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人來說，慾望只有兩種:得不到時打拚，得到後揮霍

新聞 02-05

杜絕慾望的年代，時刻閃爍著慾望的影子

我傾心於慾望的痛感

文/陳希我

本文首發於總第886期《中國新聞周刊》

我知道為什麼找我寫這個，因為我的寫作曾被稱為「慾望寫作」。並且因為我曾經留學日本，闡釋我作品時，常會聯繫到日本。

但其實，那時候日本已經不再是慾望的日本。「平成泡沫」破滅，「消費即美德」已經不再，及時行樂已經不能。雖然大前研一的《低慾望社會》還沒出來，但有了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街頭看到脖子上掛著粗粗金鏈條的，更多是在日本的中國人。中國人仍處在狂熱拜金期。

很多赴日中國女孩喜歡花花綠綠金光閃閃的衣裝，覺得那就是富裕。待久了才知道，那是人家「雞婆」的服飾。

那個國家給我們最大的想像，就是性慾。

那時我們二十來歲，慾火難耐，去脫衣舞場。這種地方一天內是不清場的，可以從早上泡到晚上。於是不吃不喝，扎在座位上，誓死要把幾千日元的門票成本撈回來。還要賺更多。哪怕是音樂震耳欲聾，哪怕台上表演山重水複，了無趣味，就是不退場。

金錢欲已成了對身體欲的折磨。

脫衣舞場里，似乎很少有日本年輕人的身影，基本是中老年人，那些拽著生命尾巴不肯撒手的大叔大爺們。日本年輕人怎麼滿足慾望？進出其他風俗行業的年輕人也不多。坊間出現了描述年輕人的詞：食草族。

不僅日本，歐美人也在慾望面前後撤，甚至包括剛作為「四小龍」被我們追崇的韓國。2016年，韓國小說《素食主義者》獲得「國際布克獎」，其中難說沒有歐美人對這個新晉東方現代國家的呼應。我的歐美朋友里很多是素食主義者，與信佛無關。

再往前看，我們還可以看到「左翼」思潮，法國的，日本的，義大利的，美國的……但不包括中國。2018年，西方「白左」成為眾矢之的，中國人也跟隨糟踐之，但是否有人想到，當初「白左」產生，正是來自對物質發達社會裡飽享慾望的反動？或者說，是「吃飽了撐的」。這跟中國完全兩回事。中國人還像海綿一樣猛吸著物質。

我出生在物質極度貧乏的年代——60年代初。用大人們的話說，能夠活下來已屬不易。

但人既活著，就會有慾望。

為了讓食慾得到滿足，父親在菜湯里撒胡椒粉。福州人傳統飲食講究清淡，吃不得辣，就連蔥蒜都會導致上火。但父親說，辣一下，嘴裡的飯就會趕緊吞下去，飯就下咽了。

父親是出名的會發明生活小竅門的人，但他這理論簡直是悖論。難道我們奢侈到了厭食的地步嗎？必須用騙的方法讓自己吃食？這是生理需求與慾望需求的矛盾。

中國人有智慧，有很多「窮開心」的方法，比如我母親，為了讓孩子喜歡，折騰出不少「假」的食物。那年代「瓜菜代」，糧食不夠，地瓜干來湊。但我們小孩偏是餓死也不願吃地瓜的主。母親於是像千千萬萬家庭主婦一樣，把地瓜干磨成粉，然後用一個木模板壓成月餅的模樣，喊著「月餅來啦！」端上桌來。那模板是借來借去的，刻有精美的月餅上常有的圖案。除了難以下咽的口感，地瓜餅確實像極了月餅。

物質不夠，想像來湊

。在那樣的年代，我們被要求艱苦奮鬥，從精神上來解決慾望。雷鋒那雙打了補丁又補丁的襪子，比新襪子還讓我們傾倒。我至今還不喜歡穿新裝。

那時候曾聽夥伴吐露「落後」甚至是「危險」「墮落」的言論。電影里，壞人都是花天酒地，有吃有玩，他說：我想當壞人！

但指導者仍然是知道調動慾望的作用的。對外宣傳，不能用艱苦樸素。或者是既知對方已是無可救藥了，於是順應了他們的慾望？在福建對台「前線」，台灣那邊常用汽球飄來政治宣傳品，但裡面夾著美金；大陸這邊呢？也宣傳品加家鄉土特產，台灣大陸籍的人多，鄉情必須有所附麗，就以物慾為附麗。

當然還有起義空軍獎賞多少多少的。我們看著新聞，羨慕的是他們能拿到那麼多獎金。

在杜絕慾望的年代，其實時刻都閃爍著慾望的影子。

到了「國民經濟到崩潰的邊緣」，改革開放是必然的產物。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年，幾乎所有回憶都關乎慾望的解放與滿足。改革開放前，我一個親戚拍結婚照，有意把左袖管提上一些，為的是露出腕上的上海手錶。但沒幾年，這張照片就成了笑柄。台灣手錶遍地，式樣也漂亮得多，有的還帶夜光。福建漁民跟台灣人以魚產換取工業產品。那時候全中國，最時髦的地方不是廣東，而是福建沿海。不僅有台灣手錶，還有台灣布、用台灣布做成的喇叭褲，還有台灣來的「三用機」，連同音樂，鄧麗君、校園歌曲……其實鄧麗君校園歌曲很快就不能刺激我們的慾望了，還有張帝。慾望是黑暗的，沒有抵達黑暗，就只是淺層的慾望。於是有了社交舞會，「黑燈舞」「貼面舞」……

