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確定的時代已經結束，而理性的聲音也越來越少

一年過去，中國與世界、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我們的生活都為大問題所左右，於愕然之中，知識分子聲音的消失或者湮沒於嘈雜，更增添困惑與茫然。或者，此時可能是拐點將現。而在任何時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見識者更是指引我們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們「2018 年度圖書推薦」希望儘可能多元化地介紹一些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書。

依照舊例，我們視野所及的書，采編人員都已經讀過，並以真誠態度介紹給讀者。

我們也藉助特約作者之力來一起完成。他們總是得風氣之先，而且見解更加深刻。在此一併感謝。

1.

「但願有朝一日我們能選一位真正的商人當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總統時，洛克菲勒感慨。 2016 年 11 月，他的遺志已經實現。

實在是糟透了。

與很多人分析接近，商人重利益，以利益來思考得失，好的一面是相信在利益的調配下，世界會向最優化的那個結果接近。壞的一面是，政治世界對利益完全有另外一套考量。

雷蒙·阿隆說：「假設人們會為利益而犧牲他們熱愛的東西，我們這個世紀所獲得的經驗就會被否定了。」阿隆說這句話的大背景是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托尼·朱特在 2002 年引用這段話是告誡 911 之後的人們應該學會「遺忘」，如果巴勒斯坦始終只記得驅逐、土地應用、經濟剝削，以色列只記得阿拉伯世界的圍攻，那麼中東和平永遠不會實現， 911 的悲劇還會再現——創傷記憶對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獨有的，如果想解決衝突，「遺忘」或者妥協才是可能唯一的出路。這才是 20 世紀應該留下的經驗。

人們不會為了利益而犧牲熱愛的東西。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在法國統治之下的生活毫無疑問要比在取代法國的本民族專制政權統治下的生活更好些。這樣的說法放在許多曾經由英國統治的前殖民地身上也成立。但是，衡量一個地方的生活好壞不完全是從當地的收入水平、人均壽命甚至安全來考慮。

這個道理，商人特朗普未必能弄清楚。

珍妮弗·霍曼斯為托尼·朱特編輯了他的最後一本書《事實改變之後》。這本書是托尼最後幾年發表的文章、演講的合集。珍妮弗·霍曼斯是托尼·朱特的遺孀。她在序中列舉了托尼那龐大深邃的思想庫中諸多陪伴者：凱恩斯、以賽亞·伯林、雷蒙·阿隆、A.J.P.泰勒、伯納德·威廉姆斯、亞歷山大·蒲伯、菲利普·拉金、讓·雷諾阿、維托里奧·德·西卡、卡爾·馬克思、馬克斯兄弟、奧遜·威爾斯。「最讓托尼親近的人是加繆和奧威爾」。霍曼斯說，「托尼其實沒有自己的英雄，但許多已經故去的人一直陪伴著他，其中有他認識的人，也有他只在書里認識的人。」

所有人都已經去世了。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我們祖父那一代是如何應對類似的挑戰和威脅的。歐洲的社會民主制，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和「大社會計劃」都是對那個時代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做出的明確回應。

在現在西方世界，知道世界在自己眼前崩塌意味著什麼的老人已經所剩無幾。我們很難想像自由制度會完全崩潰，也很難想像民主共識會徹底解體，但就是這次崩潰引發了凱恩斯和哈耶克之間進行的那場辯論，凱恩斯主義的共識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妥協便在這場辯論中應運而生：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共識和妥協中成長起來的，然而現在它們的吸引力卻被自己取得的成功所掩蓋。

全球化是人類在 20 世紀後半期取得的諸多重要成功之中的一個，現在它被詬病，被它掩蓋的問題在它受到挫折之後迸發出來，而且動搖了一些根本的對普適價值的信任體系，繼而新的難解之題似乎也由它而起。解決者，落在全球化受益的兩個大國身上，只是，一個恰巧來了一個商人出身的總統，希望世界進入到他所理解的利益分配當中，另一個則正走出舊世代，既不適應自己的重要角色，也沒有找到駕馭自己與世界相處的方法。似乎一夜之間，世界回到了重商主義時代。

托尼·朱特去世也將近 9 年了。「知道世界在自己眼前崩塌意味著什麼的老人」在這個世界裡不但所剩不多，而且也沒有多少共識了。理性的聲音越來越少，這世界向著「 20 世紀白過了」的可怕現實逼近。這是這個時代里最大的困境。

2.

