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末期與大正時期留日學生的愛與性
撰文：欒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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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性行為同衣食住等基本行為一樣，是人類最基本的生活行為。性慾是人的所謂「六欲」之一，是人類的生理需求和慾望，這些慾望與生俱來。但是，中國自儒教興盛以來，由於宗教或道德上的緣由，性慾一直是受壓抑的對象，一般經常被刻意隱藏，很少公開認真地討論性行為。在純文學作品中，除了一部分以外，一般都迴避性描寫。
有關明治末期來日本留學的留日學生的戀愛或性的相關研究很少見到。以往的學者，比如研究明治時期留日學生的先驅者實藤惠秀在《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日華學會，1939年）中提及了留學生們的生活，但是並沒有涉及日常生活中的戀愛和性愛，其他的學者也未涉足這個課題。這裡大概有兩個原因：其一逛花柳街的內容，即使實際發生，一般人也忌憚留下白紙黑字的記錄，即便是極為隱私的日記，對外公開時，這部分內容也是刻意迴避的對象，因此缺乏值得信賴的史料。其二是從學術角度研究這個課題始終比較困難，同時很難獲得學界的正當評價。但是，如果想要了解明治末期留日學生的真實生活，戀愛和性愛是不應迴避的課題。
描寫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留日學生的戀愛和性愛的作品有兩部，一個是不肖生（向愷然）（1890～1957）的《留東外史》（1916），另一個是郁達夫（1896～1945）的短篇小說集《沉淪》（1921）。對比這兩部作品，我們可以看到《沉淪》的主人公是一個內心孤獨、多愁善感的青年，而《留東外史》則描寫了留日學生的群像。《沉淪》通過「一個病的青年憂鬱症的解剖」，揭示主人公內心靈與肉、倫理與情感的衝突與矛盾，大膽地寫出了被情慾折磨的青年的心靈。《留東外史》則注重敘述故事，以周撰和黃文漢為主線，各種人物在東京這個大舞台上演繹出人生的悲喜劇。
《沉淪》模仿了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手法，開創了一個自我暴露的主題領域和近代浪漫抒情小說的先河，筆調新穎，具有強烈的藝術個性和現代精神。《留東外史》則沿用了《儒林外史》等傳統小說的章回體格式，誇張並戲劇化地描繪了留日學生們的生活細節，屬於娛樂性的通俗小說。兩者在文學史上的評價和文學價值雖然有本質區別，但寫於同一時期，表現的主題和描寫的群體也相同。
因此，本文關注這兩部小說的共同點，考察其中關於性愛與戀愛的內容，同時參考同時代的報刊報道留日學生生活等相關史料，探討當時留學生的生活環境，注重他們在東京的都市體驗，還原留日學生們的真實生活。
對於留日學生的研究，從近代史、思想史的角度考察的論著較多，而生活史方面的論述還不多見，本文著重於生活史，通過了解留日學生們的生活，理解當年留日學生的日本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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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出生於1896年12月7日，家在浙江省富陽滿州弄，是一個讀書人的家庭。他自幼聰穎好學，1903年，郁達夫7歲時進私塾，1908年就讀於富陽縣立高等小學，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學，隨後又進入嘉興府中學和美國教會學堂學習。1912年考入浙江大學預科，因參與學潮遭校方開除處分。1913年9月，郁達夫隨長兄留學日本，1914年7月，先入第一高等學校預備校，1915年考入位於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學校第三部（醫科），第二年轉入第一部（文科）。舊制高中一般需要讀三年，由於郁達夫中途由醫科轉文科，因此他在第八高中讀了四年，名古屋的生活對他影響極大，也是他初期自傳小說的舞台。