然後，是接著的「嚴打」。福建就有舞會被當做聚眾淫亂來處理的。

於是又提倡學習雷鋒艱苦樸素的精神，抵制資產階級思想。1982年7月11日，在西安的第四軍醫大學空醫系大三學生張華為救一個69歲的掏糞老人，跌入三米多深、池口只有兩尺見方的蓄糞池，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這是一個剛剛出現的英雄典型。張華被批准為革命烈士、優秀共產黨員。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授予他「富於理想，勇於獻身的優秀大學生」榮譽稱號，全國開展學習英雄張華的運動。

十年前，《新京報》紀念「改革開放30年」做系列回顧，我應約寫80年代初的張華事件。我有機會查找一些資料，其實張華也有凡人的生活趣味。他愛美，留長頭髮；學校不允許男女同學單獨在一起，但他卻公開談戀愛；他喜歡聽「靡靡之音」；他還私自修改軍裝，他犧牲那天，就是外出去改軍褲。但這些都被隱去了。就因為關乎慾望。

回想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國有兩種方針交替：一是放開慾望，一是收回慾望。

對中國人來說，只有兩種人生：

一是慾望得不到時的打拚，一是慾望得到後的揮霍。

於是我們為了滿足慾望，把資源吃光了。2019年來臨之際，最常見的說法是「過緊日子」，或「共克時艱」。

於是有人說中國也要進入「低慾望時代」了，類比日本，乃至歐美。我倒覺得有區別。人家是尚有資源，慾望後退；我們資源在哪裡？日本人降低慾望，更多的是對鋪張的反思與收斂。日本「失去20年」真的是失去嗎？日本人有著強烈的危機意識，而知識分子本就是監視著社會肌體的「牛虻」，他們的使命就是在哪怕健康的軀體上尋找弊病。

這跟我們的專家相反。我們的專家們也會談論慾望，他們類比人家慾望社會，說是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殊不知同樣是慾望，我們大不一樣。也許有人會說：我知道不一樣，區別在於：我們慾望勃發源自極度貧乏之後的饕餮。但不僅如此，更重要的，還有規則瓦解之下的暴力。

這樣的時候，對寫作者倒是書寫的好時代。中國應該出偉大的書寫者，紀實的，虛構的，理論的，形象的……至於文學，那是對慾望的起義。

說到文學，我們很容易想到這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不少人知道他是偉大的作家，但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個禁欲主義者？也許不少人知道，但又多少人知道他早年卻是個縱慾者？我們讀到《復活》時，是否想到那個卡秋莎，就可能是他當年的某個縱慾對象？但托爾斯泰確實也像聶赫留朵夫那樣懺悔過。他用寫日記來懺悔，用寫作小說來洗污。但這並不影響他繼續照干不誤。他甚至還把責任推給女人：「女人把我引入歧途。」列夫·托爾斯泰終生性慾高亢，到了中年，甚至在他已經皈依之後，他仍然在禁慾與縱慾之間掙扎。

所以，

所謂「起義」，並非一勞永逸地令行禁止，而是嘩變，以及永無停息的動亂

。

作為總是在「慾望書寫」上被闡釋的作家，外界往往只在爭論：該不該寫慾望？觀點是明確的，邏輯是單向的，無論挺我還是貶我。但其實，我自己覺得並沒有答案。當慾望被控制時，慾望書寫成了反叛的力量；但當慾望泛濫時，慾望書寫反成了媚俗。但我的腦子仍然並不如此涇渭分明。那種一泄即快的慾望不是文學。我甚至不知道慾望是快感的，還是痛感的。或者說，我傾心於慾望的痛感。也許正因為這點，讀者、評論者覺得我書寫的慾望跟別人的不同，我的小說於是幸運地被當做「純文學」來接受。因為我寫的是悖謬的慾望。反慾望？也並不準確。準確地說，文學寫的是慾望的分裂。在裂縫中，幽暗呈現了。

不，是黑暗。不，是黑暗底下閃出光來。可以舉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睡美人》的例子。年老體衰的老人去「睡美人俱樂部」滿足慾望，但是他的慾望被禁忌，躁動、退縮、冒瀆、掙扎，面前的妓女成了伴隨他生命最後旅程的佛。

當然，底色是絕望的，死亡是絕對的，所謂救贖，是在認可了黑暗之後的。

曾經，我在闡釋我的小說《抓癢》時說：

我寫的不是婚外情，是無路可走之下用網路視頻手段堅守愛。可惜沒有被認可。

也許那只是文學的邏輯。

也許還是應該回歸凡人的邏輯，我不僅是作家，還是凡人；儘管我非常想只在文學中活著，但我無可挽回地已經被規定了「凡人」這個「本質」。這個「本質」是被「物化」的兒子、丈夫、父親、職人……那麼，「物化」的「慾望」應該是什麼樣呢？尤其在這個即將到來的「物艱」的2019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作者系著名作家，著有《放逐、放逐》《抓癢》《移民》，小說集《我們的苟且》《我疼》等。

值班編輯：孫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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