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爾·奧巴馬：我不想讓女兒們認為，生活是要等男人回到家才開始 | 紙城PICK

天下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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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家的新算術題：我們有兩個孩子、三份工作、兩輛車、一套公寓和零空閑時間。我接受了醫院的新職位，貝拉克繼續一邊教書一邊做立法工作。我們兩個都是幾家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成員。雖然貝拉克在國會初選中落敗，但他仍然在計劃競選更高的職位。當時的總統是喬治· W. 布希。我們的國家遭受了「9 · 11」恐怖襲擊帶來的震驚和悲痛。當時，一場戰爭正在阿富汗進行，美國正在起用一套新的恐怖主義警報系統，奧薩馬· 本· 拉登顯然正躲在某個洞穴里。像以往一樣，貝拉克認真地看每一條新聞，照常做自己的事情，同時心裡在默默地對這些進行思考。

—米歇爾·奧巴馬

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時的米歇爾·奧巴馬

1998年7月4日清早，我感到了第一次陣痛。

就在這一天，瑪麗亞·安·奧巴馬，我們兩個孩子中的第一個，降生到了我們的世界。

母親這一身份成了我的驅動力。它支配著我的行動、我的決定以及我每天的節奏。我未及多想就被母親這一新角色吞噬了。我是一個注重細節的人，而孩子全身上下都是細節。

貝拉克和我仔細觀察神秘的小瑪利亞，看著她像玫瑰花瓣一樣的嘴唇、毛茸茸的黑腦袋、茫然的眼神，還有不停舞動的小手小腳。我們給她洗澡，包上襁褓，抱在懷裡。我們記錄下她的進食情況、睡覺時間和每一次打嗝。我們分析她臟尿布里的東西，似乎它能告訴我們她所有的秘密。

瑪利亞幾個月大的時候，我回到芝加哥大學工作。我跟學校商量我只在中間休息的時候回來，自以為這是雙贏的安排，我既可以做職業女性又不耽誤照顧孩子，達到一直希望的瑪麗· 泰勒· 摩爾與瑪麗安· 羅賓遜之間的平衡狀態。我們雇了一個既喜歡孩子、做事又專業的保姆，她叫格羅麗娜· 卡薩巴爾，比我大十歲左右。她出生在菲律賓，上過護士學校，自己有兩個孩子。格羅麗娜—我們叫她「格羅」—個子小小的，剪著利落的短髮，戴一副金邊眼鏡，做事利索，能在十二秒之內換完一片尿布。她身上有專業護士那種非常稱職的品質和所有事都能扛起來的精力，在後來的幾年裡，她成為我們家非常重要和受器重的成員。她身上最重要的一點是—她非常喜歡我的孩子。

有件事我沒有預料到，我覺得這也是很多人會後知後覺的一件事，那就是一份兼職工作，特別是當它是你此前所做全職工作的縮減版時，那會是一個陷阱，至少在我身上是這樣的。上班時，我還是需要參加之前要參加的所有會議，工作量基本跟之前一樣。唯一的不同是，我的薪水是過去的一半兒，卻要在一周二十小時的工作時間裡做完所有事。如果某次會議結束晚了，我就要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奔回家，帶瑪利亞趕去北城一個音樂工作室上搖擺蟲兒歌早教課（瑪利亞快樂而興奮，我則一身大汗、上氣不接下氣）。對我來說，那簡直是要把人逼瘋的節奏。在家裡接工作電話時，我會有負疚感；同樣，我坐在辦公室里突然分心想到瑪利亞可能會對花生過敏時，會有另一種負疚感。兼職工作原本是想給自己更多自由，結果後來我感覺負荷增加了一倍，我生活中所有的界限都一片模糊。

幼年米歇爾

同一時間，貝拉克的事業似乎發展得順風順水。瑪利亞出生幾個月後，他再次被選入州參議院，贏得了百分之八十九的選票，任期四年。

1999 年底，瑪利亞快滿十八個月的時候，我們在聖誕節帶著她回到夏威夷，看望她的曾外祖母。貝拉克的外祖母當時已經七十七歲了，還住在那棟已經住了幾十年的高樓里。那是探親之行，每年只有那時候，外祖母才能見到自己的外孫和曾外孫女。冬天再次降臨芝加哥，帶走了空氣中的暖意和天空中的湛藍。我們在家和上班時都感到煩躁不安，在預訂了威基基海灘附近的一家普通旅館後，我們開始數著日子期待出發。貝拉克這一學期在法學院的課已經結束，我也把工作推後了。但是接下來，政治阻礙了我們的計劃。