1919年升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系學習，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大量文學書籍，尤以俄國和德國的小說居多。1921年，郁達夫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等人結成了文學團體「創造社」，開始文學創作。同年9月，郁達夫返回上海，著手《創造》季刊的出版，10月，他發表了第一部小說集《沉淪》，其中包括《沉淪》、《南遷》、《灰色的死》三篇小說，這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轟動國內文壇。這三部作品描寫了一個身在異國他鄉，尋求異性的安慰且飽受憂鬱和自卑感煎熬的留學生苦悶的心理。
向愷然名逵，字愷然，筆名為不肖生、平江不肖生。他出身於湖南省平江，自幼愛好文學和武術，1904年考入長沙的湖南高等實業學堂。兩次留學日本，於1912年畢業於宏文學院。同年，歸國後在長沙創建國技館，教授武術。對於在東京的生活，他自述道：「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來此地……用著祖先遺物，說不讀書，也曾進學堂，也曾畢過業，說是實心求學，一月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來，祖遺將罄，遊興亦闌，已漸漸有倦鳥思還故林之意，只是非鴉非鳳的在日本住了幾年，歸得家去，一點兒成績都沒有，怎生對得住故鄉父老呢? 想了幾日，就想出著這部書作敷衍塞責的法子來。」
向愷然於1914年開始撰寫《留東外史》，1916年5月出版了第1集，之後陸續出版到第5集，在中國國內引起巨大反響。1922年，向愷然又出版了《留東外史續集》。同年，《留東外史補》開始在上海周刊雜誌《星期》上連載。此後，向愷然在上海以賣文為生，寫下了多部武俠小說，其中《江湖奇俠傳》和《近代俠義英雄傳》是他的代表作。
《留東外史》是一部長篇小說，共90章，內容主要基於作者留學時的見聞，以黃文漢和周撰為正反角色，揭露了明治末期聚集在東京的留學生在動蕩的清末晚期不思進取，沉迷於美食、賭博和女色。在《留東外史續集》中描寫了逃亡到日本的革命黨以及清廷官員落魄風塵的各種醜聞。
這部小說文筆流暢，人物眾多，故事情節交織複雜，呈現出一個畸形的人格世界，十分有趣，一經問世，便受到人們的矚目，在當時是暢銷小說。據採訪向愷然的文章介紹，《留東外史》有四成是作者的親身經歷，有三成是傳聞，還有三成是虛構。儘管是小說，但是其中的情節並不是憑空臆造，而是根據事實的創作，可以說是部分再現明治末期和大正時期留日學生的生活志。
因此，出版之後受到廣泛歡迎，同時，卻惹怒了一些曾經在日本留學的政府官員。正因為如此，後來，向愷然以武俠小說作家聞名於世，而《留東外史》這部小說和不肖生這個筆名幾乎被人們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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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留東外史》的分類，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在東京的中國人可以分成四類，第一類是官費或者自費留學生，在官立或者私立學校讀書，「實心求學」的。第二類是經商的。第三類是得到官費，既不經商也不求學，整日遊手好閒，在東京「講嫖經，讀食譜」的。第四類是二次革命失敗，流亡到日本的，這些人多半有捲來的款項，人數眾多。
大清國最早派出的留日學生是1896年，為了在日本順利進行外交活動，駐東京的公使館在江浙一帶招募了13名年輕人到東京，由日本外務省委託嘉納治五郎監督學習日語，學成後在公使館做翻譯，這就是近代中國最初的留日學生。1898年4月，浙江巡撫廖壽豐從求是書院和浙江武備學堂各選派了4名學生來日本留學，日本外務省委託高楠順次郎監督求是書院的4名文科生，同年6月，高楠成立日華學堂，「專在教養清國學生。務使學生從速講習我言語。諳熟我習俗。並修普通各科之學。而為治專門各科之地步。以期培成其材」，這些學生先學習日語，補習中學階段的基礎知識，然後進入高等學校進修。1905年是留學生人數激增的一年，因為滿清政府實行新政，廢除了科舉制度，同時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國，令大清國的知識分子們對日本刮目相看。另一方面，清政府和地方官員積極推動派遣留學生政策，地方政府設立獎學金制度，選派新式學堂的學生去日本留學深造。也就是說，當時的政府和地方官員都積極支持留學。特別是兩廣總督張之洞和浙江巡撫廖壽豐都是倡導派遣留學生的開明官僚。
據日本國立公文館亞洲資料中心保存的資料顯示，1905年達到8000名左右，1907年聚集在東京的留學生達到1萬3000多人。那麼這些人究竟在什麼地方居住，如何在東京生活呢？