一個國家，人們突然停止了死亡，死神不再扮演人類生活的核心角色。起初人們欣喜若狂，但很快，各種各樣形而上的、政治的、實踐的「尷尬」開始回到他們的世界。天主教會意識到，「沒有死亡就沒有復活，沒有復活就沒有教會」。家有老弱者則意識到，只有死亡才能把他們從永世的看護中拯救出來。一個黑社會小團體出現，並將老人和病人們都偷運到鄰國（在那裡仍可以選擇死亡）。

首相警示君主：「如果我們不再死亡，我們就沒有未來。」

伊萬·克拉斯特夫認為西方全球化經驗與若澤·薩拉馬戈的小說《被中斷的死亡》中「關於永生的輕浮想像有些類似」。

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噩夢。就在幾年前，西方的許多人還傾向於將世界的開放看作所有麻煩的終結。如今這種熱情已經消失了。相反，我們正在見證一場反對「後 1989 」的進步自由秩序的世界性暴亂，那種自由秩序是以為人民、資本、商品和思想開放邊界來定義的，而現在這場世界性暴亂採取的形式則是以民主來反抗自由主義。

……

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民主在非西方世界傳播的矛盾效果是，「北美和西歐的一些被認為是統一民主國家的公民，不僅開始對他們的政治領導人痛加批評，同時，他們對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價值觀也更加玩世不恭，他們不太願意做任何可能影響公共政策的事情，反而更願意表示支持威權主義的替代性方案。」研究還表明，「年輕的一代不太在意民主的重要性」，並且他們「不太願意參與政治」。

《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中收錄了伊萬·克拉斯特夫的《多數的未來》。這些文章是歐洲知識分子——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宣布脫歐、歐洲陷於民粹主義和極右翼勢力抬頭以及移民困境之後——一次集體思考。

全球化「這個永生的輕浮想像」是這次集體思考的重要課題，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唯一課題。從 1999 年西雅圖反全球化第一次張目以來， 20 年過去，原來邊緣的、左翼色彩的反全球化思潮已經成為主流問題了。托尼·朱特在 2008 年獲得漢娜·阿倫特獎的演講中曾經警告：

一個新的美國世紀的承諾看上去並不是那麼確定。首先，我們之前也經歷過這樣的時代。經濟效率的邏輯必然會掃清一切，這是全球化的預言者的根本信條（這是一個很典型的19 世紀的謬誤）。但在上一個全球化偉大時代的頂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上看經濟效率的邏輯似乎真的會掃清一切，當時許多觀察家也預言民族國家將衰落下去，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即將到來。後來發生的事情與人們預料的當然不同，一直到 1970 年代中期，國際貿易、交通和流動性的水平才再次達到 1913 年的水平。國內政治的突發事件會推翻國際經濟行為的「法律」，現在它們可能還會產生同樣的作用。資本主義的影響力確實是全球性的，但其在不同地方的形式一直很豐富，現在也依然如此。這是因為經濟活動會塑造國家機構和法律規範，而國家機構和法律規範反過來也會塑造經濟活動；經濟活動深深植根於完全不同的民族和道德文化之中。

20 年之前，話題還在全球化的剝削、工人階級的失落等話題上展開，現在，它從體制層面被質疑：全球性的衰落、貧窮由全球化而始嗎？金融資本主義在全球化過程中拿走了大部分的收益，留給中產階級收入不斷下降的現實是不可避免的嗎？全球化最大受益國公認是美國和中國，但美國面臨的城市、中產階級、貧富差距問題一樣難逃衰落命運，這個時候被質疑的不僅是全球化，還有全球化賴以生存的整個西方商業文明價值體系。

托尼·朱特所說的，「經濟活動會塑造國家機構和法律規範，而國家機構和法律規範反過來也會塑造經濟活動；經濟活動深深植根於完全不同的民族和道德文化之中」——為了避免 20 世紀真的「白過了」，知識分子的持續思考值得關注。

3.