伊利諾伊州參議院正在進行一場馬拉松式的漫長辯論，要落實一個很重要的打擊犯罪法案的具體條款。那場辯論並沒有因為假期而中斷，參議院決定再加開一次會議，希望在聖誕節前敲定條款並提交表決。貝拉克從斯普林菲爾德打電話給我，說我們可能需要推遲幾天再走。這不是個好消息，但我理解那是突發情況，不是他能控制的。我在乎的是，我們最後還是能趕上聖誕節，我不想讓外祖母一個人過聖誕節，而且貝拉克和我都需要休假。我想，去夏威夷度假可以讓我們拋開工作，放鬆一下。

後來，他正式參選國會議員，這意味著他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再後來，他接受一份本地報紙的採訪時說，在他競選國會議員的大約六個月的時間裡，他待在家裡陪我和瑪利亞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四天。我慢慢了解到，就選舉活動而言，一位候選人選擇和家人度過的每一小時和每一分鐘，都被視為對那段寶貴時間的浪費。

我那時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手了，基本不太在意他每天競選活動的起起伏伏。我對貝拉克參選的決定並不熱心，對整件事抱著一種儘快解決了事的態度。我想也許在進軍國會受挫後，他會去嘗試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在理想的世界裡（起碼是在我的理想世界裡），他會去做一家基金會的負責人，這樣他不僅能在重要的事情上發揮影響力，而且晚上還能按時回家吃晚飯。

我們是在12 月23 日飛往夏威夷的，那時州議會因為假期已經休會，但是仍然沒有找到解決方案。讓我鬆了一口氣的是，我們的探親之旅還是成行了。

一切都很順利，直到貝拉克接到伊利諾伊州打來的一個電話，通知他參議院臨時決定重新開會，完成那個打擊犯罪法案的工作。如果他計劃投票的話，那就還有48 小時的時間趕回斯普林菲爾德。時鐘又開始嘀嗒嘀嗒地響起來。我心情低落地看著貝拉克行動，把我們的航班改簽到第二天，就這樣結束了我們的假期。我們沒有選擇。我可以和瑪利亞繼續待在這裡，但是那樣有什麼意思呢？我雖不願意走，但是我再次表示理解，這就是政治。那次投票很重要，法案里增加了新的管控槍支的條款，是貝拉克強烈支持的，而議員們對法案的意見分歧很大，只要有一位參議員不到場投票，法案可能就無法通過。我們一定得回去。

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瑪利亞半夜突然發起高燒，白天她還在興高采烈地踢浪花，不到十二小時之後，她就成了一個渾身發燙、無精打採的小病孩，兩眼獃滯，難受得一直哭泣，可是她太小了，不能告訴我們到底哪裡不舒服。我們給她吃了泰諾，但是沒什麼效果。

「她現在顯然沒法坐飛機。」我說。

「我知道。」

「我們還要再改簽。」

「我知道。」

我沒說出來的是，他可以一個人走。他可以出門，叫一輛的士到機場，依然可以及時趕到斯普林菲爾德投票。他可以把他生病的女兒和焦急的妻子扔在太平洋中間，趕去和他的同事們一起投票。這是一個選擇。但是我不會主動提出來，讓自己受苦。我當時很脆弱。這一點我承認，因為瑪利亞的病情不知會怎麼發展。萬一她燒得更厲害了呢？萬一她需要住院呢？同一時刻，這世上還有一些比我們更多疑的人，正在準備掩護所，在裡面囤積現金和一罐罐的水，以防關於2000 年的最糟糕的預言成真，因為染上病毒的電腦無法記錄新千年的到來，電力和通信網路會發生故障。那當然沒有發生。但是當時一切都說不好。他真的會考慮離開我們嗎？

事實證明他沒有。他當時以及後來都沒有。

最終，2000 年平靜地到來。瑪利亞被確診是耳部重度感染，在休息了幾天，用了一些抗生素後，病情開始好轉，她終於又恢復了之前的活潑狀態。生活總要繼續。一直都是如此。在火奴魯魯另一個碧空如洗的日子，我們飛回了芝加哥，回到了冬日的寒冷中，而貝拉克也將面臨一場政治災難。

