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竹內實(1923年至2013年)教授被學界譽為「現代中國研究第一人」。特別是他對當下中國的走向，對中日關係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及其出路的思考，不僅遠未過時，有些至今仍不失為有效的鎮靜劑、解毒劑。

中國「鄉巴佬」

1923年6月12日，竹內實出生於中國山東省張店（即今淄博市）的一個日僑家庭。父母均出生於愛知縣的農家，只受過高小教育，很早便來中國謀生。竹內出生的鎮上，住著二十來戶日本人家，可並不是像大城市那樣單獨辟出一塊日人屯駐地，而是與中國人雜居。

竹內的父親，早年曾救過一位被土匪綁票的地主的命（土匪雖然厲害，卻不大敢惹日本人）。地主出於感恩，貸了一塊地給東洋恩人。用這塊地，竹內夫婦建了幾間屋，經營了一爿和式旅館。一位中國廚師，會烹制全套的日本料理，生魚片、烤魚、燒蛋等，都很地道。附近的日本人，若想吃正宗日料的話，只此一家。「他們在旅館可以住宿、吃飯和洗澡，全都是日本方式，有一種回到『內地』的感覺。」（戰前，在國外的日本人稱日本本土為「內地」，而海外為「外地」）

竹內實五歲失怙。母親隱忍而有遠見，粗通漢語，對底層中國人富於同情心，常幫助中國苦力。旅館的客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還曾住過土匪頭子。竹內後來回憶說：「母親告訴我說：『土匪頭子住在這兒，看看罷。』」這種童年期的現場體驗，對日後成為漢學家的竹內實來說，是一種接合中國民間社會的「地氣」。

竹內在中國讀的是日本人學校。雖然鎮上只有二十來戶，滿打滿算四五十個日本人，但卻有一間日本小學校，「從日本來的校長和他的夫人，在一間教室里教著兩三個班級的學生。還有一位年輕的女老師。教科書也是日本文部省編寫的國定教材」。包括漂流海外的適齡學子，「一個都不能少」——日本對基礎教育之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可竹內的母親並不滿足於此，「母親的想法是，小時候學一門什麼技術，將來總會有些用處」。因此，從小學三年級起，便開始跟中國家庭教師修習漢語，力求學地道的中文。

十一歲時，舉家遷至「滿洲國」的新京（即今長春），直至在那兒受完初中等教育，於1942年（昭和17年）回國。雖然在中國出生，且長到十九歲，但礙於家庭背景，竹內實在中國並未見過什麼「大世面」。他晚年回憶說：「直到戰後的1955年，即昭和30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國竟也有那麼大的城市，覺得很是吃驚。」

祖國的陌生人

竹內實戰後，於1946年考入京都大學文學系中國文學科，走上漢學之路，恩師是一代宗師倉石武四郎。竹內一路追隨倉石，從京都大學到東京大學，出學部，入大學院，直到畢業後進入中國研究所。

東大時代發生的一件事，給竹內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1946年，中國作家謝冰心隨夫君、中國軍事代表團政治組組長、社會學者吳文藻訪日。因戰時，倉石曾把冰心的一冊兒童文學作品翻譯成日文出版，故帶竹內一起去作家夫婦落腳的公寓登門拜訪，並邀請她來東大講學。冰心講課時，便由竹內口譯。開講之前，冰心問了竹內一個什麼問題，竹內說自己是邊打零工，邊讀書。冰心聽後，介紹了一位想學日語的中方代表團成員。多年後，竹內回憶起來仍心懷感激：「那位成員給的講課費可真不少！我能把大學院堅持讀下來是托謝先生的福。」隨後，就聽說吳文藻先生辭去了代表團的職務，準備回大陸。「當然對我們並沒有那樣說，而是以得到了美國大學邀請的名目，離日赴港，從香港卻不轉美國，而是去了北京。據說在中國本土受到熱烈歡迎，皆大歡喜。這個行動給我們以很大的影響。」從此，在歷史性拐點上，知識分子的選擇、命運及其與國家的關係，成了竹內觀察、思考中國問題時的一條主線。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竹內實作為譯員和友好人士曾數度訪華，在當時無疑是一種殊榮。客觀上，也使他得以窺見中國社會的細部，體會到中日兩國歷史認識的偏差，賦予自己的學術研究以某種臨場感，同時也看到了某些日本左派人士意識形態先行的不靠譜。

1960年6月，竹內實隨作家野間宏率領的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訪華，團員中還有開高健、大江健三郎等名作家，在北京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

毛的接見是一個契機。竹內實後來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毛澤東專家，著有三種毛的傳記，是毛語錄和毛詩詞的權威翻譯、闡釋者。

與此同時，竹內的學術觸角開始向四周延伸，包括中國歷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魯迅研究、鄧小平研究、中日關係史等，視野所及，幾乎涵蓋了中國學的方方面面，且均有相當深度的開掘。

作為日本頂尖的毛澤東研究權威，竹內始終享有訪中的「特惠」，甚至在鄰國最黑暗的年代，也是少數幾個可以徜徉北京街頭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之一。因此，他遠比一般漢學者掌握更多的一手信息，這也許是他免於盲目的一個重要原因。甚至對「文革」持懷疑態度：

