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王朝

如果要用一個概念來概括宋代的政體，我覺得最恰當的詞應該就是「共治」或「共理」了。「共治」（共理）並不是新詞，最早見於《尚書》，是舜帝開創的範式：「通賢共治，示不獨專」。在宋人的政治言說中，「共治」、「共理」之說也不鮮見，如北宋文彥博對宋神宗說：君主當「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南宋御史陳淵說：「夫士大夫，天子所與共理者也。」作為一種政體的「共治」，涵義很明確，意即天下非君主一家私有，君主當與士大夫共治國家。

其實「共治」一說，《漢書》也出現過，漢宣帝說，「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郡守）。」唐朝時，太宗皇帝也曾對群臣說：「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不過，漢唐皇帝所說的「共治」（共理），只是將士大夫當成輔政之工具。到了宋代，當士大夫向君主提出「共治」的訴求時，已經當仁不讓地將自己當成治理天下的主體，而不是輔政的帝王工具。

那麼士大夫以什麼途徑與君主共治天下呢？宋人的理解是，通過法定的程序成為執政者。這個「法定的程序」就是科舉制，在1000年前，科舉制就如今天的民主制一樣偉大，使無數優秀的平民，不論出身如何貧賤，都有機會成為執政者。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他微時便立下宏願：不為良醫，便為良相。後來范文正公果然成了執政官，「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

按宋人的政治觀念，以宰相為首的政府，才是治理天下的執政主體。君主只是國家的主權象徵、最高的仲裁人，地位尊貴，但最好統而不治，垂拱而治。所以，程頤才會告訴哲宗皇帝與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天下治亂系宰相」，而不是「系君主」。後世崇尚皇權專制的清朝皇帝乾隆，也才會對這句話特別不爽，御制文章批判程氏目中無君。但在宋代，士大夫甚至認為，宰相非君主之附庸，宰相治理天下的權力也非君主所賜，而是來自士大夫對道統的繼承。王安石就對宋神宗說：「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為賜也。」

因而，宋人認為，君臣只是分工不同，「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當宋朝君主表現出攬權的傾向，侵犯政府（臣）的權職時，立即就會引發群臣的強烈抗議。我們如果去看宋代士大夫進呈皇帝的劄子，會很容易地讀到很多反對君主攬權的言論（而在清代大臣的奏章上，基本上就難覓其蹤了），因為君主攬權的行為，顯然是跟宋人的共治理念，跟宋代的共治政體是格格不入的。

北宋熙寧二年（1069），由於宋神宗露出專斷的苗頭，富弼直接批評皇帝：「內外之事，多出陛下親批，恐喜怒任情，善惡無准，此乃致亂之道。」君主攬權，被視為是「致亂之道」。

南宋時，「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太常丞徐誼上書說：「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告誡皇帝不要自以為聖明，與臣下爭勝。

淳熙四年（1177），秘書郎呂祖謙在入對時也告誡孝宗皇帝：「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因此，請陛下「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遍察」，您沒那麼聖明。

後來宋寧宗登基未久，也有攬權的表現，朱熹便極不客氣地上了一道劄子：「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台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朱熹的意思很明確，君主熱衷於獨斷，即便天縱英明，所做決策「悉當於理」，也決不是什麼值得稱道的「治世之體」。

咸淳三年（1267），因為宋度宗時常繞過政府，下發手詔給親信封官，監察御史劉黻便質問皇帝：「臣睹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劉黻越說越激動，放出「長此以往，國將不國」的狠話來：「今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台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為國？」

那劉黻認為正確的治國之道又是怎樣的呢？他說，「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要求宋度宗回到與士大夫共治的正軌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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