首先是學生和低級官員居住的「下宿屋」，即單身旅館。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法政、明治、日本大學等學校聚集的本鄉區、神田區以及鄰近的牛込區、芝區內有很多下宿屋，聚居著眾多的學生，其中還有本鄉館、龍濤館那樣的主要接待中國留學生的旅館。這些下宿屋的房間通常分三帖、四帖半、六帖三種類型的單人房間，有的還有八帖的，廁所和澡堂公用。而且一般提供膳食，女傭們將飯菜放在小食案上，分別送到各個房間。如果有客人來訪，還可叫客飯。除此之外，還為各個房間送開水，為學生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條件。
本鄉館是著名的下宿屋，在當時是罕見的三層樓房（照片為御茶水女子大學宿舍時期）
其次是貸間，也就是俗稱「家庭寄宿」，有些家庭用空閑的房間招租，和下宿屋一樣，提供飯食。不僅是留學生，很多日本學生因為下宿屋環境嘈雜，飲食條件不善而選擇在普通家庭寄宿，這樣不但可以體味到家庭生活的溫暖，還能專心學習。對於普通家庭來說，出租房間，可以獲得一份收入，補貼日常開支。另外，明治末期的學生都是前途光明的知識分子，將來有可能為官從政或者從教，家有女子的人家希望從房客中挑選中意的學生做女婿，將來得到女婿贍養，嫁女防老，一舉兩得。比如夏目漱石的《心》中就是這樣的女主人，她在日清甲午戰爭中失去了丈夫，靠撫恤金和女兒度日，主人公「老師」和「K」學生時代都是這家的房客，於是便演繹出了「老師」和「K」以及房東女兒的三角戀愛，「老師」在愛情和友情之間做出了痛苦選擇，背叛了「K」的信賴和友情，選擇了娶房東女兒，因此導致 「K」自殺，而「老師」則受到良心的煎熬而終生自責。
因為留日學生有經濟實力，而且不了解日本租屋的行情，從他們身上可以賺到更多的錢，因此無論是下宿屋的老闆還是貸間的房東最初都願意接受留日學生，當時留日學生日常出沒的神田街上經常可以看到房門口貼著紙條，上面寫道：「有空房，清國留學生諸君來看了甚好的」。
第三是租房。也就是獨門獨戶的一幢房子。租房居住比較自由，而且安靜，但必須購置鍋碗瓢盆等廚房用品，還要雇女傭做飯看家，所以費用比較高。留學生一般是幾個人合租。魯迅、周作人兄弟就曾和幾個朋友一起租屋，正巧那幢房子曾經是夏目漱石一家住過的地方，為此留下了文學史上的佳話。
當時的留學生像魯迅那樣，如果能拿到官費，一般分三個檔次。在帝國大學上學的，每年可以領到500日元，在官立專門學校讀書的，可以領取450日元，在私立學校學習的，可以得到的官費400日元。自費留學的，主要靠家裡寄錢資助，金額因人而異，但如果是富足家庭的子弟，有時一次就能收到200～300銀元，有的紈絝子弟一拿到錢，便去賭博，出入料理店，揮霍浪費。
藝妓本來是在宴會上斟酒、彈琴、跳舞、玩遊戲，為酒席助興的角色，但是，在明治時期，有些藝妓在酒店陪酒助興之後，隨客人去人稱「待合」的情人旅店賣淫的也十分常見。在東京，妓院由深川遷移到柳橋，政客、官員、財閥聚集到新橋，形成「花柳政治」，由此，花柳界生意興隆。這是因為當時的政府高層大多數是薩摩藩和長州藩的低級武士出身，在倒幕運動中出生入死，酒和女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維新之後，出入妓院也司空見慣。桂小五郎（木戶孝允）在幕末曾經在京都結識藝妓幾松，當他被新選組近藤勇追殺的時候，幾松將他藏在箱子里躲過了一劫。維新成功之後，幾松改名為木戶松子，與木戶孝允結為夫妻。伊藤博文的妻子也是藝妓出身。那些反幕的勤王志士與藝妓的特殊關係，已經成了流傳後世的浮世經典，例如京都祗園的藝妓君尾捨命救井上馨和木戶孝允，以後成了井上的妻子，西鄉隆盛的女友則是名為「阿虎」的藝妓。至於伊藤博文，更是公然宣稱「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權」。他的妻子伊藤梅子本來也是出生於馬關的藝妓。維新成功，明治政府遷都東京後，這批政府要員喜歡到東京的新橋游廓（妓院）尋歡，伊藤寵愛其中的藝妓阿倉，為了掩人耳目，便讓阿倉到橫濱開設茶屋富貴樓，於是這裡成了伊藤的外宅。
《留東外史》中有這樣一個片段：紈絝子弟，名叫張孝友，他家擁有萬貫家財。張孝友喜愛虛榮，指名要見當年東京一流藝妓萬龍，萬龍在明治末期號稱「日本第一大美女」，當然，張孝友無法如願以償，只好退而求其次，指名檔次略低的榮龍和京子。順便說一句，萬龍後來嫁給了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士恆川陽一郎，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恆川早逝之後，萬龍又改嫁給岡田信一郎，岡田同樣是東京帝大畢業的才子，當時在早稻田大學和東京美術學校執教。由此可以看出藝妓的名望，萬龍不是那種傾心於錢財的藝妓。《留東外史》中的主人公黃文漢，曾獨自一人徒步去箱根旅行，途中在大磯招藝妓飲酒作樂，晚上又和大磯的名妓千代子同裘共枕。但是，招藝妓陪酒作樂需要嫻熟的日語並懂得諸多的規矩，因此，這不是當時留學生可以隨便體驗的，當年和留學生們接觸的女人，更多的是公娼、私娼和銘酒屋的陪酒女。
