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書法家、教育家沈尹默書學思想（附大楷字帖）
沈尹默先生
沈尹默（1883.6.11—1971.6.1），初名沈實、君默。後更名沈尹默，字中，號秋明、匏瓜、君墨，別號鬼谷子，齋名「秋明室」、「匏瓜庵」。原籍浙江吳興（今湖州），生於陝西興安府漢陰廳(今陝西安康市漢陰縣城關鎮民主街)。我國著名的學者、詩人、書法家、教育家。
沈尹默窮畢生之力於書法創作之中，力學於漢、魏、晉、唐、宋、元、明百家之長，橫跨碑帖兩大派系。以一代大書家的經驗智慧，論及書學，則落實於用筆運腕臨習碑帖之道，不言玄虛之理。
當清中葉以降，書人厭薄館閣流派，因以遷及二王虞趙董之體，尊碑抑帖之說，如日中天。民國以來，沈尹默以其遍習碑帖之經驗，作《二王法書管窺》一篇，評析二王書法淵源及成就異同，並提出如何學習王字的經驗談，可謂在理論及實踐中，繼承並發展了二王派系的行書藝術。
一、 溯二王、重褚顏
沈尹默自述學書過程,自幼從歐陽詢《醴泉銘》、《皇甫誕》等碑入手，二十五歲後，雜臨漢魏六朝諸碑，並精心臨習《大代華嶽廟碑》數年，三十五以後，遍臨褚遂良傳世諸碑，同時得見唐宋名家真跡，及故宮法書名跡等，眼界大開。並雲六十以後，始窺見前人一致筆法。於米芾七帖，得知下筆處為關鍵；於懷素小草千文真跡，玩其使毫行墨之意趣，明腕運之妙理：晚年溫習前賢書法理論，如右軍「左轉右側」之用筆，為書學不傳之秘。
沈尹默學書不限於一家，且無任何先在之成見。早年亦曾「雜臨漢魏六朝諸碑帖，不以愛憎為取捨」。一如其《柬植之》詩云：「轉益更多師，俯仰四十年，藝精良近道，探珠龍在淵。」
然而在轉益多師及不斷的筆墨點染之中，沈尹默對中國書法史，有了透徹的了解，並對重要書家有一番自己的認定標準。
沈尹默在《談談魏晉以來主要的幾位書家》時云：「近代通行之楷行，自覺以鍾繇為祖，而羲之繼承之，今以流傳之鐘帖，大概為臨寫本。故只好從羲獻父子說起。羲獻父子，師法鍾繇，加以改革，而目一新。褚遂良承接二王之業，兼師史陵，參以己意，乃創立唐規模，傳授到了顏真卿，更為書法史開闢了一條嶄新大道。故敘述楷行以及草書的書家，必須首先著重二王及褚顏四家，才能使學者明了歷代書法演進的軌轍。」
沈尹默著重二王及褚顏四家，可知其以楷、行、草為中國書法藝術之正宗，其間對篆隸則少論及。曾云：「四體寫得一樣好的書家，從古及今是很少很少的。這不是沒有理由。因為篆、隸、楷、行，究竟是四種迥然不同的形勢，各有所尚，很難兼擅，……八法是為今楷設的，其筆勢不但要比篆體多出許多，也比隸體要多些，楷書自然可以取法篆筆的圓通，也可以取法隸體的方峭，然斷不可拿來直接使用，還得要下一番融會貫通工夫，始合楷法，……。」
沈尹默並不以為要順書法史之發展，先篆隸，再學行楷，原因即在四體之筆法、筆勢皆不同。
沈尹默一生致力於楷、行、草，並且博採眾人之長，對書法家，則存著通變的評鑒標準。通者，能領悟千古一心的筆法之道；變者，即能創造新的法度規模，開新局面。沈尹默對於二王及褚顏的推崇，正出於此通變的角度。沈尹默曾云：「凡是學書的人，首先要知道前人的法度，時代的精神，加上個人的特性，三者必須結合起來方始成功。」所謂「前人法度」即指筆法。又云：「羲之的成功，是由於潛心師古，得到了古人真正書法，運用這些法則，來創造自己的新體，就是篤守其不可變的——筆法，盡量變其可變的——形體。」
而右軍如何變造新體呢？沈尹默引述張懷瓘《書斷》，敘述右軍學書之歷程，在於能「剖析張公之草」、「損益鍾君之隸」、「運用增華」、「精研體勢」，所以「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書斷》云：「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然剖析張公之草，而穠纖折衷，乃愧精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精研體勢，則無所不工，所謂冰寒於水。」