打擊犯罪法案在州議會沒有獲得通過，差了五票。我算了算：就算貝拉克及時從夏威夷趕過去，他的投票也改變不了最終結果。但他因為沒趕回來而飽受抨擊。他國會初選的對手抓住這個機會，將貝拉克描述成一個耽於享受的立法者，跑去度假—去的還是夏威夷，不肯屈尊回來為控制槍支這麼重要的事情投票。

競選伊始，貝拉克的對手及其支持者就在散播不得體的觀點，在非洲裔選民中煽動恐懼和不信任情緒，暗示貝拉克是海德公園那些白人居民—有學問的白人、猶太人—策劃的陰謀，要把他們中意的候選人強加給南城。「貝拉克在我們的社區被視為長著黑人面孔的白人。」多恩· 特洛特接受《芝加哥讀者》雜誌採訪時說。在同一份雜誌上，鮑比· 拉什還說：「他上了哈佛，成了一個受過教育的蠢貨。我們不喜歡這些拿著東海岸精英大學學位的傢伙。」換句話說，他跟他們不是一路人。貝拉克不像他們是真正的黑人— 一個會那樣講話、長成那樣、讀了那麼多書的人永遠不會跟他們是一路人。

最讓我困惑的是，貝拉克就是南城的父母們常說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的那種人。他代表了鮑比· 拉什和傑西· 傑克遜那樣的黑人領袖多年來談論的一切：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努力為非洲裔群體服務，而不是拋棄他們。那場競選的競爭很激烈，但是貝拉克受到抨擊的理由都是錯的。我吃驚地看到我們的當政者只是將他視為對自身權力的一種威脅，通過玩弄關於種族、階級的落後手段和反智的觀點來煽動不信任情緒。

那讓我感到噁心。

貝拉克比我淡然得多，他在斯普林菲爾德已經見識過政治會變得多麼醜陋，為了達到政治目的，真相往往被歪曲。他受到了挫折但仍然不願意放棄，在冬天依然繼續進行競選活動，每周往來於斯普林菲爾德和芝加哥之間，儘力回擊針對他的疾風驟雨，即使對他的政治捐贈開始減少，鮑比· 拉什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當初選進入倒計時的時候，瑪利亞和我幾乎都見不到他了，雖然他每晚都會打電話回來跟我們道晚安。

3 月，貝拉克在民主黨初選中落敗，鮑比· 拉什取得完勝。

而目睹這一切發生時，我一直抱著我們的女兒。

米歇爾與兩個女兒

我們迎來了第二個女兒。2001 年6 月10 日，娜塔莎· 瑪麗安· 奧巴馬在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出生。我們只做了一輪試管，就很容易地懷上了，分娩過程也非常順利，瑪利亞當時已經快三歲了，我母親帶著她在家裡等待。我們剛出生的寶寶很美麗，像小羊羔一樣，滿頭黑髮，棕色的眼睛很機警—她是我們一家組成的正方形的第四個角。貝拉克和我都高興極了。

我們打算叫她薩沙。我選這個名字是因為它聽起來生氣勃勃。一個叫薩沙的女孩絕不要是個傻瓜。像所有父母一樣，我對我們的孩子寄予了厚望，祈禱她們不會受到任何傷害。我希望她們長大後聰明有活力，像她們的爸爸一樣樂觀，像她們的媽媽一樣上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們堅強，有鋼鐵般的意志，不管遇到什麼困境都能站起來往前走。我對於未來會發生什麼、我們一家人的生活將如何展開都還一無所知。不管將來是一帆風順，還是舉步維艱，或者像大多數人的經歷一樣，會喜憂參半，我的責任都是要確保她們做好了一切準備。

我喜歡和我的女兒們在一起。我意識到在家裡陪孩子的每一分鐘和每一小時的價值，特別是在貝拉克的日程沒有規律的情況下。我再次想到我的母親，她決定留在家裡照顧我和克雷格。我對於自己將她的生活浪漫化感到內疚，在我的想像里，她用派素清潔劑擦洗窗檯、為我們做衣服，都是樂在其中的。但是和我眼下的生活狀態相比，全職在家的想法雖然感覺有點怪，但是容易控制，也許可以一試。我喜歡負責一件事而不是同時做兩件事，這樣我的腦子不會被工作和家庭撕扯得一團亂。而且我們在經濟上似乎也可以承受得來。貝拉克在法學院從兼職教師晉陞為高級講師，這樣瑪利亞上芝加哥大學附屬實驗學校就可以免除學費，很快她就會在這所學校上幼兒園。