1872年，太政官發布公告，布告天下解放公娼和藝妓，廢除了公娼制度。但是，第二年又出台了《東京府旅館與藝妓娼妓規則》（1873年12月10日），實際上，公娼和藝妓與解放令發布之前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據矯正婦女風氣協會的報告，1894年東京的娼妓藝妓人數如下：娼妓4808人，藝妓2597人，暗娼9860人。吉原、品川、新宿、板橋、千住在明治初年就是政府許可的著名紅燈區，1876年，根津也設立妓院，到1888年，東京有六處紅燈區，後來根津的妓院遷到洲崎。明治時期，太政官發布公告，內務省發布公文，曾經多次進行整治和取締，但是，妓院改成出租宴會場，賣身錢變成預支金，總之是改個名字或者招牌，換湯不換藥。有的觀點認為官方整治之後，娼妓和藝伎變得更隱蔽了，暗娼則數量增加，而且性病蔓延，私生子增加，性犯罪增長，因此，官方取締公娼變得有名無實，公娼制度不久便復活了。與此同時，民間成立了矯正婦女風氣協會，開展了廢除娼妓的運動，但是，其效果甚微。到了明治後期，吉原、淺草、新宿的出租宴會場，玉井、鳩街等地的銘酒屋，龜戶的妓院等，這些地方名稱各異，其實都是色情場所，色情業比政府取締之前更加繁榮了。這是留日學生生活在東京的大環境，《宋教仁日記》中就有同鄉李和生約他去逛妓院的記述。
《留東外史》中，黃文漢和鄭紹畋一起去找暗娼，不巧正好和其他的客人相遇，雙方爭執起來，另外還有描寫他們染上性病的情節。這裡面描寫的女性對於留學生們來說，只是發泄性慾的對象，她們是留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接觸的異性，但並不是戀愛的對象。據《留東外史》第11章的記述，神田地區住著大約1000多名中國留學生，每月被警察抓捕的嫖客中，大概有20多起與留學生有關。
《留東外史》中有下宿屋老闆勾結暗娼，默許其在下宿屋做皮肉生意的情節。風紀問題是下宿屋受到批評的重點之一。《留東外史》中描述了很多留學生在下宿屋和裝扮成女學生的賣淫女同居的場面。當時，神田附近的下宿屋數量很多，競爭激烈，對於房客和女人同居很多採取默認的態度，有的下宿屋甚至還介紹暗娼，默許賣淫女出入，有些下宿屋為了吸引留學生，特意招聘長相較好的女傭。有些女傭為了賺錢不惜出賣肉體，明治末期的教育家井田竹治就曾經指出「女傭品行不良」。
黃尊三就曾在《留學日記》中寫道：「忽朦朧中覺有人拉余被，並貼近余之身，夢中驚醒，電光灼灼中，見一女子，身裁面貌尚不俗，年在二十上下，問何人何為至此，女笑而不答，並欲關閉室中電燈，余起立阻止，婉詞勸其下樓，彼見所欲難，遂恨恨而去，余始重複就睡，此余到東後第一次所遇，然余非無欲者，征塵甫下，辛苦之跡，與結髮之情，尤耿耿於余懷也」。《讀賣新聞》（1908年3月21日）的「清國留學生和下宿屋」中引述留學生的證言寫道：「下宿屋也是朋友介紹的，那家很有問題，每到夜裡就帶來奇怪的女人到房間。我和三個朋友一起來的，其中兩個墮落之後回國了。」
在日常生活中，留學生們接觸最多的異性是下宿屋老闆的女兒，以及下宿屋和中華料理店的女傭，還有租房之後照顧他們生活的女傭。當時，在東京市內有數量眾多的下宿屋，競爭十分激烈，有的下宿屋和飯店特意僱傭漂亮的女傭來招攬顧客。
《沉淪》中的《灰色的死》這篇作品中，一位住在不忍池附近的24、5歲的留學生將新婚的嬌妻留在國內，孤身一人在東京留學。新婚的嬌妻受到婆婆的虐待，身患肺結核，不幸身亡。接到這個消息之後，他為了緩解寂寞，不去學校上課，每天泡在酒家，遊盪在城市裡。他將身上值錢的東西都拿到當鋪，最後甚至將亡妻的鑽戒也送進了當鋪典當，借了160日元，這些錢只維持了半個月，最後僅剩了5日元。他來到經常光顧的酒家。
那一家酒家，開設在植物園的近邊，主人是一個五十光景的寡婦，當爐的就是這老寡婦的女兒，名叫靜兒。靜兒今年已經是二十歲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雙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種似的高鼻，不知是什麼理由，使得見過她一面的人，總忘她不了。並且靜兒的性質和善得非常，對什麼人總是一視同仁，裝著笑臉的。（中略）
