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家」：從團圓時刻到矛盾爆發點

撰文/維舟

春節一直被視為每個中國人最大的節日，與其說是因為它標誌著一元復始，倒不如說是因為它象徵著「闔家團圓」這個中國文化中最大的願望。很多人可能都不乏這樣的童年記憶：春節是歡樂的節慶，而這種歡樂來自穿新衣、吃團圓飯、壓歲錢，以及不受限制地與親友玩樂，簡言之，那是願望得到滿足、限制得以放鬆的時刻。那是「家」所能給你的最好東西，至少在傳統上人們是這麼理解的。

不過，這些年來，「過年」已漸漸從團圓時刻變成了矛盾的爆發點，以至於有種戲謔的說法：「有些家庭過年，吵一架才算完整」。原本因為不在一起得以避免的矛盾，到這團聚的時刻都爆發出來了。對很多遠走高飛的年輕人來說，「回家」可遠不是意味著放鬆撒歡、滿足自己願望，恰恰相反，是要硬著頭皮回去「年底交賬」的時刻，意味著謹慎疲憊地去滿足家人的願望。網上流傳著各種面對七大姑八大姨「什麼時候脫單」的質詢時應對的「春節自救指南」，便是這種心態的寫照。

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的《春節自救指南》

到這一步，必須承認，這一代中國人的心理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難以逆轉的變化：如果說以前是出門在外總想著「葉落歸根」，漂泊在外總覺得凄涼，要回家平安團聚才感覺自如，那麼現在，很多人或許都會同意，他們遠離家門時還比回家來更為自在；即便是春節還鄉，也只是一個迫不得已要完成的任務（「不回來說不過去，回去就盼著早點過完」）。在這種情況下，「家」對現代中國人還剩下什麼意義？

家：保護你也束縛你

我們現在對「家」的矛盾感受與痛苦，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特殊時代的產物——只有在現代化過程中，這種衝突才特彆強烈。和幾乎所有傳統一樣，家庭既給人保護也束縛人，只是生活在傳統時代的人在面臨危險的外部世界時，更容易認同家族，體會到它所給予的保護；而對於我們這種在現代化進程中試圖掙脫家庭獲取自由的個體來說，感受到的卻主要是它所帶來的束縛。

人類學家許烺光早在數十年前就寫過一本《宗族·種姓·俱樂部》，分析三種不同文化之下的基本社會制度：中國的宗族、印度的種姓，以及西方的俱樂部。這裡最根本的差別是：宗族和種姓都是「原基的」（primordial），是你生來就有的，而不像俱樂部那樣可以自主選擇加入。這意味著，不管你的自身願望如何，你都不能改變自己在血緣上是某一家族成員這一事實。當然，任何社會的家庭都有這樣的特性，只是在城邦自治體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西方社會，更偏重給每個個體提供製度化的保障，使他們有權在一個流動化的環境中自主選擇身份認同。

許烺光的《宗族·種姓·俱樂部》

相比起來，中國傳統的小農社會是一個小範圍內頻繁密切互動的熟人社會，每個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皮底下，沒有什麼隱私可言；這樣一個社會之所以存在盤根錯節的關係，就在於它的流動性很低。傳統上缺乏法律保障，外部世界又充滿著危險，個人難以在這樣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因而「家」就是每個中國人最後、也最頑強的依靠。這符合經典農民社會的基本特徵：所有權、生產和消費均以家庭而非個人為單位，農民社會充滿著家庭主義的氛圍，要活下去，就得一家人齊心協力。也因此，中國人歷來注重的不是個體，而是家族的存續——不是「有你才有家」，而是「有家才有你」。

在這一意義上，「家」對中國人而言是一套綜合性的「生存機制」：它集繁衍、福利、救濟、生產等所有功能於一身，一個人活在世上的所有需求幾乎都可以從家庭中得到。反過來，有很多事都無法靠個人力量辦到（所謂「獨木難支」、「一個好漢三個幫」），在一個尚未完全市場化的環境中，很多服務、樂趣，更別說權利，僅僅靠錢還得不到，只能靠關係、權力和福利等機制來予以補充。久而久之，很多人都學會了盡量少花錢而充分利用這些「免費」的資源，而代價則是你難以從這一千絲萬縷的網路中完全獨立出來。生活在其中的個體，就像在一個小小的生態區位（niche）中進化的生物一樣，最佳生存策略就是適應這樣的環境，發展出對這一微觀環境的細膩適應力，最終形成穩定社會秩序的基礎。

