31日為何空白一事，包括此後5天，魯迅也只寫了「失記」二字。原來「一·二八」事變後，日本兵四處搜捕抗日誌士，魯迅為避難住進了內山書店。這幾天他的感覺肯定尷尬，日本人在侵略，但自己不得不和日本人生活在一起。他當時甚至不好意思告訴任何朋友，直到外間傳出「魯迅失蹤」的消息，他才出面解釋。魯迅在另一篇談文人尺牘的文章中感嘆道「害得名人連寫日記和信也不敢隨隨便便」，確屬有感而發。
按說日記是隱秘的私人文本，可毫無顧忌地面對自己的靈魂，隨心所欲地述說。真正的日記作者，內心深處都隱匿著一種孤獨感，才會有自我傾訴的慾望。這種自閉的文體，本不期望與他人對話，所以寫作者意識不到讀者的存在，才是正常狀態。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有親友或公眾這些可能的「讀者」在場，使寫作者一旦訴諸文字，就會有刻意修飾的意識。
日記文本，一直存這種悖論，它的價值在於隔絕與外界的交流，人對自己的秘密有言說衝動，所謂秘密或隱私，就是指它對外的不可言說性。但文字本身又有交流屬性，一旦白紙黑字記下來了，就有可能成為別人窺視自己的證據。所以，真誠的日記作者，肯定會在抗拒交流和警惕讀者這種矛盾心態中掙扎。
魯迅對此也有過認知：「一個人言行，總有一部分願意別人知道，或者不妨給別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則不然」，然而人的脾氣「又偏愛知道別人不肯給人知道的一部分」。 日記作者心目中可能的讀者，往往決定了日記被修飾的方向。
可以說，中國流傳出來許多現當代名人日記，多數都是變異的日記，也就是說寫時就有「立此存照」的想法。如胡適日記，一般被看作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化史的一部重要文獻，他曾與美國的韋蓮司小姐有過一段濃烈的感情生活，但日記中多一筆帶過，有過非常謹慎的選擇。《吳宓日記》也很著名，他在日記中明確言：「使吾之日記，無不可為人見者，且當有永久之價值」，一旦有了「無不為人見者」的念頭，日記的隱私性自然會打折扣。
如果一個日記寫作者，意識到讀者的存在，就會使自己的心態發生變化。尤其當他開始用讀者眼光，來檢查自己的文字時，日記這種文本便有了一種表演屬性。托爾斯泰對此有過很深的疑慮，當他向18歲的姑娘索菲婭求婚後，他首先是為日記感到了焦慮，他寫道：「我不能為自己一個人寫日記了。我覺得、我相信，不久我就會不再會有屬於一個人的秘密，她將看我寫的一切。」果然，他的預感成了現實，他後來寫道：「這個本子里寫的幾乎全是謊言——虛偽。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後看我寫的東西，或者她可能趁我不在時看我的東西，就減少了、破壞了我的真實性」。為了保存自己的日記的真實，他把日記甚至藏在長靴里。
他年輕的妻子，當然無法明白為何不讓她看日記，常常哭鬧。托爾斯泰憤怒道： 「我把我的所有都交出來了：我的財產和作品。難道我想把日記留給自己，也不行嗎？……如果你還再折磨我，我就出走，我就出走！」果然，80多歲的托爾斯泰在發現妻子又在偷偷找他日記時，終於憤怒地離家出走了。連托爾斯泰也是如此，可以想見，要寫下並不變異的、完全真實的日記，是多麼艱難。
這位文豪，為捍衛自己日記的尊嚴，最終病逝在一個小火車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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