半月前頭，他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聽來的，只聽說靜兒「要嫁人去了」。他因為不願意直接把這話來問靜兒，所以他只是默默的在那裡察靜兒的行狀。因為心裡有了這一條疑心，所以他覺得靜兒待他的態度，比從前總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天將夜的時候，他正在靜兒家坐著喝酒，忽然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靜兒見了這男人，就丟下了他，去同那男人去說話去。靜兒走開了，所以他只能同靜兒的母親去說些無關緊要的閑話。然而他一邊說話，一邊卻在那裡注意靜兒和那男人的舉動。等了半點多鐘，靜兒還盡在那裡同那男人說笑，他等得不耐煩起來，就同傷弓的野獸一般，匆匆的走了。自從那一天起，到如今卻有半個月的光景，他還沒有上靜兒家裡去過。同靜兒絕交之後，他喝酒更加厲害，想他亡妻的心思，也比從前更加沉痛了。（《郁達夫小說全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10月）
留學生在異國他鄉生活，會遇到語言、交際、經濟、文化、飲食以及生活習慣等各種障礙，經常會陷於孤獨。其中，就像這篇小說的主人公那樣，遭遇到失去妻子這樣的人生不幸，便感到更加孤獨。因此，平時光顧的酒家越發顯得具有溫暖家庭的味道，而且酒家坐台的年輕姑娘自然也成為暗戀的對象。
明治時期的女性的職業選擇很有限，受過教育的可以當小學老師，電話接線員等，其他的則只有去紡織廠做女工、縫衣工、女傭、還有陪酒女、娼妓。直到明治中期，貧窮的山村，貧困的人家為了減少家庭負擔，一般讓女孩子出外做女傭，只要包吃住，有一點零花錢就可以。女孩子從鄉下來到東京這樣的大城市，住在有錢人家，學習做家務和禮法，同時，期待著東家為她找一個合適的丈夫，如果幹得出色，有時還能從東家那裡得到一份嫁妝。這樣，做工的東家便成為第二個娘家。但是，到了明治末期，找女傭的人家越來越多，於是，便出現了介紹女傭的人口雇役所，女傭的工資的市場價也定在每月1日元50錢，東家也經常更換。這樣女傭和東家的關係也逐漸淡薄了。《留東外史》中就出現了租房時花錢讓女傭陪睡的情節，而且，還有同居的留學生為了女傭而爭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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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講述的藝妓、暗娼、陪酒女、飯店的女招待、女傭等，雖然有一些和留學生戀愛，但是，對於留學生來說，絕大多數都是性慾的對象。當時，最吸引留學生的戀愛對象是女學生。剛剛來到日本的湖南留學生黃尊三在日記中如此記述了日本的女學生「時見日本女學生三五成群，遊行街市，腳踏木屐，腰圍紅裙，身穿大袖荷服，發蓬鬆如雲，比之中國女子，另有一種風度」。《留東外史》中最多的故事是尾隨勾引女學生，與女學生熱戀以及悲戀。例如，在第四章中描寫了周撰勾引每天上下學時經過下宿屋附近的女學生；第二十二章和二十三章中，張全在大久保車站偶遇女學生東條文子，勾引到手之後兩人去大久保練兵場約會。另外要提的是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章中張思方與山口節子之間的悲戀故事。
張思方9歲時曾隨兄長在東京留學，民國元年，張思方獲得留日官費，再次來到東京，此時年方17歲。張思方經朋友真野介紹，住在真野的姑父山口河夫家。在此遇到山口節子，雙方墜入愛河，一同去橫濱山下町唐人街訂購中式服裝，又去上野公園看櫻花，才子佳人，是留學生們羨慕的對象。但是，節子的姨表兄藤本（仙台第三高中的學生）也愛戀節子。張思方身患腳氣症，在熱海療養時，雖然和節子書信往來，但誤會她要嫁給姨表兄，返回東京後便搬出山口家，入住本鄉館。次年4月，張思方在荒川堤上賞櫻時，在酒樓偶遇節子，勾起往日的回憶。次日，節子來到玉津館詳細訴說了原委，並於當日在江戶川投河自盡。張思方後從真野聽說節子自殺，極為傷心，辭去官費回國。
《沉淪》的主人公是一個在舊制高中讀書的21歲青年，他在19歲的時候考入第一高中的預備班（這是為中國留學生特設的班級），預備班畢業後，他順利考入N市（名古屋）的第八高中，是一位前途無量的青年。他是一個文藝青年，喜愛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詩句，在孤獨彷徨中，他像普通的青年人一樣，也思戀異性，也想從異性那裡尋求愛撫和安慰。但是，由於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性慾，只能通過自慰來處理性慾，尋求一時的快感。作品中，有這樣的描寫。
熏風日夜的吹來，草色漸漸兒的綠起來，旅館近旁麥田裡的麥穗，也一寸一寸的長起來了。草木蟲魚都化育起來，他的從始祖傳來的苦悶也一日一日的增長起來，他每天早晨，在被窩裡犯的罪惡，也一次一次的加起來了。