然後，我接到蘇珊· 謝爾的一個電話，就是我之前在市政廳的導師和同事，她是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的總法律顧問和副院長，薩沙就是剛在那裡出生的。醫學中心來了一位新院長，大家都對他交口稱讚，他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擴大醫學中心的社區服務範圍。他正在招聘一位負責社區事務的執行董事，這份工作似乎是為我量身定做的。蘇珊問我對於面試這份工作有興趣嗎？

我在糾結要不要發簡歷過去。它聽起來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是我剛剛還在勸說自己回來做全職媽媽，這樣對我對家人都好。不管怎麼說，這不是我閃亮登場的時候，不是我吹乾頭髮、穿上職業套裝的時候。我一晚上要起來好幾次照顧薩沙，這讓我嚴重缺覺，頭腦也不清醒。雖然我仍然很努力地在保持整潔，卻節節敗退。我們的公寓里到處都是孩子的玩具、書和一包包的嬰兒濕巾。每次出門，我都要推一個大手推車，背一個不時尚的尿布包，裡面裝滿了必要的東西：一包五穀麥圈，幾個常玩的玩具和一套替換的衣服，她們兩個都要各備上一份。

但是我用媽媽的身份也交到了一些好朋友。我結交了一些職場女性，我們形成了一個愛聊天的社交圈。我們大都三十多歲的年紀，在不同的行業工作，包括銀行業、政府機構、非營利組織。我們許多人都是在同時間要的孩子。我們的孩子越多，彼此之間的關係就越緊密。我們幾乎每周末都見面。我們照顧彼此的孩子，一起去動物園遊玩，團購迪士尼冰上表演的門票。有時在星期六下午，我們會把一幫孩子放在某個人家裡的遊戲室里玩，然後開一瓶葡萄酒。

我的這些女性朋友，每一個都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雄心勃勃，她們愛自己的孩子，也都像我一樣迷茫，不知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關係。說到這個，我們的做法各有不同，有的是全職上班，有的是兼職上班，還有的是全職在家帶孩子。有的允許她們蹣跚學步的孩子吃熱狗和炸玉米片，有的給孩子吃的都是全穀物。有幾個人的丈夫在大力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其他人的丈夫和我的丈夫一樣，工作很忙，經常不在家。我的一些朋友非常幸福，另一些則在努力調整，嘗試達到另一種平衡。我們大多數人都生活在不斷校準自己的狀態里，對生活的一個領域進行調整，希望能給另一個領域帶來更多的穩定。

我們在一起度過的那些下午，讓我了解到，做母親沒有什麼定式，沒有什麼正確的或錯誤的方法。認識到這一點是有好處的。不管她們是以何種方式生活及其緣由是什麼，遊戲室里的每個孩子都得到了疼愛並在健康成長。每次聚會時，我都能感受到這些女人在努力做對孩子正確的事時聯合起來的力量。最後，不管怎樣，我們會互相幫助，大家都會好起來的。

在和貝拉克還有我的朋友們談過之後，我決定面試大學醫學中心的工作，至少應該看看它是做什麼的。我感覺自己很適合那份工作。我知道我有它所需的能力和足夠的激情。但是如果我接受了它，我就要儘力去做，而且要在兼顧家庭的前提下。我想，我可以做到，前提是不用參加不必要的會議，工作時間比較靈活，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在家工作，而且必要時可以離開辦公室去日托中心接孩子或者帶孩子看醫生。

我不想再兼職工作了，再也不那麼幹了。我想要全職工作，領一份有競爭力的薪水，這樣我們就能更好地負擔撫養孩子和家務的開支，我就能丟開派素清潔劑，在空閑時間陪女兒們玩耍。同時，我也不會試圖掩蓋我棘手的生活狀態，我的小女兒還在吃母乳，三歲的大女兒在上幼兒園，我丈夫的政治活動日程亂七八糟，所以家裡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落在了我身上。

在面試時，我厚著臉皮，一股腦兒把這些都跟麥克· 賴爾登—醫院的新任院長—說了。我甚至還是帶著三個月大的薩沙一起去面試的。我記不清楚當時的情況了，那天我是沒找到臨時看孩子的人還是我根本就沒去找。薩沙還很小，需要我的照顧。她是我生活中的一個事實— 一個可愛的、咿咿呀呀的、無法忽視的事實，我似乎覺得必須帶著她，在進行這場討論時把她放在桌面上。我是在說，這是我，我還帶著我的寶寶。

