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高收入群體紛紛逃離公立學校，教育為什麼讓我們如此焦慮和不滿？

高收入群體逃離公立學校，進入民辦學校，就會出現民辦學校的良性循環，公立學校的惡性循環。

民辦學校在收費、生源錄取方面都有相當高的自主權，一些民辦初中、小學一年學費二十幾萬人民幣，孩子又是千挑萬選的，生源好、收費高、吸引好的校長和老師，形成良性循環。公立學校則會因此不斷地流失好生源、好老師，形成惡性循環。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繼續把公立學校辦好，才有可能讓階層固化來得緩一點。

文章素材來源：端傳媒。由藍橡樹綜合編輯整理。

轉自：藍橡樹

哲學園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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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北京大學教授王蓉受邀成為財政部專家，參與設計「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這便是中國免費義務教育背後的財政支持制度。2006年，《義務教育法》修訂，「中國終於實現了真正的免費義務教育」，王蓉至今難忘當時那份自豪與鼓舞的情緒。

同一年，時任世界銀行高級教育經濟學家的學者路易斯·克勞奇（Luis Crouch）給王蓉寫了一封郵件，稱他有一篇「不被世界銀行允許發表的論文」，希望能與王蓉分享。

克勞奇在他在那篇名為《學校收費、自願捐助和教育發展：一種可能的立場》 的論文中寫道：國際機構的如此倡導，導致發展中國家誤以為免費教育是萬靈藥，卻忽略了處理免費政策下人們的期望的複雜性。

克勞奇認為，社會中富裕的那群人會離開公立學校，也帶走公共教育預算的政治支持。長此以往，公立學校越來越差，成為「低劣」的代名詞，成為「窮人最後的避難所」。

王蓉對克勞奇的觀點大感震驚，強辯幾句，稱國家與制度背景不同，且中國的貧富差距不大，不應如此悲觀。

他們沒有說服彼此。

但僅僅過了幾年，王蓉便驚覺中國的現實情況愈發像克勞奇描述的那樣。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八億多人擺脫貧困。隨著人們收入差距的不斷增大，部分地區的公立教育式微，越來越多的資源湧向私立教育（或稱民辦教育）。

一線城市的私立學校動輒就是六位數的天價學費，各類校外補習機構更佔據了學生與家長的大量課餘時間。2015年，上海中考成績排名前十的學校全部是私立學校，無一所是公立。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浙江、江蘇、廣東等。

隨之加劇的，是整個社會對於教育的焦慮。許多公立學校的成績連所在地的平均分數都達不到，私立學校儘管競爭激烈、學費昂貴，學生和家長依然趨之若鶩。公立與私立教育兩極化的發展趨勢，讓社會階層日益固化。

「作為一個學者，你不能去撒謊，不能意識到問題後卻假裝沒有發生」，2017年，王蓉發表論文《直面我國的「教育拉丁美洲化」挑戰》，指中國會出現巴西等拉丁美洲國家的極端教育不公平格局，一時間在輿論中引發軒然大波。

圖為2004年，北京一所農村小學的學生打乒乓球

高收入群體逃離公立學校，

進入民辦學校

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指在人口收入差距顯著的社會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長可能逃離公共教育體系而在私立部門中尋求更高水準的服務，公立學校逐漸成為低劣質量機構的「代名詞」。

如果社會中高層次教育的好學校都是公立教育，如精英型的公立大學，且政府對這些機構採取高補貼或免費的政策，這就會導致一種極端的教育不公平格局：

社會中的優勢群體在私立中小學接受優質教育，從而得到優質低價的高等教育服務及其背後的高額的公共財政補貼；與此同時，弱勢群體接受著較低質量的基礎教育服務，難以在獲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機會的競爭中取勝，階層固化難以打破。

世界銀行前經濟學家Luis Crouch提出，在收入差距急劇拉大的社會中，免學費政策可能和「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問題存在聯動關係，即免學費政策導致的標準化、規範化的公共供給，導致有差異需求的中高收入家庭離開公立教育體系，而在私立學校就學。這一假設促使我們不得不反思過去十餘年的教育財政政策。

過去一段時期內，教育公共政策在中央層面、在基礎教育學段，總的來說以弱勢群體為優先考慮的對象，以保障這一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

然而，在居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教育選擇自由將成為很高比例的較高收入家庭的一種重要的公共政策訴求。

高收入群體逃離公立學校，進入民辦學校，就會出現民辦學校的良性循環，公立學校的惡性循環。

因為民辦學校目前在收費、生源錄取方面，有相當高的自主權，一些民辦初中、小學一年學費二十幾萬人民幣，孩子又是千挑萬選的，生源好、收費高、吸引好的校長和老師，形成良性循環。公立學校則會因此不斷地流失好生源、好老師，形成惡性循環。

在中國，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基本上是服務於中高收入家庭，而一線城市的孩子進入民辦學校的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地區。

圖為2016年成都某私立學校舉辦「六一」兒童節晚會

公立教育，是不是也存在惡的一面？

這種情況下，不能讓民辦和公辦的差距繼續拉大，不能讓老百姓眼睜睜看著自己孩子和社會優勢群體所受的教育質量差距那麼大。這是基礎教育啊！

但這在學術界也有很多爭論。

有人說：你沒有看到怎麼改善公立學校的治理，而是把眼光放在怎樣克制民辦學校的自主性？

也有人說：你只看到了一年二十幾萬的私立學校學費，卻沒看到家長為了進入好的公立學校，要買幾千萬的學區房？公立教育系統就不存在惡的一面？

還有一些悲觀的人認為，中國的公立教育系統從來就不公平。很多地方的教育均衡流於形式。以前的老百姓是用權去擇校。自從有了用錢擇校，「學區房」的現象就愈演愈烈，成為泛社會化的焦慮。