他本來是一個非常愛高尚愛潔凈的人，然而一到了這邪念發生的時候，他的智力也無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痹了，他從小服膺的「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的聖訓，也不能顧全了。他犯了罪之後，每深自痛悔，切齒的說，下次總不再犯了，然則到了第二天的那個時候，種種幻想，又活潑潑的到他的眼前來。他平時所看見的「伊扶」的遺類，都赤裸裸的來引誘他。中年以後的婦人的形體，在他的腦里，比處女更有挑發他情動的地方。他苦悶一場，惡鬥一場，終究不得不做她們的俘虜。這樣的一次成了兩次，兩次之後，就成了習慣了。他犯罪之後，每到圖書館裡去翻出醫書來看，醫書上都千篇一律的說，於身體最有害的就是這一種犯罪。從此之後，他的恐懼心也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了。有一天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好像是一本書上說，俄國近代文學的創設者Gogol也犯這一宗病，他到死竟沒有改過來，他想到了郭歌里，心裡就寬了一寬，因為這《死了的靈魂》的著者，也是同他一樣的。然而這不過自家對自家的寬慰而已，他的胸里，總有一種非常的憂慮存在那裡。（《郁達夫小說全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10月）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主人公在經受理性的壓抑和性慾的放縱之間的煎熬，同時，他還深深地陷入罪惡感的自責。主人公是舊制高中的學生，也就是前途無量的年輕知識分子，但是，對於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來說，身邊的異性比將來的名譽和金錢更重要。《沉淪》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告白小說，主人公毫不掩飾地吐露自己的內心，坦誠表達自己的肉慾和罪惡感。這部作品記述了當年的留學生中情感的一面。主人公沒有勇氣表達對於女學生的愛戀之心，總是獨自一人冥思苦想，在內心和周圍對話。對於下宿屋老闆女兒的單相思，由於偷看女孩子洗澡而變為一種罪惡感。他對於酒店裡的侍女的性衝動也因自卑感而消失。這部作品，從頭至尾都是一種自我內心的暴露，是主人公無法實踐「愛」的主題的體現，故事缺乏周密的連貫性，表現出一種「物哀」的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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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群體由最初的少數精英階段到速成階段時便開始出現了墮落現象，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最早在《讀賣新聞》上出現留日學生不檢點行為的是1902年10月16日的晨報「街坊閑話」，其中嘲笑有的留學生被暗娼引誘上鉤。1903年8月，留日學生的人數達到了1000人，為此，東京湧現了許多私立學校，接收留日學生。1905年，留日學生激增，到了8月，僅在學校登記讀書的就已經達到2731人，等到了年底，人數竟然猛增至8700多人，魚目混珠，於是，關於留日學生的報道也越來越多。
《讀賣新聞》（1905年7月13日）中報道：「在本鄉神田附近，最近很多姑娘充當清國留學生的外妾，專門牽線搭橋，玩弄奸計的傢伙也日益增加。」
所謂外妾，就是留學生每月付6—8元，僱傭女學生做妾。《讀賣新聞》（1906年4月9日）就曾經報道法政大學的學生康慕陶、張廷楊、鄧永桂三人經人介紹，分別雇堀越和洋裁縫女子學校的學生小杉雪子、淺田玲子、南花子為妾，荒廢學業。麴町警察署聞訊後，將三人傳喚到警署，批評教育後讓他們解除僱傭關係。當時，在留日學生中，這種被警署傳訊教育的情況只是冰山一角。
對於留日學生的不檢點行為，《東京日日新聞》（1906年4月26日）也指出留日學生因語言障礙，集中聚集居住在小範圍區域內，缺乏和日本人，特別是中上層家庭交往，主要局限於本國人之間的交流，聊以慰藉日常枯燥的生活，而且沒有父母和鄉里的監管，便尋求淫穢的享樂。
女學生是日本近代出現的新的群體。日本從明治時期開始近代學校教育，小學時期是男女同班，到了高等小學時，便男女分校讀書，實施女子教育。這是基於儒家經典的觀念「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禮記》內則）而實施的。這一理念逐漸形成傳統，直至現在，女子中學、女子高中、女子大學仍然存在。