我未來的老闆似乎能理解我，這真是令人驚奇的事。面試時，我一邊晃著坐在我腿上的薩沙，一邊解釋靈活的工作時間對我多麼重要，整個過程中我還一直擔心她的尿布會漏。就算他有任何顧慮的話，他也沒有當場表達出來。面試結束後，我感覺很愉快，很肯定我會得到這份工作。但是不管成不成功，至少說出我的需求對我是好的。我感覺到，大聲說出自己的需求是有力量的。接著，我帶著清醒的頭腦和一個開始哭鬧的嬰兒，急忙趕回了家。

我不記得他是什麼時候第一次提出想要競選美國參議院席位的。當時他剛剛萌生這個想法，很長時間後，它才成為一個真正的決定，但顯然他已經在考慮這件事了。我清楚地記得我當時的反應，我用難以置信的眼神看著他，意思是：你不覺得我們已經夠忙了嗎？

我對政治的反感與日俱增，倒不是因為在斯普林菲爾德或者華盛頓特區發生的事，而是因為貝拉克做了五年的州參議員後，他繁忙的日程已經開始讓我無法忍受了。隨著薩沙和瑪利亞慢慢長大，我發現生活的節奏變得更快，要做的事情清單越拉越長，這讓我疲於奔命，感覺事情無窮無盡。貝拉克和我儘可能地讓女兒們的生活保持平靜和易於管理。我們雇了一個新的保姆在家裡幫忙。瑪利亞很喜歡芝加哥大學附屬實驗學校，她在那兒交到了朋友，還在自己小小的日程表上標記了生日派對和周末的游泳課。薩沙當時一歲左右，在搖搖晃晃地學步，也開始學說話，她迷人的微笑常逗得我們捧腹大笑。薩沙的好奇心非常強，決心要跟上瑪利亞和她四歲的朋友們的步伐。我在醫院的工作很順利，即使我發現掌控工作進度最好的方式是早晨五點鐘起床，在其他人起床前便已在電腦前工作了幾小時。

這讓我晚上有點疲憊，有時還會跟我那位夜貓子丈夫起衝突，他星期四晚上從斯普林菲爾德回到家時精神還很飽滿，想要立即享受一下家庭生活，彌補一下他錯過的所有時間。但是當時，時間已經成為我們家的一個問題。貝拉克一貫不守時，如果先前我還能溫柔地取笑他，那現在這真的讓人惱怒了。我知道星期四這天讓他很高興。他打來電話報告說他做完工作了終於可以回家時，我能聽出他的興奮。我理解他完全是出於好意說「我在路上了！」或者「快到家了！」有段時間，我把這些話當真了。我給女兒們洗完澡，推遲她們上床睡覺的時間，等著爸爸回來給她們一個擁抱。或者我先讓她們吃完晚飯，哄她們睡覺，我自己先不吃，點上幾根蠟燭，期待著和貝拉克一起吃。

然後我就開始等，等啊等，薩沙和瑪利亞的眼皮開始打架，我不得不把她們抱上床睡覺。或者我一個人餓著肚子等啊等，隨著眼皮越來越重，蠟油在桌上滴成了一坨，我的怨氣也越來越重。我慢慢發現，「在路上了」不過是貝拉克一貫的樂觀主義表達，只是表示他著急回家，但並不能表示他真正到家的時間。「快到家了」不是一個地理定位，而是一種心態。有時他在路上了，但是需要停下來和某個同事談四十五分鐘的話，然後才上車往回趕。有時他快到家了，但是忘了提一句，他要先去健身房快速地鍛煉一下。

在我們有孩子之前，這些可能都是小事，但是現在，作為一個做著全職工作的媽媽，伴侶有一半兒時間不在家，自己還要天不亮就起床，我感覺自己的耐心正慢慢消失，最終，到了一個時間點，它直接滑落懸崖。當貝拉克回到家後，我要麼沖他發脾氣，要麼他找不到我，因為我已經關掉家裡的每一盞燈，悶悶不樂地睡覺了。

