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靖康之難」會讓北宋航船突然傾覆？

為啥「靖康之難」會讓北宋航船突然傾覆？

把富裕的北宋比成一艘華麗的航船，應該沒有誇大其詞，可這艘航船卻在航行途中突然傾覆，人們連翻船的原因都沒來得及搞清楚，這就讓人摸不著頭腦了。因為翻船的節點恰好在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因此人們把這一年稱之為「靖康之難」或「靖康之恥」。「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這是民族英雄岳飛在《滿江紅》詞中的仰天長嘯。

「靖康之難」讓大宋航船突然傾覆，讓王朝雪崩似地坍塌，這其中既有一些客觀原因，但更多的是人為的主觀因素造成，靖康之恥到底是誰造成的禍害，這個話題在南宋以後一直都很熱門。

讓北宋翻船的靖康之恥的禍首，人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貫，這位大宦官確實在陝西戰場立下大功，但他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藝術家皇帝違背祖宗家訓，挑開宋遼戰端，將文明葬送在了大宋的巔峰時期。而他的同夥蔡京、王黼、趙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責任人。

但是，這一群思維方式奇特的人是怎麼掌握國家大權的呢？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現在有些人把禍首認定為宋太祖、宋太宗，認為是他們閹割了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而造成了靖康之禍。甚至有人把責任扣在孔夫子頭上，認為是儒學造成了漢民族的「文弱」。為什麼對靖康之恥這麼重大的一個歷史教訓的認知，到我們的時代突然變得這麼混亂？事實上，南宋以後，人們對靖康之難進行了深刻的總結並且基本認定其罪魁禍首就是王安石。

靖康之恥的真正原因既不是什麼「文弱」，也不是什麼「守內虛外」，而是滅遼這個近乎弱智的決策。而這一弱智決策正是一群掌握朝政的弱智者們作出的，宋徽宗、蔡京、童貫、王黼這些人為何能夠身居高位並且沆瀣一氣，破壞宋朝長久以來穩定的決策機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黨。

「新黨」這一身份，還得從王安石的「熙寧變法」說起。熙寧變法的具體內容完全正確，大多進入宏觀經濟學的經典教材，也是現代國家具體採用的經濟政策，這足以證明王安石是個奇才。但是，他試驗這些政策時方式太過激進，對經濟的一時傷害尚在其次，而這場變法造成的「新舊黨爭」才是靖康之難的主源頭。王安石才華卓越，為官清廉，但非常遺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卻沒有一個好東西。曾布、呂惠卿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圖打著改革的名義獲取政治利益的投機分子。《宋史奸臣列傳》中共列有二十一人，其中十四人在北宋，而十四人中又有十二人都是新黨人士。請注意，「新黨」、「舊黨」這樣的辭彙並非所謂舊黨人士發明，而是新黨人士在朝廷內部人為劃分出的陣營，政治投機商們便通過這樣的陣營打擊異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輕時信任王安石，是新黨的支持者，後期非常後悔，轉而支持舊黨。而其後執政的皇帝、太后在新黨和舊黨之間反覆切換，將黨爭的風氣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遺憾的是，最後的勝利者仍然是新黨及黨魁：宋徽宗。

雖然最後的新黨不再像王安石那樣不理智的強推新法，但他們的政治風氣卻已經形成。眾所周知，權力的制約和內部平衡是一個權力主體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權力制約設計，皇帝、台諫、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約態勢，相當穩固。但是新黨人士為了自身利益，無原則的和皇帝合作，壓倒了反對勢力，形成了制約很小的權力陣營。這種風氣在曾布、呂惠卿身上已有體現，在蔡京、童貫身上更是發揮到了極致。按照宋廷的決策機制，做出一項戰略決策需要通過很多環節，接受很多監督，並非某些人頭腦一熱就能通過。伐遼這種智力不正常的戰略，明顯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過的，只有皇帝、首相、總司令沆瀣一氣的時候才能通過，這就是權力失去制約的結果。

中國長期以來堅持以儒家學說選拔人才，這是一套經過長期實踐檢驗了的、穩定而又與時俱進的道德體系，不是由時人隨意捏造的實用標準。在這套客觀標準下，任何當權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隨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會形成沆瀣一氣的官場風氣。但是這種機制也總有失誤的時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給撞上了，造就了「新舊黨爭」，讓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亂政之實。