宗祠

現代化進程破壞了這種穩定性。當歐洲列強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個工業化的中國首次登上歷史舞台。此後儘管有反覆，但總體趨勢是越來越多的人脫離土地，湧入城市。無論他們進城是出於什麼動機、生活得怎樣，這一流動性本身都使人脫離了家族的控制和原本親族之間的相互義務，中國的宗族傳統事實上再也沒能從這一打擊中恢復過來。所謂「結構決定心態」（structure is mentality），一個生活在充滿流動性的現代社會中的個體，註定與生活在穩定宗法社會中的個體有著迥然不同的精神狀態。

一百年前，李大釗曾說到一種無處不在的窒息感：「中國今日生活現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舊的性質相差太遠，活動又相鄰太近。換句話說，就是新舊之間，縱的距離太遠，橫的距離太近，時間的性質差得太多，空間的接觸逼得太近。」這番話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會讓很多人有共鳴。中國的現代化原本就有「追趕」和「壓縮完成」的特點，特別急驟，兩代人之間的代溝幾難避免，而家庭卻又被視為牢不可破、無可遁逃的生活單元，這就不能不使人矛盾糾結。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怕過年，因為過年團聚意味著不得不去面對那些已經很久不必面對的問題，有人說「一個現代人被強行拉回宗族社會能不怕嗎」，可謂一語中的。前一陣新北市長朱立倫說，過年時親友最愛問、而年輕人最厭煩的有十句話，諸如「今年有對象了嗎」、「打算什麼時候結婚啊」、「考上哪間大學啊」、「現在在哪裡上班」、「你現在薪水多少」、「什麼時候生小孩啊」、「要不要再生一個」——這一點上真是兩岸一家親，連三姑六婆的樣貌都沒差別，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基於熟人社會之間的「關懷」，沒有隱私與邊界意識，也就無法預料到這是對他人的干涉。正因此，有個戲謔的說法：「年關年關，就是關在一起過年。」

本來春節的習俗、乃至春晚的審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農業生活傳統的產物，而2011年中國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經邁過了50%這一關鍵臨界點（儘管數字有爭議），年輕一輩的趣味、審美、習慣均有了潛移默化的深遠變化，但春節習俗、父母那一輩的心態卻不是那麼容易調整的，甚至連年節內涵也不是那麼容易推陳出新、作出有彈性的回應，於是難免變得與越來越多人的現實生活脫節，不能適應人們已經多元化的口味。其結果，對很多人來說，「陪父母看春晚」乃至「回家過年」本身僅僅只是在「盡孝」，是屈抑自我來迎合家人的意願，暫時做一個「好孩子」，以維持一家人其樂融融相聚一堂的和諧表象。在李彬的漫畫中，春節回家就是面對一地雞毛，唯一可取的應對機制就是：保持禮貌，保持微笑，「家是身在遠方才會想念的地方」。

李彬的漫畫

這就是當下中國人所面臨的基本悖論：「家」原本被視為最溫暖的港灣，但對過慣了自由生活的人們來說，它又意味著唯一一大群你不得不面對的群體。無論你在外面是怎樣一個自我，回到家裡來，沒人在乎你有什麼興趣愛好，他們只是想知道你賺了多少錢，什麼時候脫單、結婚、生孩子。即便不是「一下被打回原形」，也至少意味著那些沉重的負擔又回來了，迫使你要按照家族的願望把自己塑造為一個社會人，而不是按自身的願望自由生長。

對年輕一代來說，他們離那個溫情的「鄉土」和「家族」太遠，已經回不去了。如果說以前還有「鄉愁」，那是因為長時間的鄉土生活經歷所鍛造的一種依戀，但在一個流動性逐漸加強的今天已被不可逆轉地消解了，不同地區的生活習慣未必再讓你不適，說不定還更便利而自在，反倒是回鄉面對親人時讓你更感不適。「無家可歸」已經不再是一個凄涼的詛咒，對那些迫切想要逃離故土束縛的人們來說，甚至算得是一個美好的祝願。

