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哪一個王朝的法制最為繁密？

在中國歷史上，哪一個時代立法最為頻繁呢？不是按照法家理論建立的秦朝，也不是推崇嚴刑峻法的朱元璋時代，而是兩宋時期。梁啟超曾感慨說：「宋代法典之多，實前古所未聞。每易一帝，必編一次。甚者每改一元，必編一次。蓋終宋之世，殆靡歲不從事於編纂法典之業。其法典內容，非必悉相異，殆因沿前法，略加修正而已，然莫不裒然成一巨帙，少者亦數十卷，多者乃至數百卷，亦可謂千古之壯觀矣」，「由此觀之，宋代成文法之汗牛充棟，實有足驚者」。

再來聽聽宋朝人自己是怎麼說的——

南宋學者陳亮提過一個判斷：「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 我們以前總是習慣於認為，儒家輕法治而重人治。然而，恰恰是「以儒立國」的宋朝最重視「以法治國」，請聽陳亮的另一個判斷：「漢，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今日之法可謂密矣。舉天下一聽於法，而賢智不得以展布四體，姦宄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為，其得失亦略相當矣」。

與陳亮大致同時代的另一位學者葉適也認為，「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小大，一聽於法，雖傑異之能，不得自有所為，徒借其人之重以行吾法耳」；「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

葉適與陳亮同為南宋浙東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對身處的宋代有著一致的判斷：這是一個「以法治國」的時代。只不過，葉適對「法之密也」深感憂慮：「人之才不獲盡，有之志不獲伸，昏然俯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故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舉。」 陳亮則認為，法治乃是大勢所趨，不可更易：「天下之大勢一趨於法，而欲一切反之於任人，此雖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

北宋景祐年間，參知政事宋綬受宰相呂夷簡委託，編修《中書總例》四百一十九冊，總例編成後，呂夷簡洋洋自得，對人說：「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宰相矣。」 《中書總例》是指導宰相機構行使權責的法規。一名庸才只要遵循法規，便可以當好宰相，宋朝法制之繁密由此可窺一斑。中國網路的網友總愛說：美國人即使選出一個傻瓜，也不影響國家治理，因為美國人靠的是法治的制度，而不是人治。「傻瓜也能治理美國」云云，未免想像得過於浪漫，宋人呂夷簡說的才是歷史事實，只不過中國網友不知道自己的法治傳統罷了。

宋朝法律之密，還可以從司馬光提供的一組數目字看出來：元祐元年（1086）八月，司馬光在上哲宗皇帝的札子上說：「勘會近歲法令尤為繁多，凡法貴簡要，令貴必行，則官吏易為檢詳，咸知畏避。近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修諸司敕式所，申修到敕令格式一千餘卷冊。雖有官吏強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況於備記而必行之？」 元豐末、元祐初編纂的「尚書六曹條貫」就多達3694冊；「敕令格式」有1000餘冊。請注意這裡的量詞，是「冊」，而不是「篇」。

就法律門類而言，宋代的法律既有通行全國的「海行法」，又有隻適用於一司一路一州的「部門法」與「地方法」；既有刑法，也有行政法、民商法。司馬光所說的1000餘冊「敕令格式」是海行法，3694冊「尚書六曹條貫」大約就是部門法；宋綬主持編修的《中書總例》是行政法，而宋仁宗與宋哲宗時修訂的《天聖戶絕條貫》、《嘉祐遺囑法》與《元符戶婚法》，都是民商事立法，許多人說「中國古代只有刑法而沒有民法」 ，實為耳食之論。

就法律形式而言，宋代的法律又可分為律、敕、令、格、式、申明、斷例、看詳，等等。律一般指宋王朝的基本法《建隆重詳定刑統》（以下簡稱《宋刑統》）；敕在元豐以前泛指對《宋刑統》的補充立法，元豐之後特指刑事法；令在元豐以前也是泛指律令之令，元豐之後特指非刑事法，其中包括民商法、經濟法、行政法；格則是令的細則、行政程序；式指公文程式；申明是司法解釋；斷例即判例；看詳類似於立法說明、法律備忘錄。假如不是「法治」十分發達，法律完全不需要如此細分、細緻。

陳亮自稱「本朝，任法者也」，絕不是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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