沈尹默認為羲之書法「兼撮眾法，備成一家」，能為萬世宗師的原因，在於他能將平生博覽所得的秦漢篆隸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於真行草體中，形成融合時代精神及個人特性的風格，也奠定魏晉行草書的新典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而子敬則精於草法，得與其父並稱「二王」。沈尹默云：「初由其父得筆法，留意章草，更進而取法張芝草聖，推陳出新，遂成今法。」並引張懷瓘《書議》詳析，子敬在於能「窮偽略之理」。偽者，謂不拘六書規範；略者，省並點畫屈折，而「極草縱之致」，所以，「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於「筆法體勢中，最為風流者也。」
沈尹默云：「子敬耽精草法，故前人推崇，謂過其父，而真行則有遜色，此議頗為允切。」
二王風格不同，然各領風騷，從書跡中觀察，沈尹默指出右軍用內擫，大令用外拓。沈尹默云：要用內擫法，先須凝神靜氣，收視反聽，一心一意地注意到紙上的筆毫，在每一點畫的中線上，不斷地起伏頓挫著往來行動，使毫攝墨，不令溢出畫外，務求骨氣十足，剛勁不撓，前人曾說右軍書「一榻直下」，用形象化的說法，就是「如錐畫沙」。
內擫之功，在立定基礎，而較嚴謹含蓄，欲顯自然物象之奇，則發展外拓。沈尹默云：「外拓用筆，多半是在情馳神怡之際，興象萬端，奔赴筆下，翰墨淋漓，便成此趣，尤於行草為宜。知此便明白大令之法，傳播久遠之故。內擫是基礎，基礎立定，外拓方不致流於狂怪，仍是能顧到」纖微向背，毫髮死生」的妙巧的。外拓法的形象化說法，是可以用「屋漏痕」來形容的。」
二王在內擫及外拓上書風之差異，亦使後人在學習上得以博採眾長。沈尹默以為會通之道，在於腕運之理。沈尹默論書詩云：「落筆紛披薛道祖，稍加峻麗米南宮。休論臣法二王法，腕力遒時字始工。」又云：「無論內擫外拓，這管筆，皆非左右起伏配合著不斷往來行動，才能奏效。若不解運腕，那就一切皆無從做到。」
沈尹默評析二王書風，仍不忘落實於執筆運腕之理。
沈尹默對二王之推崇，由郭沫若引起之蘭亭序真偽論爭中，亦可見一端。詩云：「沙門且莫喜洋洋，禊貼仍歸俗姓王。萬卷枉經今日眼，千金惟買古時方。不勞文外尋矛盾，且聽人間論短長。卻怕謝公批札尾，何來鼠子敢跳梁。」按「沙門」指依規出家修道之人，此指隋僧智永。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認為《蘭亭序》是偽跡，並以為依託於智永，沈尹默以調侃之語氣否定此說法，並肯定《蘭亭序》仍為王羲之所作。對於郭沫若紛紛在書籍碑帖中找論據，著其張目，以為不足信。又云：「蘭亭聚訟鬧洋洋，今日連根鏟大王。虞寫褚臨都是幻，鼠須繭紙定何方。隸行異代殊妍質，碑簡分工各短長。二篆八分相遞讓，不然安見宋齊梁。」此四句寫《蘭亭序》之論爭，否定了羲之所作之事，及唐虞、褚的臨本。後四句從書體演變說明，商周大篆和秦代小篆、漢隸等，逐步為新興書體所取代，而行書在漢末已漸次萌芽，至六朝已臻成熟。「論戰何分南北洋，更無人事涉張王。交鋒專對《蘭亭序》，卻病多求海上方。胸有疑團文脈亂，言符事實理由長。誠然好辯原非惡，軻也棲遑枉論梁。」在此詩中認為《蘭亭序》之論爭，並不依循筆法結構來分析，而專從迂闊無邊的史料上求證據，猶治病不治其根，而求於海上方。所以「胸有疑團」，難免證據不足，文章紊亂。
對於王書原跡雖已不存，與唐太宗同殉於昭陵，然以初唐各名家之摹本仍在，可供考察，其詩云：「墨海瀾翻嘆望洋，雷同姑妄說宗王。家雞野鶩村言語，卧虎跳龍俏比方。妙跡人亡仍物在，舊聞源遠自流長。東風小助臨池興，閑送呢喃出畫梁。」
在《二王法書管窺》中，曾指出學習二王，可由唐宋諸名家傳授王氏筆法者之墨跡著手。其云：「如歐陽詢的《卜商》、《張翰》等帖，試與大王的《奉橘帖》、《孔侍中帖》，詳細對看，便能看出他是從右軍得筆的，陸柬之的《文賦》真跡，是學《蘭亭禊帖》的，中間有幾個字，完全用《蘭亭》體勢。更好的還有八柱本中的虞世南，褚遂良所臨《蘭亭修禊敘》。孫過庭《書譜序》也是學大王草書。顯而易見，他們這些真跡的行筆，都不像經過鉤填的那樣勻整。這裡看到了他們腕運的作用。其他如徐浩的《朱巨川告身》、顏真卿《自書告身》、《劉中使帖》、《祭姪稿》、懷素的《苦筍帖》、《小草千文》等，其行筆曲直相結合著運行，是用外拓方法。其微妙表現，更為顯著，有跡象可尋，金針度與，就在這裡，切不可小看這些。不懂得這些，就不懂得得筆不得筆之分。我所以主張要學魏晉人書，想得其真正的法則，只能千方百計地向唐宋諸名家尋找通往的道路，因為他們真正見過前人手跡，又花了畢生精力學習過的。」