從生存機制到情感結合

雖然在春節里每個家庭都還儘力維持著圓滿的假象，畢竟怨恨和爭吵總要隱藏起來，然而，這樣一個「家」毫無疑問已經危機四伏。它之所以還沒有分崩離析，只是因為天生的血緣關係作為不絕如縷的紐帶維繫著人與人之間的基本聯繫，但卻不能得到人們發自內心的認同。

是年輕人已經不需要「家」了嗎？確切地說，他們不是不要「家」，而是想要一個自己能認同的「家」。即便那些迫切想要與原生家庭割裂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他們不要正常的家庭，倒不如說只是因為他們更珍視自我，迫不得已通過割裂來保全自己。由於家族/家庭的原基性，中國文化在傳統上並不注重個體的主動認同——儘管也會通過祭拜祖先等諸多儀式塑造認同，但那都不是基於你自由、自主地在理念上予以認同，理由很簡單，無論你父母怎麼做，他們都是你父母，這是無條件的認同，所以他們沒有必要太多顧及到你的感受。如果他們這麼做，那是你投胎運氣好，而不是他們必須如此。

但對當下的一代來說，要他認同當然是有條件的，就像對一個興趣小組、一個俱樂部、一家公司，是對其理念有認同才加入，不然就退出。對習慣了這樣理念的一代來說，讓他難以接受的一點是，家族既沒有「主動認同」一說，更沒有「退出機制」。這是一個靜態的、甚至鐵板一塊的單元，而不是顧及到每個個體的感受做動態調整。1987年，一項針對中國城市家庭的調查表明，中國父母認為子女最大的道德缺陷是「不聽話」；現在三十年過去了，這仍讓很多父母感到煩惱：子女成年後的獨立自主看起來似乎不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好事，而被看作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本來，個人主義與家庭價值觀並不必然矛盾。人人都知道西方傳統中有著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尤其是在英美文化中，按英國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的觀點，13世紀的英格蘭就已有相當發達的「個人主義的所有權」觀念；然而與此同時，英美文化也非常重視家庭。英國女王的聖誕演講，年年都不忘強調家庭價值；在美國，一個家庭價值觀有問題的政治人物不會討人喜歡，在選舉中通常很難勝出。

艾倫·麥克法蘭的《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

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卻導向一個特殊的結果：個體的解放，與家族/家庭框架之間出現了激烈的排斥反應。五四時期所說的「衝決網羅」，首當其衝要打破的就是舊家庭的框架。這一百年來的演變結果，是「大家族」逐漸分解為「小家庭」，問題已經不再是舊道德的束縛，倒不如說是代溝。在傳統的中國家庭中，最基本的原則是生活在一起的人要以他人感受為重，甚至屈己從人——哪怕是魯迅和胡適，都曾因為不忍拒絕母命而與自己不愛的女人結婚。這對現在自我權利意識高漲的一代來說當然已經無法想像，別說是結婚這麼大的事，就算在別的事上，他們也已經不願意再為了別人的感受而屈抑自我。

傳統大家庭的和睦，靠的大抵都是「相忍為安」。傳說唐代張公藝九世同居，都相安無事，唐高宗好奇問起其故，他拿過一張紙，寫了一百個「忍」字。不過，僅僅「忍」其實還不夠，還需要一家之主能維持基本的公平公正，秉持每個人都能認可的「道理」。問題在於，現代權利意識的興起，不僅使人難以再一味忍受，而一些家長的舊觀念也不再能得到認可。很多家庭矛盾的中心就是父母的偏心，所謂「扶弟魔」，往往從女兒那裡盡量汲取來給兒子。更有甚者，有時女兒明知父母偏心，但成年後反而會儘力反哺父母，希望能獲得缺失的愛與認同，結果卻是父母還是和以前一樣，把從女兒那裡得到的都儘力貼補了偏愛的子女，女兒因此生出更多的不滿與怨恨。