還是那個問題，關於我們現在引以為豪或者困頓的所有事件，都是新的問題。我們試圖從歷史中找尋答案是徒勞的。

例如，我們習以為常的現代城市來自於工業革命之後的生產要素的集聚，它並非全部繼承自中世紀以來的市場集散地的結果。但是當生產力要素髮生變化，最典型的莫過於從生產者集聚變為消費型城市——大衛·哈維所說「凱恩斯城市」出現，藍領工人——從英國工業帶到美國紐約、芝加哥、底特律所形成的中產階級陷入困境，怎麼辦？

城市中產階級的一個標誌是住房的私有化，當就業與居住地錯位的時候，古典自由主義認為的流動的勞動力供應會讓勞動力在就業市場中價值最大化也遇到了難題——有恆產者有恆心，但藍領就業機會消失，是否有足夠的現代服務業崗位提供，是否每個藍領工人以及他們的子女都有能力進入到現代服務業的就業競爭中去，當這些條件變化之時，怎麼辦？

《鄉下人的悲歌》據說是回答特朗普在銹帶地區獲得選票的說明。J.D.萬斯講述他所成長的米德爾頓地區三代人的悲劇生活。

房子成為悲劇：

從吉米·卡特的《社區再投資法》到喬治·布希的「所有權社會」，聯邦住房政策一直鼓勵人們擁有自己的住房。但在米德爾敦這樣的地方，擁有自己的住房要付出過高的社會代價：某一地區內的工作機會減少，房產的貶值使人們陷在這裡的社區而不能自拔。就算你想搬走也難以實現，因為市場早已一跌到底，你所擁有的房產價值擺在那裡，但根本沒人願花這樣的錢來買。搬家的成本也太高，以至於許多人不得不留在原處。當然了，那些被陷住的人往往是最為貧窮的。因為那些花得起錢離開的人早已選擇了離開。

福利制度也成為逆向獎勵的一個原因，為什麼工人階級拋棄了民主黨：

政治學者們早已費盡了數不盡的口舌來試著解釋為什麼阿巴拉契亞地區和南方地區的人們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從以前堅定地支持民主黨轉而堅定地支持共和黨。有的人把這歸咎於種族關係，以及民主黨對民權運動的支持態度。還有的人認為是因為該地區的宗教信仰以及福音派對社會保守主義的控制。對此的很多解釋都是基於許多白人工人階級所看到的事實，正如我在迪爾曼雜貨店所看到的一樣。遠在 1970 年代，白人工人階級開始支持理查德·尼克松，因為都有一種印象，正如某人所說的那樣，政府在「付錢給那些啥都不幹的人們！這些人在嘲笑我們的社會！我們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因為每天工作而受到嘲笑！」

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一書中，南茜·弗雷澤的文章《進步的新自由主義還是反動的民粹主義：一個霍布森選擇》從上層設計和更久遠的歷史沿革中發現了J.D.萬斯的米德爾頓悲劇之源：

進步的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大致發展了近 30 年，並在 1992 年隨著比爾·柯林頓的當選獲得認可。柯林頓是美國「新民主黨」——可以看作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曾領導的新工黨的美國版本——的首要設計師和領導者。為取代由製造業工人聯合會、非洲裔美國人和城市中產階級結成的「新政聯盟」，他組建了一個由企業家、郊區居民、新社會運動和年輕人構成的新聯盟，大家通過擁抱多樣性、多元文化主義和婦女權利來宣揚他們現代的、進步的善意。儘管贊同這些進步觀念，柯林頓政府仍不忘討好華爾街。將美國經濟轉交給高盛黨人的舉措，解除了政府對銀行體系的管制，並商定了加速產業空洞化的自由貿易協定。被棄置一旁的是美國中西部的「銹帶」——這裡曾是新政社會民主黨的大本營，如今則成為將選舉團交給唐納德·特朗普的地區。