1960年我訪問中國時，曾會見過趙樹理和老舍，聽說這些人在中國都受到了批判，我覺得這種批判與人的信義是相悖的。而在日本研究中國的學者當中，卻有人在以前被其讚揚的劉少奇受到批判時，竟也反過來惡意地謾罵他。

我並非對劉少奇的過去全都肯定，但很討厭那些如此研究中國的日本人，便決心不再對劉少奇說壞話。自己曾經在一個討論會上發言說：「比起日本的革命家來，中國的反革命要更好一些。」

1968年，竹內以《訴諸毛澤東》的著名長文，肯定毛在「終結近代中國屈辱歷史」上的功績的同時，批判了「文革」造成的國家荒廢，不啻空谷足音。但在「左」「右」標籤滿天飛的時代，竹內卻感到一種被兩頭夾擊、動輒得咎的尷尬。因此，「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幾年以前，我已經與日本的日中友好運動疏遠」。作為從中國山東省張店「冒出來」、躋身精英學界的「鄉巴佬」，竹內原本就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劣等感，越到後來，越發覺得自己的「不合時宜」，有如郁達夫筆下的「零餘者」，是不折不扣的「祖國的陌生人」。

「友好易，理解難」

作為終生視中國為「第一故鄉」，不懈推動邦交正常化的漢學家，竹內實無疑是鐵杆的中日友好派。可弔詭的是，就在建交的「悲願」終於達成的翌日(1972年9月30日)，竹內卻在公明黨的機關刊物《公明新聞》上發表評論，談「今後的日中關係」，明言「應該慎用『友好』二字」，指出「今後的中日關係，無疑取決於我們對近代以來日本的歷史的認識」，「再不必去描繪那玫瑰色的夢」，主張日本應高調承擔戰爭責任。

竹內深知，1972年的建交，實際上是兩國政治家共同推動的、一種基於國家戰略的政治和解方案的實現，並非是基於兩國國民相互理解基礎之上的「水到渠成」的結果，「日本民眾其實對中國並非多麼感興趣，毋寧說態度倒有些冷淡。這就是事實」。

在日本的近、現代歷史上，日本與作為「國家」的中國進行交往，並非是自今日才開始的。

日本與清朝或中華民國，都曾有過外交關係。然而，正如歷史告訴人們的，在清朝，日本曾在其領土上與俄羅斯打過仗；到了中華民國時代，又扶植過「滿洲國」、冀東政權與汪精衛政權，並未尊重過對方的主權。

從今以後，則似乎要重新與作為「國家」的中國打交道了。

那麼，我們當真準備妥當了么？遺憾的是，並非如此。

竹內指出一味高喊「友好」，未必就能實現「友好」的目標，甚至有可能適得其反。在竹內看來，所謂「友好」定位，起初就有問題：

比如我覺得，一開始應該先有日中協會；接著，應該是日中理解協會；最後，才應該成立日中友好協會。日中協會的會員可以多一些，而日中友好協會的會員少一點則無妨。至於「友好」是否會世世代代傳下去，那是很難回答的。

話說到這個份上，以時論的尺度衡量，竹內不只是「不合時宜」的問題，簡直就是「烏鴉嘴」了。可他卻我行我素，自有一番堅守：「對於民間的活動，政黨並不應該進行干預。」中日民間交流理應回歸「正道」，那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要知道，竹內形成這一番思考的時候，正值中日關係「蜜月」期，「日中友好」幾乎成了一種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雖然不斷有政治反對勢力出台「攪局」，但「攪局」的結果，卻反而強化了這種意識形態。在這種情勢下，竹內敏銳地察覺到，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日中友好」的思維定勢本身即是一種僵化，也未嘗不是中日關係大起大落、驟冷驟熱，動輒「打擺子」的初期癥狀（諸如寶鋼事件、歷史教科書問題、中曾根首相的靖國參拜、光華寮事件，等等）的病因之一。於是，屢屢質疑「日中友好」的提法，並前瞻性地預見了「友好易，理解難」的現實發展瓶頸，提出「改大聲的『友好』為小聲的『喜歡』」，甚至曾建議以平假名書寫的「喜歡」，來逐步取代用漢字書寫的「友好」。

在奠定中日關係基礎的基本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之後的1978年10月，竹內在《中央公論》雜誌撰文指出：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首先要有「關係」，其次則應該加深「理解」，才能「友好」發展，即所謂「關係—理解—友好」。當時，由於日本無視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我是贊成兩國首先恢復邦交，建立關係的。但是從前幾年開始，我覺得這種關係似乎被顛倒了。濫竽充數以求加深「友好」，或徒具形式的代表團接觸之類，這些並無意義的舉動和結果表明，按「友好—理解—關係」這種顛倒的順序，並想加強「關係」，是難以奏效的。

日中邦交恢復後友好關係突飛猛進的發展，對雙方當然都是有利的。但是，決不應該放鬆對「理解」這一中間環節的努力。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四十餘年的歷史表明，這種「友好」訴求先行，而「理解」滯後、發育不良的狀況，確確實實是制約兩國關係發展的結構性矛盾。竹內不僅看到了問題之所在，而且提出了解決方案，力主展開「作為文化問題的日中關係」研究，以期兩國關係能最大限度地「去政治化」，以相對客觀化的、正常的「體溫」落地。只有如此，才可望生根。竹內版超越「友好」的中日關係論確實不失為醒腦的清涼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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