沈尹默對虞、褚名家《蘭亭》臨本之工夫極深，有詩可證：「卌載臨池未奏功，強從詳緩說明通。卻慚但會蘭亭面，寬博都無作者風。」沈尹默自謙己作不及古人，然卅年臨池工夫，卻是「十二時中須管，坐席幾曾寒。殃及霜崖兔，不得老崇山」的費力感人。作《二王法書管窺》除卻在理論上分析二王風格成就異同外，更是從實踐中將領悟二王用筆之道的精妙，提供後人作為參考。因為沈尹默認為二王書跡，正是醫治俗書的妙方，所謂「妄欲換凡骨，是處覓金丹」，而金針度與，沈尹默更是不落人後。
沈尹默一生致力最深者，當屬褚書。劉三《次韻答尹默》中云：「知君刻意褚河南，一藝從頭識苦甘。」沈尹默亦自述：「三十五以後，再寫唐碑，以褚遂良能推陳出新，樹立唐代新規範，乃遍臨其傳世諸碑，旁通各家。」又云：「若果一定要我指出於那一家，只好說我對褚河南用力比較多些，就算學褚吧。但是這樣說，使我十分慚愧，因為褚公有個高足子弟，他是誰？是顏真卿。他繼承了褚公，卻能發展為一個新的局面。」
可知沈尹默一生得力於褚河南書跡最多，並以顏真卿為學褚書最高者。在《勸履川學書》中云：
「二王法一新，歐虞極其變。繼志幹蠱才，卓爾唯登善。遂立唐規模，猶承漢禪讓。 當時姜薛儔，僅窺登善面。氣骨輸高腴，風華姿輕蒨。棲梧文盪碑，差堪點俗眼。若無顏平原，此事誰取辦？瘦金度金針，意佳筆則謾。海岳有大志，仍為李邕絆。退谷矜取神，貌遺何由見？爾後更無人，趙秦非妙選。描十失八九，才長逾襪線。槃槃曾公子，風力出強腕。平時不作書，落筆如流電。欲暢褚宗風，精意入提按。凈幾明窗底，為我費東絹。不至竟不休，毋輕棄筆硯。」
沈尹默論書上溯二王，以王羲之變漢魏樸質的書風，創為妍美流便的書體；王獻之更在其父的基礎上，行草別論新法，時人視為「破體」，後世多受二王創變之影響。褚遂良，字登善，世稱「褚河南」，其書繼二王及歐虞之後，別開生面，正書豐艷流暢，行草婉暢多姿，與歐虞齊名。然歐、虞皆以高年入唐，仍為前代之矩矱。而褚遂良之推陳出新，自樹一幟，始開唐代一朝之風貌。故云「遂立唐規模」。然其晚年所書《雁塔聖教序記》，與《禮器碑》猶具血脈關係，故其書承繼漢代的隸法。
此詩中並歷舉姜晞、薛稷、魏棲梧、顏真卿、趙佶、米芾、汪士鋐、趙世駿、秦樹聲等唐以來學褚書之諸家，檢討得失。以顏真卿為善學褚書之大家，其書初學褚遂良，後從張旭得筆法，並參用篆書筆意寫楷書，端莊雄偉，古法為之一變，後世習其體者，稱為「顏體」。
沈尹默對二王及褚顏之推崇，在於四家能繼承前人菁華，並加以創變，自成一家，影響後學。對顏書的影響，其論李東陽書詩云：「茶陵而後見汀州，落筆神光奪兩眸。驚怪元和新樣好，平原一派得承流。」「茶陵」指李東陽，明著名書法家。中年以後，專學顏真卿，得矯健純雅之妙。「汀州」指伊秉綬，清書家。正行書取法顏真卿，皆得顏書精髓。唐元和初年，柳公權擢進士第，書法為穆宗所賞識。東坡云：「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以柳為學顏之大家。
在《跋翁松禪臨顏平原<李玄靖碑>》中，說明顏平原書出於褚河南，而自成一格。云：「顏平原書出於褚河南，其楷書結體端嚴，往往猶有《伊闕佛龕碑》之風格。唐代書風自褚河南出始一變，平原繼之，古法不失，而時出新意，所傳於世之碑刻，無論十數種，各具一體，變化無方，宜為後世所推重。」
而對後世學顏者，加以評論。又云：「其善學者，五代有楊景度，北宋則范希文、蔡君謨、蘇子瞻、黃魯直諸人，而尤以蘇黃兩君為能，取其所長，以盡己之性。米海岳惡其楷法，而喜習其行體，故所得比之諸人為少。後世則明董玄宰，時臨顏碑而未能深入，顧以遺貌取神自詡，於其圓潤處誠有所得，而遒邐淳厚則去之甚遠。然以之與清代之錢南園相提並論，覺董之失在形，而錢之失則在神，且其結字一倫甚少變化，斯乃習顏書之最下者也。何道州流於爛漫，有傷雅潔，唯有生趣，故猶能風行一時耳。松禪老人所臨《李玄靖碑》，自是學書遣興所為，不規規於每一點畫之得失，而神韻自然，於東坡評顏書謂清雄者近之。清代能書，似無有出其右者。」