過去 20 年中失控的金融化逐步蔓延，使該地區以及南方的新工業中心遭受了巨大打擊。

柯林頓政策由包括奧巴馬在內的繼任者延續下來，工人群體，特別是從事工業生產的人們，生活條件日益惡化。簡言之，工會勢力削弱，實際工資下降，臨工增多，以及「雙收入家庭」的興起取代了已被廢止的家庭薪資——柯林頓主義對這一切負有重大責任。

我們面臨的新問題，不意味著我們不能繼承先賢的智慧，以及他們把握問題的能力。知識分子至少在這一點上為我們指出脈絡可循之處，我們從中會得到啟發。

托尼·朱特在生命最後幾年對以色列問題一直念念不忘，作為一個 1960 年代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並身體力行參與以色列公社的建設，到晚年對以色列的反思，他意識到以色列的問題與美國在 911 之後所面對的問題有極大的相似性，一旦美國人也進入到以色列的思維模式中，對世界的破壞顯而易見。

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中，伊娃·伊魯茲以以色列為例為我們講述了「民粹主義或自由派精英的危機」——特朗普為什麼會贏得選舉，銹帶地區為什麼民粹主義流行，自由派如何在這種步步後退中把20 世紀的偉大經驗、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精神喪失殆盡。

以色列建國之初，來自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被猶太復國主義集團劃分為一個單獨的、統一的類別——米茲拉希猶太人，它被給予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來自西歐和東歐的猶太人——阿什肯納猶太人——不同的身份。確切地說，米茲拉希猶太人開始就成為了一種類似於「法國的馬格里布勞動力、英國的殖民地人口、德國的土耳其人」的地位（或許還類似於中國的「農民工」）。

儘管在世俗化和對現代文明的把握上米茲拉希猶太人更西方化一些，但他們相對低的政治地位還是決定了他們被忽視的命運。

所以，當右翼修正主義運動領袖貝京接納了米茲拉希猶太人，他們就再也不屬於工黨了。這是以色列在民粹主義路上越走越遠的開始。伊娃·伊魯茲說：「這是以色列政治的大爆炸，我們可以由此事件追溯到民粹主義政治的誕生，左翼不可挽回地瓦解，以及族裔和種族的認同政治轉向。貝京接受米茲拉希猶太人為猶太人，繼而提供了左派所無法提供的東西：在猶太性的基礎上與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平等。」

再接下來，米茲拉希猶太人成立了自己的超正統派的宗教性質政黨——原教旨主義沙斯（Shas）黨。而諷刺的是，「米茲拉希猶太人的原教旨主義在他們到達以色列之前尚未形成」。

沙斯成為了組織工人階級的唯一政黨。通過一個大型的慈善機構網路，它為飢餓的孩子提供膳食，幫助貧困家庭，開展宗教教育。簡而言之，它進入了國家和左派沒有到過的地方。

這就是為什麼沙斯能夠改變米茲拉希猶太人的價值觀：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現代城市，經歷的是一個世俗化的過程，但通過沙斯和利庫德，他們退回到一個倒退的原教旨主義政治中去。

而左派們當時在忙些什麼呢？「學術界和知識分子完全忽視或完全否認了米茲拉希猶太人的困境，他們主要為婦女和同性戀而鬥爭（對阿拉伯少數族裔也不那麼突出）」。

伊娃·伊魯茲說，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例證，「這樣一個巨大的階級和種族衝突就位於以色列歷史的中心，然而在最大程度上為人們所無視，正是它從背後推動著以色列所有的政治」。

它告訴我們了什麼？

右翼民粹主義興旺發達，因為工人階級的世界不僅已被整個資本主義所摧毀，而且也為文化上的進步精英所貶低——從 1980 年代起，這些進步精英的知識和政治能量只集中在性別和文化的少數群體上。一旦工人階級的世界被忽視和破壞，就可以通過承諾已經失去的種族、宗教和族裔特權來修復。

特朗普的勝選應該喚醒全世界的左派了。無論文化精英和保守工人階級的不同世界已經變得怎樣地兩極化，左派都必須傾盡全力重建一個道德的生活世界，這個生活世界已被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漣漪效應撕得粉碎了。倘非如此，從長遠來看，自由主義恐怕註定是要滅亡的。

