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郭帆：除了「土法特效」和人海戰術，他還靠什麼追逐好萊塢？
這場持續四年的長跑，對於郭帆和他的「小破球」來說，起點剛剛被更新。
在《流浪地球》上映的一周前，記者在郭帆導演工作室見到他，見面後郭帆說了第一句話：「我今天上午，吃了48小時的第一頓飯，干這行，特別適合減肥。」
忍飢挨餓，長時間賽跑，幹掉問題，這是郭帆和《流浪地球》從2015年至今的狀態。
看階段性衝刺的結果，《流浪地球》跑贏了。春節檔第三天，流浪地球票房已突破7億，在兩天之內一路衝到日票房第一位，領跑2019年春節檔。
但人總對餓肚子有著深厚的記憶，在餓肚子的狀態里如何繃住了，是一門挨過餓、跑贏了，才能思考的問題。
你在跟誰賽跑？
賽跑，需要先有一條跑道，對於郭帆來說，這條路叫工業化。
跑在前面的選手是好萊塢。2014年底，郭帆和寧浩、路陽、陳思誠、肖央幾位導演被電影總局去安排到派拉蒙觀察學習，目的就是讓創作者們看一看中國電影和美國電影工業的差距。
當時沒有一個人天天把工業化這幾個字掛在嘴邊，但每一個導演都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回來之後就開始做這個，因為差距實在太大，跟他們比我們都是手工作坊，我們蹬著自行車，人家法拉利已經開出去了。所以大家回來之後，都去做和電影工業化有關的事情。十年時間，好萊塢很快就能學會如何拍中國觀眾喜歡的電影，所以我們在這十年里，一定要想辦法至少趕上好萊塢中上游的水平，才有可能與他們同台競技。」
《流浪地球》是他的實踐，他為自己划下了一個標準線。對比好萊塢，一個新IP新項目從無到有，需要兩年半到三年的實踐。得益於好萊塢完整的工業流程，電影項目的時間節點，從開機籌備到殺青都十分精確，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在以年為單位的流水線上批量產出。
「正常來講兩年半到三年，漫威電影的周期大概都是這樣。如果拍續集，時間會縮短，基本一年半到兩年可以做一部。而《流浪地球》是從零開始，所以做了四年時間。」
在當時，想起跑就很難。在郭帆試圖起跑之時，《三體》電影版剛剛難產，整個行業對科幻電影的抵制情緒很強。除了投資和技術方面的各類硬問題，還有人直接表示「中國民族就沒有科幻想像力。」
這等於還沒起跑就先被罰下場，郭帆當時就非常不同意這一點：「一個能寫出西遊記的民族，怎麼可能沒有想像力？」在後來的採訪中，他再一次重複了這個觀點，不是缺乏想像力，而是「想像中那種寫實的，能夠讓觀眾絕不懷疑這個世界的技術，我們暫時是做不到。」
我們落後別人多少步？郭帆回答：特效基本上能趕上韓國，但距離好萊塢還有一定距離。科幻片離《阿凡達》的差距將近10年，跟《星際穿越》的差距會更大。
不過，在跑過半程後，郭帆開始重新定義自己和《流浪地球》作為科幻片里的位置。
他的定義跳出了傳統的中國敘事：注重元年，看重第一名。《流浪地球》在狂轟濫炸的宣傳下，已經和「中國科幻元年」「第一部作品」牢牢綁定，在別人看來，「小破球」和郭帆，就是「科幻」班裡最優秀的學生。
但郭帆自己已經不大讚同這個說法，就像他的跑道劃定的界限一樣：「我們應該每年都有若干部科幻片，一部又一部地出現，過了很多年後，我們往回看，原來是從這個點開始的，那時候，這一年才能被稱為『元年』」。
他在試圖帶著所有人一起跑。
各個方面，從零開始
在《流浪地球》之前，有太多的人在討論，中國科幻片缺什麼，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一部真正高水準的國產科幻大片出現。
但從《流浪地球》的製作過程來說，可以說是什麼都缺。