早期實施女子教育的是基督教教會學校，1873年基督教傳教解禁後，監督派、長老派、希臘改革派等各派傳教士被派到日本，他們教授英語，在橫濱、長崎、神戶、京都、大阪、仙台等地開設學校。其中，東京附近的有菲莉斯女子學院（橫濱，1870年）、櫻井女子學校（東京，1876年）、青山女學院（東京，1894年）等。1899年2月8日《高等女子學校令》公布之後，1900年9月，津田梅子開設了女子英語私塾；12月，吉岡荒太和彌生夫婦開設了私立東京女子醫學校；1901年4月，成瀨仁藏開設了日本女子大學校；同月，私立女子美術學校開學。1902年，政府規定各個府縣必須設立一所高等女子學校，1903年，官立和私立學校的在校女學生人數達到1,593人。據1907年統計，日本全國高等女子學校的數量達到133所，學生人數達到40,273人。
隨著人數增加，女學生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女子教育也由最初的崇尚西洋的英語教育轉向培養女德的賢妻良母教育，儘管如此，當時的報紙不斷刊登各種報道，曝光「女學生的醜聞」，以此來攻擊女子教育。例如1903年2月，《讀賣新聞》刊載了小杉天外撰寫的連載小說《魔風戀風》。這部作品描寫了女學生的戀愛，追求時髦（騎自行車，穿藍色長襪）的現象，在當時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女學生早晚上下學要乘有軌電車，於是，便有不良少年趁機遞情書，跟蹤尾隨的行為日趨嚴重。《留東外史》就描述了不良清國留學生尾隨勾引女學生的各種醜態，說明這種現象在當時極為普遍。
在此背景下，留日學生的不良分子引發了各種醜聞。其中報紙報道的有私生子的問題。《讀賣新聞》在1907年6月28日就引用《婦女通信》的統計數字，分析了私生子的母親的家庭背景，說明當時社會對這一現象比較關切。同年9月14日便出現了《清國留學生和嬰兒》的報道。據悉，9月12日下午4時左右，帝國大學法科二年級學生黃汝鑑（25歲）懷抱產後2個月的女嬰來到本鄉警察署，聲稱是女傭芳子生下後，丟棄在家。經調查，千葉縣出身的近藤仙子化名芳子，於前年8月上旬受雇於黃汝鑑，兩人私通之後，仙子懷孕，妊娠7個月時在外另租了一間房，黃每月付6元照料仙子的生活，於8月10日產下一女嬰。之後，黃中斷支付生活費，仙子便於9月9日帶著孩子來找黃商量善後事宜，11日被黃趕出家門，12日上午10時，仙子在妹妹的陪同下再次來到黃家，尋機將嬰兒棄於黃家後離去。在警方的勸導下，黃汝鑑同意先付3元作為牛奶費，然後再付30元分手費。
類似的事件還有胡鼎元（26歲）經人介紹迎娶女學生悅子，打算衣錦還鄉。因胡鼎元家境殷實，悅子的親戚朋友便經常來借錢。後經其他留日學生指點，發現悅子曾經幾次和其他留學生結婚。胡鼎元聽後十分吃驚，馬上搬到森田館，打算和悅子分手。但是，悅子聲稱已經懷孕，需要贍養費。雙方經過激烈的商談，最後悅子賴在森田館不走，無奈，胡鼎元付了400元才最終解決問題。
除此之外，還有因嫉妒而引起的情殺事件。《讀賣新聞》（1907年3月16日）報道居住在早稻田鶴卷町的王文明（27歲）暗戀上文具商的妹妹金森小枝，因嫉妒揮舞菜刀砍傷小枝，致其面部受輕傷，她驚慌逃脫，王文明則被牛込警察署拘留。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那就是因貪戀異性而輟學的屢見不鮮。特別是將學資花費在放蕩享樂上，荒廢學業的事例在實際生活中並不鮮見。黃尊三在《留學日記》中曾經寫道：「留學生中之不經濟者，大都藉此以度日，愈惜愈窮，既為經濟所困，遂至荒廢學業，比比皆是」。 《讀賣新聞》（1909年1月26日）以「每月三百圓的美人」為題，描述正則英語學校的學生劉宏鉦（24歲）看上牛込區北町著名的美女東重子，將學資全部用在女孩身上，以每月300日元將其據為己有，荒廢學業，引起警察署的注意。至12月1日，劉經友人勸告，準備乘坐香港丸回國，但重子追至艦橋邊，拉住劉不肯讓其離去。朋友們無奈只好乘火車至神戶送劉宏鉦乘船。這些皆為中途輟學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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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述明治末期和大正年間留日學生的戀愛和性愛時，首先應該注意到當時日本社會的環境。如前所述，日本在明治初期便開始女子教育，東京和地方的中上流家庭的子女都集中到東京上學，早上和下午，女學生上下學便成了日常的風景。男生和女生的學校雖然不同，但是在路上相遇的機會很多，情竇初開的青年人思戀異性的機會也隨之增加。
