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百年前日俄戰爭，俄國計劃佔領日本！為何最後慘敗，太搞笑了！

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是20世紀最早的一次帝國主義爭霸戰爭。日俄戰爭的爆發，固然是日本先開第一槍，日本是這場帝國主義戰爭的挑動者，對這場戰爭的爆發負有重大的責任。但沙皇俄國對這場強盜戰爭，並不是當初自己宣傳的那樣，是是日本「背信棄義進攻」了俄國，對俄國「發動了侵略戰爭」。

早在19世紀的九十年代，由於俄國積極推行遠東政策，日本加緊實施大陸政策，狹路相逢，已經有人斷言日俄戰爭不可避免，俄國政府甚至預計到發生戰爭的時間在1903?1906年之間。因此俄日兩國都對戰爭進行了長時期的大規模的軍事準備。甚至於同日本相較，俄國戰前的軍事準備在不少地方甚至是走在日本前面的。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第一，是俄國最早確定了對日戰爭的方針，且此方針愈往後愈加冒險。早在中日甲午戰爭後的1895年，俄國就制定了同日本開戰的「作戰計劃」。俄國在遠東作了一系列的軍事部署，僅擬集中於吉林的軍隊，就達22個營，26個騎兵連，70門炮。計劃規定，如果日本拒絕放棄遼東半島，立即對日宣戰，艦隊馬上截斷日本軍隊的通訊聯絡與海上交通，並從海參崴派出由2~3營。一個炮兵連組成的登陸隊在朝鮮登陸，佔領一個港口。但是由於日本接受了俄德法三國的通牒，表示從遼東半島撤出，俄國的上述計劃才沒有全部實施。

1895年計劃，是俄國制定的第一個對日作戰計劃。此後，俄日兩國正面交手，日本自知準備不足，決計卧薪嘗膽，來日與俄國一爭短長。俄國自恃國大力強，步步進逼，在遠東加快了擴張的步伐。俄日矛盾日益白熱化。隨著遠東形勢的演變，俄國制定了一個又一個的對日作戰計劃。1900年以後的作戰計劃中，甚至有把「戰爭移至日本本土進行」，即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戰」的內容。但是為了避免東西兩線作戰，沙皇俄國放棄了這一不切實際的想法。

第二，是俄國最先開始了針對日本的戰爭準備，且這種準備愈往後規模愈大。1894年，俄國遠東的軍事力量為步兵30個營，騎兵33連，炮兵9連，炮74門，要塞炮兵和工兵5連，共30,506人。從1895-1904年，俄國用9年時間把遠東兵力增加到了野戰軍達到9.8萬人，炮272門，邊防部隊2.4萬人，炮48門。這樣大的常備兵力出現在遠東，在當時是相當可觀的。

此外，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初，俄國在遠東僅有巡洋艦1艘，炮艦4艘，水雷艇12艘，翌年末，增至戰列艦1艘，巡洋艦4艘，炮艦6艘，水雷艇15艘。1897年11月，俄廷召開特別會議，強調在未來同日本的戰爭中，「艦隊將起頭等重要的作用，……我們的遠東艦隊一定要大大地超過日本艦隊」。到了1905年初，俄國的太平洋艦隊擴充到：戰列艦7艘，裝甲巡洋艦4艘，輕巡洋艦10艘，驅逐艦35艘，水雷母艦2艘，炮艦7艘，總噸位19萬噸。

第三，是俄國在遠東執行了咄咄逼人的「進攻性」的「新方針」和「揮舞拳頭」的政策，對競爭對手步步進逼。1903年5月7曰的會議上，沙皇尼古拉二世決定：「指示關東州長官要立即採取措施制止外國勢力進入滿洲，並會同陸軍大臣根據我們的政治經濟任務，明確了組織我國在遠東的戰備而必須採取的措施；會同御前大臣別卓布拉佐夫確定我們在滿洲和太平洋沿岸的政治經濟任務的實質，擬出妥善實現這些任務的方案。這就是5月7日會議確定的「新方針」，目的要在遠東實行「進攻性的政策」，不惜訴諸武力。這是俄國走向日俄戰爭的一個重要步驟。所以庫羅巴特金承認俄國是主動「吹響了號角」。

1903年9月，「遠東特別委員會」成立，主席由沙皇親自擔任。遠東事務特別委員會，集中了處理遠東問題的全部權力。10月，遠東總督府完成了對日作戰計劃的制定。其作戰計劃為：集中強大艦隊於旅順，迫使日軍不敢在遼南，而只能去朝鮮登陸，從而爭取時間，在遼陽、海城一線集結儘可能大的部隊；迅速從歐俄及西伯利亞調集援軍，援軍先集中於哈爾濱，待開戰七個月，優勢兵力集中後，尋敵反攻，把日軍逐出滿洲及朝鮮，最後登陸日本本土，消滅日本武裝力量。

為此，俄國在相關軍事要地部署大量兵力，並大搞軍隊檢閱和持續不斷的軍事演習。阿列克謝耶夫在對日問題上表現出異乎尋常地強硬，他多次表示：要「毫不含糊地使日本了解，俄國準備捍衛自己在滿洲的利益，如果必要，不惜訴諸武力」。1903年2月1日，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同沙皇談話時說得更懇切：「我們可以陸軍力量抵抗日本，日本在滿洲大陸上愈深入侵近我們，它的失敗就愈具有決定性。」

第四，是沙皇俄國的內政需要一場對外的戰爭，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制止革命。最初，在戰爭剛剛爆發，沙皇相信「戰爭會勝利結束」時，他曾公開承認：「我是戰爭禍首」。但臨到他所推行的遠東政策的必然結果——同日本戰爭時，他卻一反常態，表現出猶豫不決，憂心忡忡，內心裡充滿著種種的矛盾和激烈的鬥爭。一方面他不願放棄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眼看即將到口的肥肉，另一方面國內的形勢亦甚不妙，在下層群眾里，他的擴張行動更是不得人心，且由於狂熱地擴單備戰，造成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國內危機四伏。因此，他一會兒「憂慮」，一會兒「平靜」；時而「悲觀」，時而「樂觀」。這就是說，到了臨戰的前夕，他反倒對戰備、甚至對俄國本身感到不放心，對戰爭的前途覺得沒有底了。

1903年12月20日左右，大概是沙皇經過一段時間的猶豫之後最後下戰爭決心的時刻，庫羅巴特金在這一天的日記里寫道：「皇上還是希望不致發生戰爭。我把海軍上將阿列克謝耶夫有關一旦發生戰爭時使我國在遠東力量集中的詳細意見作了報告。在過去的悲觀主義以後，有很多的樂觀主義了」。這個「很多的樂觀主義」的表示，正是沙皇對遠東戰備成績的肯定。

當然，沙皇俄國的戰爭計劃、準備和兵力部署，更多的是紙面彙報的計劃，能否實際轉化為戰備和戰爭能力，又是另外一碼事。早在19世紀的90年代，恩格斯就曾指出：「俄國軍界把自己的戰鬥準備誇大到如此地步，即使外交界把他們所說的打過七折，也還會把軍隊的戰鬥力估價過高。」因此俄國的對日戰爭軍事準備，用恩格斯的「七折」論評定，也是恰如其分的。因此儘管沙皇俄國虎視眈眈，但打了折扣的戰備面對更加瘋狂的日本，就只有失敗這一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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