由於家庭結構未能調整回應個體的需求和情感，其邏輯結果是：個人主義的興起，加速了中國家庭的瓦解。由於中國家庭原本就偏重「生存機制」而非自發的情感紐帶，其結果，很多子女在分家後往往把原有大家庭當作一種可以不斷索取的資源。1991年的電影《過年》中，李保田、趙麗蓉飾演的老夫婦在新年等來了五子女回家，但在團圓的表面之下，他們卻幾乎人人都以各種理由，想著能從父母那裡撈一點，最終老人傷心離家。這個故事恐怕在中國無數家庭上演，父母往往都為子女承擔著無限責任，在這種權利與責任不清的家庭中，如果又不再齊心協力，最終往往就是每個人都想著盡量為自己多撈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個體解放對中國式家庭而言就變成了一種離心傾向，人們往往隱含著道德批評和不情願，但僅靠這樣不足以阻止其瓦解，只有每個人的權利得到釐清之後，才能避免。

《過年》的電影海報

家庭的美滿，是無法依靠假象來維持的，只有個人意志在其中得到容納、尊重，一個人才能發自內心地認同自己的家庭。這恰恰是很多中國家長難以學會的一點，因而那些關係最為緊張的原生家庭，往往就是家裡的弱者（女性、孩子）的自我意志被一再漠視、壓制的家庭，人非草木，在這樣的長久的壓抑中，想要逃離是很自然的想法。如果家庭的「結構」不做彈性調整，僅僅埋怨孩子們不願意回家來，是無濟於事的，要讓他們「常回家看看」，就得重新贏得他們的愛。

公平地說，很多父母也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即便是現在六十來歲的父母也未必就一定「傳統」，他們或許不能太新潮，怕人說閑話，但也不能太落伍，緊跟一步，看到同輩人接受新事物，也會仿效。老人並不就是已經完全沒有可塑性了，他們也有自己的潮流和引領潮流的新派，看到時勢的變化，他們也知道時代不同了。何況現在家庭的長輩，在成年時也剛趕上改革開放，這一代人的很多觀念就已經不像以往那樣一成不變了。儘管從子女的角度看，父母似乎還固守舊習，但如果耐心傾聽下就會發現，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做出了很大讓步、妥協與調整。他們只是還未一步到位地轉到這樣的心態：給子女自由，也就是給自己自由。

已經長大獨立的子女，是不可能再重新像小時候那樣「聽話」地乖乖呆在家裡了，以往那種「個人離開了家庭就無法生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家庭原有的諸多功能都已逐漸剝離出去：它通常已不再是一個生產單位，也無須承擔福利和救濟的職能，甚至連僅有的繁衍功能也履行得不大好。一個人傳統上只能求助於家庭的許多需求，如今絕大部分都可以在家庭之外的環境中（尤其是市場上）得到滿足，在這種情況下，以往那種因為「有求於人」而不得不維持的親族網路已經喪失了原有的社會功能，只剩下純粹的血緣關係和感情紐帶；而此時如果感情又不密切，就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有一次和母親談到這些，她說：「要有感情，就得有人肯付出。」在她那種傳統家庭觀念看來，所謂「感情好」其實仍是家庭成員慷慨、忍讓的結果，而每個人都堅持自我權利則必然導致爭吵。這是一種功利的感情觀，假定感情只是附著在實際利益至上的親近，也不相信家庭這樣邊界模糊的領域內能像陌生人一樣理清楚權利邊界。這是一種特殊的情感，因為傳統中國家庭內部幾乎談不上人際距離，也就很難撐開一個隱私空間，一如社會學者翟學偉指出的，中國人關係的生成，首要特徵是持久並缺乏選擇性的「捆綁性紐帶」，「這種感情不來自互動雙方的吸引或喜歡，而來自中國人所說的日久生情」，「不是感情促使關係得以穩固，而是穩固的關係培養了感情：或者說不是感情決定關係，而是關係決定感情」。

在現代社會，即便是在家庭內部，也已很難這樣。這不僅需要兩代人之間更平等的交流所塑造的愛，也需要給每個人更多自我空間——親子關係已經並不必然決定感情，至少感情已確定無疑會影響親子關係。這可能意味著家庭成員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感，但或許反倒更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上海作為一個經歷過深厚現代化洗禮的中國城市，親戚關係和「年味」都相當淡漠，我小時候在鄉下，總覺上海人特別冷淡，哪怕在親子之間也相對獨立、算得很清，但這幾年倒是漸漸意識到，這自有其好處，也只有兩代人都得到自由與自我，「家」才能少一些不堪承受的重負，多一些情感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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