無論是《沉淪》中孤獨的留學生，還是《留東外史》中的留日學生群體，對他們來說，女學生都是非常有魅力的戀愛對象。《留東外史》大部分故事都是圍繞著女學生，有遞情書，有跟蹤尾隨，還有日思夜想的苦戀。當年的中國有早婚納妾的陋習，很多留日學生來日本之前都已經由父母決定了妻室，但是見到了身穿紫色褶裙、清秀活潑的新時代女學生，自然也會心動移情。女學生和男學生自由戀愛，在當時是極為新鮮的社會現象，受到社會的矚目。同時，報紙不斷刊登各種報道，攻擊「墮落女學生」的報道也越來越多。1905年《每日新聞》自9月20日至11月17日，共分35期連載「女學生墮落物語」，其中最後一期列舉女學生和清國留學生戀愛，例證女學生的「墮落」。媒體的關注也從側面了解當時留日學生和日本女學生的戀愛人數之多。
當年留日學生戀愛和性愛的背景是具備官費或者家境殷實的經濟實力，同時，他們遠離故鄉，住在下宿屋，日常不受監管，可以自由支配金錢，所以可以隨便出入飯店和妓院。如前所述，當時，在東京有很多公娼和暗娼，警察對於妓院的監管並不嚴格。於是，公娼和暗娼便是留日學生比較容易接觸的群體。
相比之下，留日學生們日常生活中接觸更多的則是飯店的女招待和下宿屋的女傭，當時在中國國內，飯店端菜的是被稱為「小二」的夥計，商鋪和旅館也都是男夥計，因此，來到日本之後，日常生活中接觸異性的機會較多，對他們的刺激也隨之增多。明治時代的日本雖然也尊崇儒教，但是在中下層社會，並不重視「男女七歲不同席」，「男女授受不親」之類的道德教育，年輕的女性對於男子的誘惑也不強硬拒絕，就像《留東外史》中講述的那樣，日本女子的特性就是「不肯太給人下不去」。明治時代，由於教育的普及，以往民間的夜晚私通的習俗已經廢除，女性有處女膜這樣的醫學知識也已經普及，但是，與同時代的中國女性相比，日本女性對於性的觀念要更加開放。
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日本小說的影響。留日學生大批湧入東京的時期正是受法國自然主義文學影響下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盛時期，這些也對留日學生們帶來巨大的影響。《讀賣新聞》連載的小杉天外的小說《魔風戀風》當時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熱潮，受到很多年輕人的追捧。其中赤裸裸袒露和大膽追求女性的描寫同樣給留日學生帶來了刺激。
除此之外，日本特有的春宮畫帶來的性刺激也決不可忽視。與文字描寫的小說相比，春宮畫更直接刺激年輕人們的感官。菱川師宣、喜多川歌麿、歌川國芳以及葛飾北斎等著名的浮世繪畫師都曾經畫過春宮畫，他們的作品在明治時代仍然流通。《留東外史》中就有李錦雞拿出春宮畫炫耀，被劉越石搶走的片段。春宮畫的大膽構圖刺激著這些年輕人的性衝動。
留日學生大多數是血氣方剛的年齡，在早婚納妾陋習盛行的環境中成長，一夜之間來到自由開放的東京，缺乏家長的監管，享受著自由環境。於是，在神田聚集的留日學生形成了特殊的「唐人街」， 他們在神田附近觀看戲劇和電影，出入百貨店、中華料理店和妓院，在城市的誘惑中體驗充滿刺激享樂氣氛的都市生活，便出現各種醜聞。這大概也是魯迅在1904年同樣可以選擇千葉醫學專門學校和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時候，決意要去遠離東京的仙台讀書的原因。
《沉淪》和《留東外史》雖然以戀愛和性愛為主題，赤裸裸地描繪了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留日學生的生活和心理，但是作品中並沒有詳細的性愛場面的描寫，主要是對於個人和集體內心的暗部的告白和揭發。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留東外史》就是留日學界的荒淫與慾望的縮影。
至今為止，從文學方面研究留日學生時，主要注重魯迅和郭沫若等以文學啟發國民的精英階層的「正面人物」。但是，人數高達1萬多的留日學生並非都是肩負強烈的使命感，品學優良，善於自律的人物。在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環境中，沉迷於酒色，中途輟學，半途而廢的人物也不在少數。注視這些凡人的生活是全面理解當年留日學生群體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即是這個部分的一個開端。
附記：依照現代的觀點，本文引用中包含有一些歧視性辭彙，但為了忠實於歷史文獻，本文未修改，按照原文引用。引用文中的文字均改為現今通用的簡體字，引用的日文報紙和文獻均由筆者翻譯為中文。
（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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