在《跋翁松禪臨顏平原<李玄靖碑>》中，說明顏平原書出於褚河南，而自成一格。云：「顏平原書出於褚河南，其楷書結體端嚴，往往猶有《伊闕佛龕碑》之風格。唐代書風自褚河南出始一變，平原繼之，古法不失，而時出新意，所傳於世之碑刻，無論十數種，各具一體，變化無方，宜為後世所推重。」
而對後世學顏者，加以評論。又云：「其善學者，五代有楊景度，北宋則范希文、蔡君謨、蘇子瞻、黃魯直諸人，而尤以蘇黃兩君為能，取其所長，以盡己之性。米海岳惡其楷法，而喜習其行體，故所得比之諸人為少。後世則明董玄宰，時臨顏碑而未能深入，顧以遺貌取神自詡，於其圓潤處誠有所得，而遒邐淳厚則去之甚遠。然以之與清代之錢南園相提並論，覺董之失在形，而錢之失則在神，且其結字一倫甚少變化，斯乃習顏書之最下者也。何道州流於爛漫，有傷雅潔，唯有生趣，故猶能風行一時耳。松禪老人所臨《李玄靖碑》，自是學書遣興所為，不規規於每一點畫之得失，而神韻自然，於東坡評顏書謂清雄者近之。清代能書，似無有出其右者。」
沈尹默對顏字之精研，亦於此可見。
值得重視的是沈尹默溯二王、重褚顏，不只是個人執著的書風，而是代表民國以來，對清代碑學的反思，與向晉唐傳統書法的認同。清代碑學風氣之下，固然產生了鄧石如、趙之謙、吳昌碩篆隸大家，在行草書體的創作上，卻沒有出現像王羲之、米芾的大家。主要的原因，在於篆隸的筆法，是以「遲、澀」為主，這與行草用筆的「靈、動」是相反的方向。
當民國以來，客觀條件改變，書家得見清人難能一見的歷代名家法書，於是便重新思考帖學及碑學的問題。如沈曾植、王蘧常、高二適走高古一路的章草書體，于右任晚年融碑帖一爐的草書，直至沈尹默提倡晉唐風韻，強調筆法，在創作及理論上，都可稱上清代以來全面回歸繼承二王書風的第一人。
曹軍指出：「中國書法自漢末魏晉基本完成字體的演變之後，便沿著二王所開創的帖學大道，依照自身特有的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前行著，在二王那兒又逐漸分出二個風格相異的帖學流派，平正一路的有智永、虞世南、褚遂良、蔡襄、趙孟頫、董其昌，欹側一路的有顏真卿、米芾、傅山、王鐸等。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狹義的書法史歸根到底也就是二王書風的流變史，傳統的用筆法也在這一體系中，經曆書家的遞次努力而逐漸豐富，完善，成為學書人的不二法門。
沈尹默生於清末民國，於碑學風潮中，遍臨碑帖，繼又回歸晉唐二王，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曹軍云：
「傳統的二王書風幾乎歷代都有一次大規模的回歸運動，如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的智永和尚，初唐歐、虞、褚、薛四家對大王書法的全面繼承。疾呼「不入晉人格，輒徒成下品」的米顛，強調「用筆第一」的趙孟頫，提倡「書不宗晉，終入野道」的王鐸，也正是由於歷代書家對二王書法的回歸，才造就了他們對二王的超越。而沈尹默先生的行草書創作可以說是在超越有清一代的基礎上，又一次對二王書風的耐人尋味的回歸。書法史二王書風的回歸，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中國書法螺旋形發展的客觀規律；沒有了回歸，可以說也便沒有了中國書法的發展。
沈尹默書法藝術能超越前人，便是能汲取前人留傳下來的豐富經驗，成功技法，創造民國來書法的高峰。（來源《沈尹默書法藝術》，作者：台灣陳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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