《流浪地球》的故事幾乎是像一次接力賽：北京文化宋歌用了不到十分鐘，就決定力挺。開始做後期，預算再次告急，北京文化追加預算成本，2018年5月，《流浪地球》主要出品方之一萬達影視撤資，吳京帶資進組零片酬出演……
在《流浪地球製作手記》中，他們詳細記述了流浪地球的編年史：從劇本對於人物的重視，到蘇聯工工業風的美學風格，他們花了四十來頁詳細記錄影片的「世界觀概述」、場景、人物、道具、自然現象、特殊名詞，為了這個世界觀的編寫，他們花了八個月。
所有實現的背後，都是靠劇組成員的努力：預算不充足，分秒必爭的時間，英雄拯救世界的文化無法共鳴，懂技術的製片管理找不到人。這四個在開頭就被郭帆和中影進行溝通的四個大問題，只能靠人一個一個往上撲。參與《流浪地球》的人員從最初的六七百人，到最後發展成為7000人。
預算不充足，追加；時間不夠，劇組成員不睡覺；製片管理找不到人，只能依仗信任和現場解決問題的能力。文化共鳴，他們選擇了「中國人靠集體主義化解世界觀念」的大方向。製片管理找不到人，那就只能靠「土法特效」和人海戰術。
在這漫長的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的戰鬥中，郭帆偶爾會陷入一點關於「我是誰，我在幹什麼」的迷惑思考，但這種思考的間隙是短暫的。
「三年每天都只睡三四個小時。自己獨處的時候最困難，閉眼一腦門子官司，睜眼醒了又有一堆事兒等著。」
國產工業化，複製能幾何？
在開始拍《流浪地球》之前，郭帆是個非常工業化的導演，他的努力方向很明確。但在《流浪地球》進入到最終的衝刺階段後，他開始敏銳地發現，好萊塢工業化的體系，並不是每一個細節都可以原樣搬回國內，而這些無法複製的文化細節，很可能是令一個項目直接夭折的深層原因。
他認為工業化需要明確理念，標準化，量化，拆分成一個個項目組，才能提高效率，這是最底層的邏輯。最開始拆分的是劇本，《流浪地球》有八個編劇，大家通過編劇軟體分工協作，統計出每個角色對白量，場景使用次數，觀察每個人物的戲份曲線。
「如果發現第一男主角台詞比第二男主角還要少，那肯定就出問題了，我們的編劇軟體可以分析情節點是否充分，人物的比重過高還是過低，幫助編劇們達到三幕七個情節點的基本要求。」
他們最終完成了一個資料庫式的劇本，分類，拆分，進而對接道具、攝影。美術，每個角色需要什麼，都建立在資料庫式豐富而立體的劇本層面上。
但資料庫不是萬能鑰匙，郭帆表示，科幻片的建置和人物每場戲的戲劇衝突是最大的難題。沒有黃金比例，沒有標準模型。「前期建置戲劇衝突不夠，一開始的視覺奇觀，又會蓋住戲劇本身的張力，所有我們很難把控比例的大小。」
關乎情感的細微之處最難測量。郭帆在好萊塢觀察到了契約型社會體制下，工業化的管理模式流程設計的推進模式，但那些在國內無法複製。「我們是個人情社會，在管理的過程中，太尖銳就會受到抵制，必須在推動的過程中付出更多的柔性、人性化的東西，才可能動員起所有人。」
人性化是電影里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鏡頭內如此，在鏡頭外亦如是。拍攝國產影片，你需要一些情感上的「軟體」，來彌補真正硬體的不足。同時，工業化高效率的手段是一種輔助，而非直接幫你抵達終點。真正的金子，在挖掘到最後，才能找到。
郭帆體會到，這是一個漫長的醒悟過程。「就像回家的母題一樣，拍片子，拍到最後才發覺，看上去我們是往外跑，其實我們都是往家回。」
「你回家的方向好像是在前方，其實應該在身後。直到那時候，你才能找到那句對你最重要的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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