我們都是根據自己知道的範式來生活的。在貝拉克的童年裡，他的父親是不在場的，他的母親不斷地來來去去。她深愛他，但是並不被他束縛。而在他看來，這種做法沒什麼錯。陪伴他的有山脈、海灘和自己的頭腦。在貝拉克的世界裡，獨立很重要。這在過去和未來對他都很重要。而我是在關係親密的家庭里長大的，在我們狹小的公寓里，在狹小的南城社區，我的（外）祖父母、姨媽舅舅、姑姑叔叔都在身邊，每星期日晚上，我們大家都圍坐一桌聚餐。在相愛了十三年後，我們兩個需要好好思考一下這些意味著什麼。

米歇爾與奧巴馬的早期照片

說到底，沒有他的陪伴我感到脆弱無助。不是因為他對我們的婚姻不夠投入—這一點我向來是確定無疑的，而是因為我從小在一個所有人都在場的家庭里長大，當有人缺席時我會感到非常失落。我容易覺得孤獨，加上還要照顧女兒們的需求，又感到憤怒。我們想要他在身邊。他不在的時候我們會想念他。我擔心他不理解我們的感受。我害怕他為自己選擇的道路—而且很明顯他依然想在那條路上走下去—最終會壓倒我們的每一個需求。在他幾年前第一次問我對於他競選州參議院席位的想法時，需要考慮的還只有我們兩個人。等我們有了兩個孩子，我才知道答應他從政對我們意味著什麼。我當時有了足夠的閱歷，知道政治對家庭向來不友好。早在高中時，我和桑蒂塔的友誼就讓我看到了這一點；後來在貝拉克的政治對手攻擊他留在夏威夷陪生病的瑪利亞時，我再次看到了這一點。

有時，我在看電視新聞或讀報紙時，發現自己會盯著那些置身於政治生活中的人—柯林頓一家、戈爾一家、布希一家，還有肯尼迪家族的老照片，禁不住想幕後的故事是怎樣的。他們都正常嗎？幸福嗎？那些笑容是發自內心的嗎？

在家裡，我們開始頻繁且激烈地爭吵。貝拉克和我深愛彼此，但是在我們的關係中心好像突然出現了一個解不開的結。我當時三十八歲了，看到了其他人的婚姻解體，這讓我想要保護我們的婚姻。我有親密的朋友經歷了讓人崩潰的分手，起因都是些小問題，由於沒有重視和缺乏溝通，最終形成了無法修補的裂痕。幾年前，我的哥哥克雷格一度搬回我們從小長大的公寓，住在我們母親的樓上，此前，他的婚姻緩慢而令人痛苦地走到了盡頭。

貝拉克也在努力改進，但是我做出了我的調整，它們幫助了我，然後也幫助了我們。首先，我下決心讓自己的身體變得更健康。貝拉克和我在同一家健身房鍛煉，老闆是一個性格開朗、善於激勵人的運動教練，名叫科內爾· 麥克萊倫。我跟著科內爾鍛煉了幾年，但是有了孩子以後，我的日程規律就被打亂了。我在這一點上的改變要感謝我無私奉獻的母親，她依然在全職工作，但是主動表示一周可以抽出幾天，早晨四點四十五分趕到我家，讓我可以在五點鐘跑到科內爾的健身房和一位女性朋友一起鍛煉，然後六點半回到家，照顧女兒們起床，為她們的一天做好準備。這個新的生活規律改變了一切：平靜和力量，這兩樣我擔心自己正在失去的東西，回來了。

在回家吃飯這個難題上，我制定了更適合我和女兒們的新規矩。我們定下時間表，然後嚴格遵守。每天晚飯時間是下午六點半，洗澡是在七點，接著是讀書、擁抱，最後在八點整熄燈。這個作息是雷打不動的，這就把責任放在了貝拉克身上，他要麼趕得上，要麼趕不上。對我來說，這比推遲晚飯時間或者讓女兒們一邊打瞌睡一邊等著和爸爸擁抱要合情合理得多。這回到了我對她們的希望，也就是我希望她們長大後內心強大、關注自己的需求、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老派的男權政治：我不想讓她們認為生活是要等男人回到家才開始。我要讓女兒們知道：「我們不等爸爸，是他要趕上我們。」

本文由出版社授權轉載，節選自《成為》—第十四章

《成為》

（美）米歇爾·奧巴馬 / 著

胡曉凱、閆潔 / 譯

企鵝圖書·天地出版社

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