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已經發生的還不夠嗎？保羅·梅森在《克服對自由的恐懼》一文中回憶起弗洛姆眼中 1920 ~ 1930 年代的德國。

弗洛姆總結說，它不僅是由經濟所招致的不滿所推動，而且是被一種「對自由的恐懼」所推動的。在當時的德國小資產階級和一些工人中間存在的威權主義思想，使他們以「渴望被操控」來應對自己的無能為力。

儘管勞工團體和自由的、天主教的資產階級對納粹主義強烈抵制，但這種抵制最終還是崩潰了。究其原因，第一是因為人們「內心疲倦和想要放棄的狀態」；第二是由於 1919 ~ 1923 年間德國工人所遭受的失敗這一客觀存在的遺產；最後是因為，大約從 1930 年開始，抵抗的意識形態已被耗盡。

4.

這當然不是危言聳聽。

歐洲與美國之間的對抗，以美國勝利而告終。這個對抗的本質是歐洲認為的那個理性主義的、誕生於啟蒙時代的歐洲精神與資本主義的、工具化的美國之間的對抗。以我們的局外者身份看，歐美本是一體。但於歐洲人來說，他們寧可相信列寧的蘇俄，也要對資本主義的美國保持警惕。

托尼·朱特在《重估價值》一書中引用雷蒙·阿隆觀點，談及馬克思主義對歐洲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來自於啟蒙時代和古典自由主義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計劃，就像它移植和吸收的更早的社會主義夢想一樣，是我們時代偉大的進步敘事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它共享古典自由主義——它的相輔相成的歷史雙生子——的觀點，對現代社會及其各種發展可能性作出了樂觀主義的、理性主義的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明顯轉折——斷言即將到來的理想社會將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是一種經濟過程和社會動蕩的資本主義之後的產物；這種轉折到 1920 年時幾乎很難讓人相信。但是從原初馬克思的分析影響下產生的社會運動，在幾十年時間裡繼續被談論並成為行動，彷彿他們仍然相信這個轉型計劃。」

在另外一本書《未竟的往昔》中，托尼·朱特進一步探討在 1960 年代，當古拉格、大清洗已經為世人所知的情況下，為什麼蘇俄還是吸引了激進的歐洲知識分子。

從一開始，它就沉醉於浪漫的想像，同時宣稱自己根植於法蘭西思想和政治中為人所熟知的古典的、理性主義的關於進步的事業。斯大林主義者傲慢地聲稱要「改變人性」，這不僅將蘇維埃的事業與歐洲啟蒙運動的道路緊緊相連，同時藉由其違背常理的宏大而吸引了同情。這是一個真實的普羅米修斯打造的國度。因而，即便蘇維埃對未來的設想並不是最好的那一個，但至少在幻想破滅的戰後西歐知識分子的眼中，它因其抱負而具有誘惑力。奇怪的是，知識分子本能地就懂得，儘管 1917 年的革命聲稱是一場「工人革命」，但在本質上，卻是一場比 1848 年革命表現得更為明顯的「知識分子的革命」。列寧、托洛茨基或是斯大林給出的關於奪取和維護權力的理由，在俄國和其他地方，最強烈地吸引了——也確實真正地對他們言之成理——那些精通始於 18 世紀晚期的法國的激進思想傳統的知識分子。

對於 20 世紀中葉的知識分子來說， 20 世紀業已落空的承諾已經不再有吸引力，而共產主義代表了世界復魅的僅存的希望。通過 19 世紀早期為爭奪法國大革命的遺產同自由主義的鬥爭，現代社會主義思想獲取了自身的風格和內容，理解這一點是大有禆益的，因為在這個問題上，當社會主義再一次陷入同揮之不去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幻象的鬥爭當中，作為「互相敵對的兄弟」，它了解並能準確地抓住對方的缺點。

這是歐洲與美國最大的不同。在歐洲知識分子掙扎於啟蒙何去何從時，工具化的美國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通過全球貿易把自己變成燈塔國。

作為一個普適價值的信仰者，當然相信這一切偉大成就來自於自由主義在 18 世紀以來的實踐。「四個寬泛的思想指引著自由主義的實踐，並將自由主義的故事整合為一體，它們分別是：承認社會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倫理和物質衝突，不信任權力，對人類進步的信心，以及對人的尊重。」

