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完年我也不走了」折射理性回歸
春節期間，見到朋友們在北上廣漂著的孩子，問起他們的情況，幾個青年人表示，「過完年我也不走了」，準備留在家鄉找一份新的工作。
近日，經濟觀察報有一篇文章《再見，北京！過完年我就不來了》，講了在北京工作的女青年林丹的故事。2008年，為了上大學，她坐K字打頭的車，歷時8個多小時來到北京，從此在北京漂了10年，今年她坐G字打頭的高鐵，用了不到3個半小時回到位於山東某二線城市的家鄉。經過跟父母的長談，她準備考個教師資格證，去離家不遠處的國際學校當老師，年薪約有30萬元。
林丹只是北漂滬漂廣深漂中的一員，而從媒體報道我們發現，像林丹這樣過完年不再回去的青年人正在多起來。所以要恭喜他們，是因為這是一種進步，是一種理性的回歸。
相比而言，北上廣深這些大城市，有更先進的文化理念，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有更好的公共服務，有更簡單的人際關係，這都是吸引年輕人的地方。但是，在這些城市，同時也有較大的生活工作壓力。在《北京女子圖鑑》里張超跟陳可算了筆賬，講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在北京的外地人是沒有歸屬感的。如果他們要結婚，就不能一直租房子，而要買套房子。如果張超有了足夠的錢，可以在北京首付一套還不錯的房子，但是未來的30年，他們倆每個月都要一起背負月供，每天睜開眼想到的就是——債。而日前由國家衛生健康委流動人口服務中心主辦的《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評估報告》研討會上的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收入中有近三分之一用於租房支出，過高的房租收入比成為流動人口在城市融入中的最大負擔。原來是買不起房，現在甚至是租不起房。
而反觀一些二線城市，通過近年來不斷加大力度的深化改革，從城市理念到就業機會，從公共服務到社會風氣，與超大城市的差距正在逐漸縮短，而居住成本卻成為優勢。數據顯示，2018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比上年末下降0.8％，這是1997年以來的常住人口第二次下降。根據了解，上海此前也經歷了常住人口負增長的情況，主要原因是外來常住人口下降明顯。這與實施減量發展有很大的關係，也與一些青年人主動離開有關。
說是個人的進步，是說青年人的觀念在轉變。幾個青年人告訴我說，現在關鍵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去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而不是如何留在什麼地方。相比而言，在北上廣深沒有優勢，但是回到二線城市，原來的磨練和觀念，卻成了現在的優勢。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如果說「北上廣深容不下肉體，三四線城市容不下靈魂」，那麼二線城市至少可以是兩者都可以兼容的城市。
從社會進步來說，互聯網、物聯網、交通網、政務網的日漸發達，使得更多城市變得越來越便利，而「放管服」的深化改革，公平性和便捷性使得青年人在尋找機會時，不再過度擔心人際關係的影響。回到家鄉生活壓力減輕後，更有利於個人的自我發展，那麼還有必要在北上廣深僵持著嗎？
或許還有一些三四線城市的現狀還不能令青年人滿意，但是相信隨著這些城市的改革發展，同樣會有青年人回到自己的家鄉。但實事求是地說，我並不認為青年人一開始就留在家鄉就是好事，我們應該鼓勵他們去北上廣深去漂幾年，多經歷一些，幾年後再回到家鄉。我們或許可以把這種做法稱為「曲線就業」，但這一定是螺旋式上升。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二三四線城市，真正要追趕的，是大城市先進的文化理念。畢竟，城市的競爭，最後比拼的是文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活的改善，人們自我完善的追求更多地指向了城市文化。（丁慎毅）
（來源：中國青年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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