但不管怎樣，還是要把公立教育系統辦好，應該增加公立教育的財政投入，讓只能上公立學校的老百姓覺得，我和社會優勢群體的教育差距在可忍耐的範圍內，而且上升渠道沒有被堵死。這是基本底線。

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再談公立教育系統之內的惡，和民辦學校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是第二層次的問題。

對於民辦學校，多少需要增加規範。

民辦學校如果辦得好，真本事不在挑生源，而在於同樣的孩子就是能比公辦學校教得好。一旦允許肆無忌憚挑生源的做法，就會造成社會隔離。誰家裡錢多，誰的家長是海歸，甚至爺爺奶奶必須是大學畢業生，才能進民辦學校，這不就造成了社會隔離了嗎？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系統里，都是不能造成隔離的。

另外，校外補習機構、教育科技企業、民辦學校、國際學校等這些新業態都有個共同特點——服務於優勢群體。像某個大型校外補習公司很明確地表示就是服務於前30%的孩子。無論是用成績還是家庭收入來衡量前30%，他們一直不停地挖掘這個人群的需求。

所以你就看到，市場全部圍繞著有錢的、學習好的孩子，而這兩組人群也是高度重疊的。這隻會進一步加劇中上階層的孩子和普通孩子的差距。

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把公立學校辦好，才能夠讓社會的階層固化，可能來得緩一點。

中國是高度篩選型社會，

每一步都在篩人

再來看中國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不停地在用「雙一流」拔尖增長，你看到政府的投入，就是拔尖、拔尖、拔尖。以至於高等教育院校之間的分化是非常劇烈的。好幾年以前，農村的老大媽就都不問你孩子上不上大學，而是問你孩子上的是985嗎？大家非常明白，現在上個普通大學都不頂用的，要上985。

圖為眾多高中生參加山東一個大學的介紹會

而高等教育院校之間的質量分化如此之劇烈，這個壓力一定會傳遞到基礎教育。壓力從什麼時候開始？從幼兒園就開始，不上好幼兒園，就上不了好小學；上不了好小學，就上不了好中學；上不了好中學，就上不了北大清華。在教育體系中，每一個學段都不會是孤立的。

我們的高等教育分化非常嚴重，普通高中分化非常嚴重，而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教育學校還有五五分成，相當於要把50%的孩子篩掉，不讓他們去上普通高中。而大家都知道，只有上了高中才能上好的大學。

中國是高度篩選型社會，每一步都在篩人。被篩下來，就意味著絕緣，和上一層的優質教育就絕緣了。

所以，我們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政策之間嚴重不協調。基礎教育整天講均衡、減負，而高等教育的篩選性又那麼高，分化那麼嚴重。這是政策的斷裂。

基礎教育講減負，後面有很大的推動力。有很多政策制定者非常真誠地認為，中國基礎教育中教和學的理念不符合世界的潮流，不符合未來工作的需求，是真誠地想要改革的。

但是，制度因素導致了我們的焦慮，要是不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我們不會這麼焦慮。

最根本是社會制度，

不是教育制度

國內總說以芬蘭為典型的北歐國家，有著世界上最好的免費教育。但芬蘭才多少人口？600萬，只相當於我們的一個區。不僅國家很小，對人的價值的認識都和我們不同。在芬蘭，可能每一個孩子都是珍貴的，中國卻沒有辦法。

這是社會制度來決定的。最根本是社會制度，不是教育制度。

美國雖也是教育高度不平等的國家，社會貧富差距很大，問題不比我們少。但是美國給你多次受教育的機會，不會因為一次就否定你。美國最應該讓我們學習的是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有常春藤、文理學院、州立大學，甚至不同學校代表不同的價值觀取向。而在中國，只有北大清華，全民都在競爭一個塔尖，該有多麼焦慮。

如果中國不是篩選型國家，那教育不會如此充滿焦慮。不僅是篩選，還有由誰來篩選的問題。美國的多元化後面是有不同的手在篩選，也分散了社會的焦慮；而中國就是政府一隻手來篩選，非常糟糕。

免費義務教育是好的，但不應當支持簡單化的免費義務教育。

比如，美國各個州在19世紀下半頁就開始實施免費義務教育了，但當時有一個訴訟案，是關於學生在學校里，有一些個性化的教育需求，譬如要上鋼琴課、芭蕾課，那麼這個錢，是要由納稅人全體來分擔，還是有額外需求的家庭自己掏錢？

因此，相應的制度設計需要是非常細緻的，是免費的沒錯，但在免費基礎上，要理清哪些是基本服務，是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也有義務要接受的，還有哪些是個性化的需求，是要個人掏錢的。免費的義務教育下面需要更加精細的制度設計。

大家總說學校亂收費，也是因為家長和學校雙方在提供個性化服務時，有些負面的事情發生。說明我們的精細化制度設計還比較落後。

希望在未來，每一個家門口的公立學校都優質，並且在育人觀念上回歸到教育本原，同時關注到每一個學生的差異發展。而這背後依然是整個社會的發展。

王蓉，北京大學教授，是中國首屈一指的教育財政學領域專家，亦自稱是一位「公立教育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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