要操作好一場改革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並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或別有用心的人就會把改革弄成壞事。譬如，慶曆新政就是一場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後的熙寧變法卻是一場很壞很折騰的「改革」，雖然這場改革的理論意義重大，但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傷害卻難以彌補。韓琦、富弼、文彥博等重臣在慶曆新政中都扮演過激進的改革者角色，但這些人到了熙寧年間卻是熙寧變法的最堅決反對者，不是因為他們老糊塗了，而是因為他們深刻理解改革對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影響，反對王安石這種急躁冒進的活動。

然而，一幫退休老幹部要和當朝宰相抗衡畢竟有些難度，范仲淹已卒，他的兒子范純仁後來也官至宰相，與名臣司馬光、蘇軾等成為舊黨的領袖，但他們都沒能阻止新黨得勢。很顯然，韓琦、范純仁這些人既非抱殘守缺的愚者，也絕非爭奪私利，他們反對熙寧變法確實是從國家民族的角度出發。

靖康年間，金軍背盟入侵時，宋人就已經認識到了熙寧變法的危害，削除了新黨奉給王安石的很多稱號，並把他從孔廟中請出來。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聲討王安石的浪潮，明朝人也經常總結宋朝敗亡的經驗，絕大多數把王安石定為罪魁禍首。明朝內閣首輔大學士葉向高的《宋論》認為，人臣爭勝是最大的禍害，會擾亂正常的綱紀，製造不和諧因素。而小人和君子是自然存在的正常現象，善政的關鍵不在於消滅小人，而在於避免小人當權，不給小人爭權奪利的空間。然而，熙寧變法造就的新舊黨爭，卻為「君子」和「小人」的爭奪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台，尤其可怕的是，新舊兩黨輪流執政。早期的宋神宗支持新黨，後期轉而支持舊黨，之後的高太皇太后支持舊黨，宋哲宗又轉而支持新黨，之後向太后又支持舊黨，宋徽宗親政後重新確定新黨統治。當然，《宋論》中不是用的「新黨」和「舊黨」，而是直接使用「小人」和「君子」這一對辭彙。

小人和君子爭鬥實在太激烈，雖然宋朝的黨爭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亂到了極點，產生了極大的內耗，將原有的良好行政風氣滌盪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貫等人沆瀣一氣的決策層。正是這個近乎於弱智的決策層，做出了滅遼這個弱智的決策，導致了靖康之難。

所以說，像中國這樣一個非常大的國家，是很難從外部打垮的，真正的崩潰必然來自於內耗。北宋後期的這場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它在新舊兩黨之間反覆動搖，反覆折騰。這樣一場大折騰能不動搖國家的根基，能不讓這艘華麗的大船千瘡百孔嗎？由此可見，北宋航船瞬間傾覆的主要原因就是王安石變法造成的惡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滅遼派認為遼國可滅的觀點，是建立在一個重大假設上，就是幽雲地區的漢族人民時刻呼喚著宋軍來「解放」他們，會積極配合宋朝的軍事行動和統治。然而，事實上這個假設並未成立，遼國治下的漢族民眾，從宋太宗時代就並未體現出對宋朝有特別的親近感，而是配合遼軍抵抗宋軍。童貫滅遼時，遼國漢族臣民更是奮力抵抗宋軍，宋朝短暫收取幽雲十六州後，設立的燕山府路治理也並不順利。遼國人對兄國宋朝的背盟深惡痛絕，時刻想借女真人之手實施報復，很多遼國舊臣，投在金國旗下並極力挑唆金國侵宋。遼國末任宰相漢人左企弓就以俘虜的身份，向金太祖極力建議：「勸君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耶律余睹、耶律馬五、郭藥師、蕭慶、蕭仲恭等遼國舊臣，都對金國快速南侵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靖康之難，無疑是漢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劫難。不僅給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是大宋王朝的百年國恥。而這場大劫難之所發生的根源，更是後人必須深刻認識和認真吸取的重大歷史教訓！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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