沒錯。

但就像歐洲知識分子所鄙夷的那樣，美國真正吸引人的可能並非是這一偉大的啟蒙傳統，而是「有錢」。

美國向世界傳遞的真正信息一直是經濟富足，而非自由。美國存在一個巨大的中產階級，在世界歷史上是第一個這樣的社會，即財富的分布不像金字塔形或樹形。作為一個「豐裕的民族」，美國人擔負得起大都市區邊緣地帶或低密度住宅這種所費不貲的居住模式。

《馬唐草邊疆》一書中引用了戴維·波特的洞察。它是否是最銳利的洞察並不是最重要的，它引申的問題可能更殘酷一些。

那就是，當美國不再富裕的時候，它還會有自由燈塔國的力量嗎？

歐洲與美國競爭失敗——在上個世紀初其實就已經有了定論，在 1980 年代不會再有任何異議——的真正悲劇也不在於歐洲變得貧窮，而在於美國的工具化的、功利性的價值標準成為了幾乎唯一的標準。以往我們會誤把自由主義、啟蒙、理性主義的光榮傳統與富裕的志得意滿聯繫在一起。

但隨著美國的衰落，這些偉大傳統也連帶著被質疑了。

歐洲知識分子可能真正的擔憂在於，美國式成功在本質上認可並臣服於任何形式的經濟崛起——不管它是來自威權主義、來自於內部殖民主義式掠奪、來自於對人民的壓榨。世界面對嶄新的無可名狀的龐然大物，已經沒有什麼力量來抗衡了。

歐洲與美國之間漫長的競爭、漫長的落幕，遺留下來的可能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值得再回顧一次上一節結束時，弗洛姆的擔憂。

5.

有兩個寓言。

一個來自於卡夫卡：

遠方傳來了號角聲，我問僕人，這是什麼意思。他一無所知，也一無所聞。在大門口，他攔住了我，問道：「主人，你上哪兒去？」「我不知道。」我說，「我只想離開此地，只想離開此地。只是要離開此地，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我的目標。」「那麼你知道你的目標？」他問。「是的，」我回答他，「我方才不是已經說了么：離開此地。這就是我的目標。」

另一個來自於霍布斯鮑姆：

我們面對第三個千禧年的心情，就像那個不知名的愛爾蘭人被問道，該怎麼走才能抵達巴利納欣奇時，他沉吟了一會兒然後回答：「如果我是你，我不會從這裡開始。」

這種困頓，在分別經歷了幾十年和十幾年之後，成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最真實的寫照。

霍布斯鮑姆為他的寓言總結：然而，這裡正是我們的起點。

2009 年 10 月 19 日，托尼·朱特最後一次演講提醒我們正視世界。

我們也已經度過了一個穩定、確定的時代，認為經濟會無限期增長的錯覺我們曾經也有過，但這一切已成為過去。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在經濟上會沒有安全感，在文化上也面臨不確定性。我們確實比二戰以來任何時候都缺乏對我們的集體目標、我們的環境福祉或者人身安全的自信。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孩子將繼承一個怎樣的世界，但我們不能再欺騙自己去假定我們的世界中令人寬慰的部分一定會在他們的世界延續。

在獲得漢娜·阿倫特獎的演講中，托尼·朱特稱阿倫特是一位「人們內心平靜的破壞者」。他認為這是阿倫特最優秀的品質。它應該也是托尼·朱特和所有直面問題、不隱諱心中所想、並勇敢地告訴世人：現在錯了——的知識分子們共有的優秀品質。

我第一次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時候並不喜歡，我當時是個熱血的社會主義者加猶太復國主義者，阿倫特在書中的結論讓我非常不安。但是從那以後到現在的這麼多年中，我認識到阿倫特最優秀的品質都在此書中得到展現：

直面讓人痛苦的問題，尋求解決方法；

不附和官方觀點；

不但在她的批評者中間也在她的朋友間激起論爭；

最重要的是，她會挑戰被人廣泛接受的觀念，讓人們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些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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